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相鹏 任润新：新疆轮台奎玉克协海尔古城的考古工作

奎玉克协海尔古城

公元前60年，控制天山北麓东部的匈奴日逐王降汉，西汉中央政府统一西域，同年设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2017年，“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西域都护府”学术研讨会在轮台举办，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地处轮台县东南的奎玉克协海尔和卓尔库特两处古城遗址是西汉西域都护府治所的可能性较大。2018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申报的“汉代西域都护府军政建置”考古项目获批，启动奎玉克协海尔和卓尔库特两处古城的田野发掘工作。这一项目此后又被国家文物局列入“考古中国”项目库。

奎玉克协海尔古城位于轮台县东南约20公里的荒漠边缘，西距S216沙漠公路2.5公里，周边分布有卓尔库特古城、阔纳协海尔古城和塞维尔古城遗址。

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地理位置

1915年，斯坦因首次对该城址进行了调查。1928年，黄文弼先生对其进行调查和测量，初步推断其可能为汉“仑头国”故地。1957年被公布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新疆博物馆对其进行了较系统的调查和测量。第二、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对其进行再次调查和建档。2013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教授依据城址形制与文献记载，初步推定其可能为西汉西域都护府治所所在。此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国家博物馆、中国科学院遥感所等单位对其开展了以遥感、物探为主的调查。

古城地处迪那河支流冲积扇，地势平坦，所在区域属暖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地表为粉沙状盐碱土，生长有稀疏的红柳、梭梭等耐旱植被。

2018—2023年的考古发掘按照由城外到城内，由结构到功能的思路，先后发掘了城垣东北角、城垣南部缺口、中心建筑、城内西部建筑区和城外西北部遗址区，并对城墙进行了系统勘探。累计发掘面积5000余平方米，出土小件遗物600余件（组）及大量陶片和动物骨骼。

整体布局

古城由城垣、护城壕、城门、中心建筑、城内西部建筑区和城外防洪水利设施构成。

古城整体布局

城垣与城壕

城垣呈不规则圆角长方形，周长约900米，面积约6万平方米。护城壕位于城垣外，呈闭合环状分布。城墙修筑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将早期的沟渠进行填平，形成墙基，即G5。第二阶段是城墙主体的修建，墙体起建在距现地表3.4—3.6米的原地表，采用垛泥方式，基宽约15米，残高约6.6米，内侧直立，外侧呈坡状。墙外因取土形成宽约12.5米、深约1.5米的壕沟。城墙起建年代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墙体修筑在早期人群活动的堆积之上，年代在公元前770年前后。第三阶段是对城墙的补筑和修葺。

城垣东北角解剖沟南壁剖面

城垣南部缺口

城垣南部缺口分布有一南北向冲沟，应是原有门道被冲毁所致，门道宽3—4米，具体形制已不清楚。城墙外有早于城墙的沟渠，墙内分布有依托城墙修筑的晚于城墙的建筑。

城垣南部缺口发掘区遗迹

中心建筑

中心建筑修筑在早期人群活动的杂土堆积之上，建筑外有护坡。建筑基部掏挖基槽，以红柳枝铺垫。根据建筑的材料、构筑方式和层位关系的不同，可将其分为四期。

第一期建筑分布于中部和东南部地区，墙体高约4米，采用泥块垒筑方式，外壁抹平，有大面积过火痕迹，内部随意堆砌。使用版筑法，每版宽约1.5米。

第二期建筑在中心建筑的南部、中部和东部均有分布。建筑墙体采用泥坯垒砌，建筑物较规整，但尚未见木质材料的使用。如位于中部的F6，为一座东西向长方形房址，墙体采用泥坯垒砌，房址东部有火塘，门道位于房址西北角。房址南墙长约11.9米，东墙长约8.2米，西墙长约3.6米，宽约1米，门道宽约1.9米，被晚期建筑封堵。

第三期建筑主要分布在中部偏东北位置，以较规整的房屋建筑为主，在建筑的东部还分布有棚架结构的通道。这一期的建筑特点是房屋建筑较规整，采用土木混合的建筑方式，已发现房址的门道均位于东侧。如位于F6北部的房址F7，房址南墙是将F6门道进行封堵后，紧贴F6北墙进行修筑，墙体内每隔2.5—3米将木柱砌入墙体中。门道位于房址东南角，门道内外各有2个门柱。

第四期建筑主要分布在中心建筑的南侧，分布有棚架结构的房屋和外围墙体的护坡。墙体高约1.8米，外侧以木柱支撑搭建棚架结构房屋。

图① 中心建筑发掘区正射影像 图② ③ 中心建筑基部铺垫层（图② 西南角基部红柳枝铺垫层 图③ 东北角基部铺垫层剖面）图④ ⑤ 中心建筑第一期建筑（图④ 泥块垒砌版筑的高大墙体 图⑤ F5 正射影像）

城外西北部防洪水利设施

城外西北部遗迹内、外堆积区别明显，外侧为多次形成的洪淤堆积。内侧多为沉积土堆积，现地表下约3米分布有文化层，包含少量陶片和动物骨头。根据遗迹外的洪淤堆积判断，该遗迹可能为古城外的防洪设施。

城外西北部防洪坝南壁剖面视图

出土遗物

出土遗物种类丰富，有金泡饰、金坠饰、铜带流罐、铜牌饰、铜刀、铜镞、铁剑、铁镞、陶范、陶纺轮、石权杖头、石镰、石刀、石眉笔、砺石以及骨雕饰品、骨梳、骨锥、卜骨、角质箭镞和炭精质地花押等。出土陶器中可见带流器，彩陶较少；铜牌饰、铜刀及骨雕饰品等具有浓厚的北方草原地区文化特征。

社会生活

碳化植物遗存和植物植硅体的形态鉴定表明，西汉时期古城居民的饮食结构以大麦、小麦、豆类为主，水稻种植也可能出现。经土壤元素特征、土壤粒度和磁化率特征、软体动物壳体含量及碳氮同位素等多角度分析发现，城址西侧和南侧可能分布有专门修建的水塘和引水渠。动物形态、种属的鉴定结果表明，城址存在发达的畜牧业和专门的肉食品供应链。

第一，古城始建年代的确立不仅填补了天山南麓早期铁器时代城址发现的空白，也打破了以往普遍认为天山南麓城址多为汉代以后遗存的误区。

第二，城址从早期环壕聚落逐渐演变为具有高大城墙的城市，城市内部建筑从简易的棚架式房屋和泥块垒砌逐渐演变为土木混合结构，前后延续近八百年。应该看到，历代中央政权对西域地区的有效治理主要是以城市作为基本的支撑骨架，城市为实施治理提供了可能。换言之，聚落向城市的发展演变客观上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铺垫了基础。

第三，位于古城东北约9公里的卓尔库特古城作为汉晋时期塔里木盆地北缘一处高等级中心城市，与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在年代上前后衔接。加之古城周边分布的阔纳协海尔古城和塞维尔古城，主体年代亦属于汉晋时期。以上四处城址距离如此之近，年代衔接如此密切，不仅为宏观上考察一个区域文明发展进程提供了宝贵的案例，同时也有助于探讨西域都护府治理体系的选址、建立、分布等关键性问题。

附记：城址发掘的意义在北京大学陈凌教授的指导下完成，在此表示感谢！

（作者张相鹏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研究生；任润新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