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24年，全国餐饮业陷入倒闭潮，约300万家企业关闭，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餐饮收入持续同比下降。供给过剩、价格战激烈、刚性成本难以降低是主要原因。二手餐饮设备回收行业的兴旺反映了餐饮创业者的困境。增加居民收入和完善社保体系比单纯提振信心更有效，需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需求不足问题，推动经济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
一、2024年300万家餐饮企业倒闭，北京上海餐饮业营收持续12个月同比下降。
2025年1月至2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餐饮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4.3%，但北京统计局公布的餐饮业销售收入同比下降4.1%，上海统计局公布的餐饮业销售收入同比下降4.3%。这是北京、上海自去年3月份以来，餐饮收入持续第12个月同比下降。
结合去年全国税收下降，全国上市公司营收下降，全国国有企业营收也仅增长1%左右。北京、上海公布的餐饮收入下降的数据，可能更接近经济大众的感受。
餐饮业销售收入持续下降的背后，是全国性餐饮企业倒闭潮。企查查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倒闭的餐饮公司数量达到近300万家的历史新高。其中涉及正餐、茶饮、咖啡、烘焙、火锅、甜品、自助餐、小吃快餐、酒馆、烤肉等。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一线城市，每月的餐厅关闭率超过10%，有时甚至超过15%。
据赢商云智库不完全统计，2024年餐饮领域超90家连锁品牌进行大规模闭店动作，几乎囊括了所有细分品类。
收缩和闭店，成为2024年度餐饮业的热词，撤离、退市、创始人跑路，各类负面消息此起彼伏，可谓寒意袭人。
不少餐饮业人士预警称，国内餐饮行业创下倒闭历史新高，这可能不是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二、餐饮业为何出现大规模倒闭潮？
去年以来餐饮业进入倒闭高峰期，除了因经济低迷而消费不足外，还有更复杂的原因。
一是不顾客观实际的画大饼式乐观预期，吸引了大量投资者进入餐饮业，导致供给过剩。
因相信媒体和专家学者所描绘的疫情结束后将爆发补偿性消费并推动经济快速复苏的美好蓝图，许多创业者将毕生积蓄押注在餐饮业上，结果由于经济放缓，消费者不仅未能爆发补偿性消费，反而因收入增长困难，对外出就餐越来越吝啬。这让餐饮业陷入供给严重过剩，需求严重不足的困境。
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国已有餐饮企业1386.2万余家，其中2022年新增注册企业217.9万余家，增速达18.7%。
2023年新增注册餐饮企业超500万家，吊销数量超过126.5万家，均为2022年的两倍多。
2024年新增注册餐饮企业接近360万家，比2023年下降3成，倒闭数量超过300万家，比2023年增加140%。
二是供给过剩导致价格战愈演愈烈，餐饮业内卷加剧了经营困难。
2025年2月份，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以2024年1月以来最快的速度下降，CPI同比下降0.7%，其中与餐饮业价格密切相关的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下降1.9%，引发了对螺旋式通货紧缩的担忧。
供求规律告诉我们，引发物价下跌的，要么是供给过剩，要么是需求不足。在我们这里，应该是供给过剩叠加需求不足。
在人们的收入并未明显改善，也缺乏改善预期时，大量涌入餐饮业的投资者引发了严重的价格战。残酷的价格竞争和不断变化的菜单以吸引疲惫并囊中羞涩的顾客，使许多餐饮企业为生存而苦苦挣扎。3元的早餐、5元的盒饭、9.9元的咖啡， 99元的四人套餐，将餐饮业的毛利打压至无法获利。
竞争的恶性循环不仅伤害了餐饮行业的经营者，最终也会让消费者付出代价。一旦餐馆不能再亏损了，他们就会想方设法降低成本，而他们只能通过降低食材的质量来做到这一点。
三是弹性收入无法对冲刚性成本。
我们知道，在经济结构中，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类别，价格弹性完全不同。比如餐饮业，店铺租金、员工工资、税费和水电燃料，是占比靠前的四类固定费用。由于涌入餐饮行业的人突然大幅增长，但有人流的店铺却因经济低迷和电商引流而越来越少，合适店铺的稀缺性导致在房地产下行周期中，餐饮店铺的租金并不能随着餐饮业人流的减少而同步下降。因此，店铺的租金有较强的刚性。
