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阿富汗塔利班外交动作频频，近期派出代表团出访日本，与西方国家进行互动。
2.阿富汗临时政府代表团于2月22日结束对日本为期一周的访问，双方就双边关系、囚犯释放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3.此次访问具有鲜明的经济实用主义取向，塔利班寻求日本在教育、医疗保健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提供进一步帮助。
4.与此同时，日本作为G7成员，兼具资金实力与一定的外交独立性，有意扩大其矿产资源进口来源，阿富汗显然是一个潜在的备选项。
5.阿临时政府与日本的此次非正式接触，既是一次两国各取所需的互相试探，也是塔利班外交突围与日本战略调整相交汇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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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外交部长穆塔基20日在阿首都喀布尔会见了美国代表团，双方就双边关系、囚犯释放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2025年3月20日，前美国驻阿富汗特使扎尔梅·哈利勒扎德（中）与塔利班外长阿米尔·汗·穆塔基（左）握手。 （视觉中国/图）
近期，阿富汗塔利班外交动作频频。除了美国，就在一个月前，塔利班还派出代表团出访日本，与西方国家进行“互动”。
据日媒报道，2月22日，阿富汗临时政府代表团结束对日本为期一周的访问，代表团团长、阿富汗经济部副部长拉蒂夫·纳扎里形容，此行是阿富汗“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一次努力。
尽管这是一次半官方和非正式的出访，但是，它毕竟是塔利班重新执掌阿富汗政权近四年以来，首次应邀出访西方发达国家集团（G7）成员并受到官方接待，因此，十分引人注目，也堪称塔利班主导的阿临时政府与日本各有考量、各取所需的破冰探路之旅和“一轨半外交”，对松动新阿富汗与西方国家关系具有积极的示范和探索意义。
破冰探路之旅
阿临时政府代表团这次罕见出访受到多家国际媒体的跟踪报道，尽管双方高度保密，但一些细节也连续浮出水面。据悉，阿方受日本财团（Nippon Foundation）邀请，由外交、经济、医疗、教育等部门高级官员跨领域组团而成。出于安全考虑，日方未公开具体行程安排，但可以推断，至少外务省阿富汗代表安藤俊秀与代表团进行过会面。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对媒体表示：“虽然这次访问是由一个私人团体组织的，是非正式的，但它是有意义的，体现了日本政府推动塔利班政权内部变革的努力。”
塔利班自2021年8月重掌政权以来，长期处于外交孤立状态。原因在于其历史面目留痕太重，对西方社会而言积重难返，重新执政后的治理模式、人权状况，尤其是在女性教育、就业，甚至着装等方面依然采取保守政策，“建立包容性政府”的期许尚未达到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标准，也饱受西方舆论挞伐。至今，除了访问周边邻国外，阿临时政府仅于2022年、2023年受邀访问欧洲，参加在挪威举行的外交峰会等多边会议。此次与日本直接接触对双方来说都非同寻常，可被视为推进阿日双边关系的破冰探路之旅，也是各取所需的外交尝试。
塔利班曾于1996年至2001年以及2021年后，以“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名义两度执掌阿富汗政权，均仅获得有限的外交承认。
近四年来，美国及其盟友对塔利班新政权，即阿富汗临时政府也维持着严苛的孤立和高压政策，包括经济制裁、资产冻结、支持阿境内反对派、聚焦于人权话语的舆论宣传资助以及附加条件的“有限人道主义援助”等。
在此背景下，塔利班急需通过多种外交手段打破僵局，其策略和诉求可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寻求巴基斯坦、伊朗、阿联酋等伊斯兰国家支持；第二，接触中国、俄罗斯等域内非西方国家；第三，尝试在西方阵营寻求突破。
此次与日本的“半民半官”也即“一轨半”接触就可归为上述的第三类尝试。
此外，也有评论家指出，塔利班转向争取日本支持的战略考量，是其与中方推动区域联通计划受阻后的现实选择。
作为“一带一路”关键节点的“瓦罕走廊”开发，始终是阿富汗重要的战略筹码。但随着中吉乌铁路项目顺利动工，加之阿富汗境内恐怖主义与反政府势力盘根错节的现状难以短期改变，使得中国对开放与阿富汗的边境通道持审慎观望态度，在此背景下，日本将“看东方”的期待向日本延伸也就是顺理成章了。
经济实用主义
据日本《每日新闻》2月19日报道，纳扎里在当天致信共同社表示，阿富汗人民寻求“与日本建立牢固、友好和深厚的关系”；阿富汗“向日本政府提出的请求是在教育、医疗保健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提供进一步帮助”。纳扎里还鼓励日本企业赴阿富汗投资，并提到“阿富汗全国各地的安全已得到保证，腐败已根除，并为投资者创造了有利环境”。此外，塔利班官员还明确表示，对日本战后经济成长范式颇感兴趣，乐意寻求和借鉴日本的国家建设经验。
可见，此次阿临时政府代表团的出访具有鲜明的经济实用主义取向。
当下，阿富汗国内的安全问题依旧严峻，外部封锁长期未能打破，内忧外患之下，本就脆弱的经济与民生雪上加霜，对塔利班重新掌权后的国家治理形成掣肘，甚至威胁到其合法性。
