1.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斯蒂芬·M·沃尔特认为特朗普主义并非真正的革命，而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权力再分配。
2.与真正的革命不同，特朗普主义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普遍性诉求，更像是在利用焦虑情绪和民粹浪潮。
3.沃尔特指出，特朗普主义并未构建出一种可供他国模仿的“新模式”，而是采取一种常见的民主倒退路径。
4.然而，特朗普主义在加拿大、德国、英国等民主国家催生了中间派与主流政党的重新团结，推动其对抗极端主义。
5.沃尔特警告，特朗普主义背离了美国建国的初心，可能导致历史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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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在这篇由哈佛大学国际关系著名学者斯蒂芬·M·沃尔特（Stephen M. Walt）撰写的文章中，作者透过对革命概念的深度解析，尖锐地指出了特朗普“革命”实则并非真正的人民起义，而更像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权力再分配。文中探讨了革命与战争间的历史纠葛：当革命以群众动员、推翻旧体制为主要特征时，很容易引发外部干预或自觉扩散的冲动，从而导致冲突升级。然而，特朗普主义并不符合这种“自下而上”型的大众运动特质，反而是在体制内部由失意精英合谋推动，对传统政治文化、外交原则和宪法精神进行颠覆和改写。看似要“改造美国”，实际上却在刻意拆解既有规则，以迎合部分选民对往日辉煌的想象与偏执。
在对比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以及伊斯兰革命等典型案例后，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革命往往拥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并带着一种要“改天换地”的理想主义使命；而特朗普则更像是在利用焦虑情绪和民粹浪潮，通过“再次伟大”这种对过去的浪漫化幻想，来恢复某种曾被淘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这种策略或许会在短期内收割选民“情绪红利”，但难以在全球范围形成大规模连锁效应，因为它缺乏真正的社会变革动力，也缺乏革命浪潮所需的普遍性诉求。
更值得深思的是，特朗普主义的潜在破坏性在于其对国际规则体系、自由市场、盟友关系等“二战后美国主导秩序”的刻意削弱。它不但助长了以“民族主义”“排外主义”为旗帜的极端思潮，也为其他有意倒退或专制化的政权提供了某种精神援助。沃尔特在文章中反复强调，革命从来不是子虚乌有的“形象工程”，而是对国家制度进行彻底再造的过程；因此，如果仅仅依靠强势领袖与少数精英操作，在缺乏广泛社会共识与理想支撑的情况下，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可能只能留下“破坏多于建设”的后遗症。
正因如此，这场由特朗普所主导的“革命性倒退”应该引起更多警惕与反思：它或许不会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点燃国际烽火，但却可能让美国与世界错失对现代化价值与人权秩序的坚守与巩固。当“再次伟大”的呼声掩盖了对宪法原则、公民多元与全球治理的尊重，当权力被用来为保守势力及既得利益集团服务，所谓的“革命”就失去了其进步的基因，而沦为对历史的倒退模仿。对于身处其中的我们而言，更迫切的问题是：这场冒名“革命”的回潮究竟能走多远，又将让美国以及全球体系付出怎样的代价？
特朗普不是革命者
在美国政治局势剧烈震荡、保守主义思潮抬头的当下，资深国际关系学者斯蒂芬·M·沃尔特（Stephen M. Walt）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撰文指出：尽管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及其支持者力图深度改变美国的政治和外交体制，但将他称为“革命者”是误导性的。他并非要建立一个新政治秩序，而是想回到一个理想化的旧时代，是一个典型的“反动领导者”。
【一、特朗普主义不是群众革命，而是上层改造】
沃尔特以自己三十年前对“革命”的定义为起点——“一场由本国社会成员摧毁现有国家结构，并建立新政治秩序的行动”——指出，真正的革命通常源于群众的集体动员，由长期在体制外活动的异议人士所领导，比如毛主席、列宁或霍梅尼。这类革命往往伴随强烈的意识形态、对旧制度的彻底否定以及对未来社会模式的积极构想。
相比之下，特朗普不是体制外的革命者，而是一位来自美国精英阶层、借助制度内部渠道上台的“反体制操盘手”。他的政治策略更接近“自上而下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ove）——如土耳其的凯末尔、埃及的纳赛尔或日本明治维新——由军政精英主导，通过替换制度关键节点实现治理模式的重塑。
这种“上层革命”虽然也可能导致冲突和制度动荡，但通常不如群众革命那样具有颠覆性，也缺乏大规模的社会理想动员。
【二、特朗普主义不具全球感染力】
沃尔特进一步指出，虽然特朗普在国际上与奥尔班（匈牙利）、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沙特）、博索纳罗（巴西）等右翼强人结盟，并对德国“德国新选择党”（AfD）和法国“国民联盟”等极右政党表达支持，但这些势力早在特朗普之前就已存在，其政治理念也并非受特朗普所启发。
特朗普主义并未构建出一种可供他国模仿的“新模式”，而是采取一种常见的民主倒退路径：通过煽动民族主义、削弱制衡机制、操控司法、限制媒体自由与打压异见来集中权力。这些策略在土耳其、匈牙利、菲律宾等国家早已“演练”过，因此它并不构成全球范围内的新型革命输出。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上台的后果反而在加拿大、德国、英国等民主国家催生了中间派与主流政党的重新团结，推动其对抗极端主义。
【三、特朗普主义是一种复古政治，不是制度创新】
沃尔特将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口号视为其政治本质的直接体现：这是一次向过去回望的政治企图，而非面向未来的体制创新。
他列举了特朗普主张与行动所反映的多项“复古”目标：
贸易方面：摒弃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回归19世纪的高关税政策。
社会结构：回到白人至上与传统性别角色，限制对种族与性别平等的推进。
对外政策：放弃多边合作与国际法，回到丛林法则式的强权竞争。
公共治理：压制媒体与大学，排斥政治异见，甚至主张根据政治立场驱逐合法居民。
国家身份：以修建边界墙和限制移民为手段，构建一个封闭、排他的美国。
知识与真相：摒弃科学与证据，转而让“事实”由权力者（如特朗普本人和罗伯特·F·肯尼迪 Jr.）定义。
这些政策体现的不是新的政治秩序，而是对过去权力结构与社会等级的怀旧性修复。
【四、建国理想的退潮与历史讽刺】
沃尔特警示，这一潮流背离了美国建国的初心。美国之所以独立，正是为了反抗集权，建立一个以自由、公正与多元为核心的新国家。而如今，在《独立宣言》发布25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美国却在特朗普主义的主导下，背弃了建国时所宣扬的那些民主与自由的理想。
沃尔特写道：“在如此重要的纪念节点上，如果我们最终庆祝的不是建国文献中所承诺的革命性原则，而是这些原则的终结，那无疑将是一场历史性的悲剧。”
沃尔特通过严谨的国际政治视角指出，特朗普主义并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而是一场带有威权主义色彩的复古政变。它更像是一场历史的倒退——试图解构美国民主长期发展的成果，重塑一个对少数人有利的旧秩序。在全球制度面临倒退的关键时期，这一警示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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