据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在前政府也即卡尔扎伊与加尼执政期间（2001年-2021年），阿富汗的GDP在外部援助下逐年稳定增长，2019年达到峰值（约190亿美元）。2021年8月塔利班接管政权后，阿富汗经济急剧萎缩，2023年GDP降至约13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飙升至13.7%，2024年的贫困率已经高达72%。
如今的塔利班政权无法指望阿富汗曾经的最大援助国——美国解除封锁，更不用说恢复到既往援助规模。欧洲主要援助国英国、法国、德国因为延宕三年的俄乌冲突自顾不暇，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再介入阿富汗事务，亚洲的日本作为第三大经济体和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自然而然成为阿临时政府的新目标。
据日本外务省发布的数据显示，2002年至2021年的20年间，日本共计援助阿富汗69亿美元。塔利班重新掌权后，日本外务省仍宣布在过去四年间每年向阿富汗提供1.8亿日元经济援助用于其“民主化建设”，其中既有政府官方援助，也有民间组织援助，项目数量也多达66个。相比之下，日本没有因为喀布尔改旗易帜而全然抛弃阿富汗，这为今天两国政府能打破坚冰、双向奔赴奠定了互信的基础。
在此背景下，转向日本寻求新合作机遇成为阿富汗领导层的选项。日本作为G7成员，兼具资金实力与一定的外交独立性，既有提供基建投资缓解其经济困境的潜力，又可成为摆脱西方封锁的突破口，提升塔利班政权在国际上的能见度。
日本的考量
在特朗普回归白宫后的世界格局重塑进程中，塔利班政权正试图把握地区中等强国和美国盟国追求战略自主的大趋势，寻求突破孤立封锁的出路。而此次日阿外交互动背后，同样透露出日本在经济与政治上的深层意图。
阿富汗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资源，为日本提供了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能源安全多样性方面的潜在合作机会。提升在阿富汗及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是助力其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重要步骤。
日本政府对此次阿临时代表团的来访总体持审慎态度，保持了既定的政治距离。在与塔利班高级成员举行的非正式会谈中，日方多次呼吁，塔利班在执政期间“反映阿富汗人民的声音”，应致力于解决“紧迫的优先事项”，如尊重人权和促进包容性政治进程等。相较之下，访问的邀请方日本财团表现积极，称旨在帮助塔利班官员培养面向未来、建设国家的广阔视野，并促使他们认识到广泛接受国际社会人道援助的必要性。
据外媒2月19日报道，忠于前政府的武装组织“阿富汗全国抵抗阵线”政治办公室主任阿卜杜拉·肯贾尼在维也纳对日方邀请阿临时政府代表团来访表示失望与谴责，并敦促其不要寄希望于“摇摇欲坠”的塔利班政权，赌上阿富汗的信誉和软实力。由此可见，各方不同的态度凸显阿临时政府与日本“破冰外交”的复杂性与敏感性。
作为美国的坚定盟友，日本的外交政策通常与华盛顿保持高度一致。然而此次与塔利班接触，日本展现出一定的自主与独立性。这一选择背后，既有短期机会窗口的转变，亦有现实利益的驱动，更有长期战略的考量。
首先，特朗普的“交易性外交风格”带来了许多新的不确定性，但同时也打开日本追求战略自主的机会窗口。自2021年撤军后，美国开始对阿富汗进行“冷处理”，这一转变为盟友提供了操作空间。日本政府与塔利班政权进行接触的行动虽未公开获美国背书，但也不完全违背美国利益。通过与塔利班对话，日本可以在不触碰美国红线的前提下，探索有利于自身的独立外交路径。
其次，作为工业和经济发达而资源极其贫乏的日本，十分看重富藏各种矿产资源的阿富汗。据有关机构评估，阿富汗拥有价值高达3万亿美元的铜、锂、稀土等矿产资源。为了确保关键资源供应，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日本政府有意扩大其矿产资源进口来源，阿富汗显然是一个潜在的备选项。
事实上，早在2023年10月，阿临时政府就已邀请日本投资该国矿产，出于对当地形势不稳定性的担忧以及与美国保持战略同步，这一规划始终未落地。
第三，阿富汗的地缘重要性不会随其政局演变而变化。阿富汗地处东亚与西亚、中亚与南亚的核心地带，是天然的大陆桥。以阿富汗为“跳板”，有助于日本在中东地区投射影响力，这对于其维护本国能源安全有着重要价值。
第四，延续援助外交战略，持续建构大国形象和国际软实力。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通过经济援助和技术合作，逐步重建国际形象并扩大影响力，援助外交早已成为日本软实力输出的重要载体，成为摘去二战战败国标签及相应遗留负面形象的核心工具。
日本与阿临时政府积极接触，做西方国家特别是G7集团的“第一个吃螃蟹者”，是“援助外交”逻辑的自然延伸，但也增加了西方式的干预内政色彩。
日本长期以来寻求区别于欧美的人道主义叙事，此次与塔利班的接触附带不少人权问题“训诫”，借以保持与西方阵营的“政治正确”立场，可以化解阵营舆论压力。此举既规避了直接承认塔利班政权的政治风险，又可顺势在阿富汗重建中抢占道德制高点，也承袭了日本援助外交一以贯之的两大特点：务实性和低调性，并增强了其从口头承诺到项目落地的可操作性。
综合来看，阿临时政府与日本的此次非正式接触，既是一次两国各取所需的互相试探，也是塔利班外交突围与日本战略调整相交汇的产物。后续是否会跟进更具体的合作或交流项目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 （作者：杨府鑫，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林，北方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国别区域研究院巴基斯坦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