员工工资和税费受各地最低工资水平和不断上调的社保、医保缴费基数的影响，也只增不减，因此工资和税费具有非常强的刚性。
为了阻止物价下跌趋势，这两年各地都在不约而同地上调公共产品价格，包括分段的电费、水费、燃料费用。
但餐饮业的收入却具有极大的弹性，特别是在经济低迷周期中具有较大的收缩弹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收入增加时，改善型、享受型的消费就会快速增长；收入低迷时，为了确保基本消费，改善型、享受型的消费就会快速下降。而餐饮相对于购买原材料自己做饭，自然属于改善型、享受型的消费。
三、二手餐饮设备回收销售业的兴旺，见证了餐饮业的倒闭潮。
路透社周五在一篇报道中描述道，北京郊区一个破旧的仓库里，专做二手厨房设备的38岁商人安大伟检查了一排排等待转售给餐饮场所的巨型冰箱、工业炉和商用面包烤箱，边检查边说：“对于普通人来说，开一家餐馆几乎肯定会失败”。
他介绍，倒闭餐馆的设备以低至采购价1-2折的价格处理给他，他清洗检修后加价50%再转手卖给对未来充满信心却不知深浅闯入餐饮业的创业者。开餐馆、过段时间倒闭，为安大伟的二手厨具收购销售生意提供了完美的闭环。
安大伟收购二手厨具的每一单生意背后，都有一家失败的餐厅创业者梦想破灭的故事。
去年，安大伟的团队每月拆除 200家餐厅的厨具设备，比上一年增加了270%。
在各地关门的餐馆里，类似安大伟团队的工人把椅子、烤箱、储物柜和冰箱堆起来，用叉车把一些东西装上车运走。而在他们设置在郊区偏僻但价格便宜的仓库中，买家把他们清洗和简单维修过的厨具买走。
可以说，安大伟们的二手厨具生意越兴旺，餐饮创业者们的生意就越糟糕。
四、扎扎实实提高人们的收入和社保水平，远比片面强调信心和预期重要。
面对因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困境，我们应当且必须强调增加个人收入和提高社保水平，而非沉溺于描绘宏大叙事、强调未来美好预期、执拗于提振信心。其根本逻辑在于破解经济循环中的"有效需求陷阱"。
这一判断源自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洞见——市场经济存在需求创造不足的内在缺陷，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打破"低工资-低消费-高投资"的恶性循环。
当经济陷入"供给过剩-价格下降-企业收缩"的困境时，单纯强调信心预期的局限性表现在：
收入约束刚性：居民消费函数中，边际消费倾向与可支配收入正相关。2022年中国人民银行调查显示，月收入低于5000元的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高达0.72，而收入每增加1000元，边际消费倾向下降0.15。这意味着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能更有效撬动消费。
预期陷阱的形成：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最近两年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率只有5%-6%，但预防性储蓄率却一直以两位数的幅度增长。这表明在社保体系不完善时，居民会压缩即期消费进行风险对冲。
因此，我们需要推动结构性矛盾的深层破解，医治需求侧的传导机制失效病症。
有学者研究认为，将1万亿元转移支付用于低收入群体补贴，可产生1.8-2.3倍的消费乘数，而同等规模的企业减税仅产生0.3-0.5倍的乘数，1万亿元的投资则只能产生0.1-0.2倍的消费乘数。这源于不同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差异。
与此同时，完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提高社保水平，实质是将居民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贴现率从15-20%降低至5-8%。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模型，社保覆盖率每提高10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可提升1.2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验证了"收入-社保政策的双重优势：既能在短期内通过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快速提振需求，又能在中长期通过改善人力资本积累和降低制度成本增强经济韧性。相较而言，信心预期管理更像是经济系统的"润滑剂"，而收入分配改革才是驱动系统运转的"原动力"。当经济陷入需求不足的负向循环时，唯有通过结构性改革重塑收入分配格局，才能突破"流动性陷阱"的桎梏，实现经济的实质性复苏。
我们应该利用收入分配乘数效应和社保体系的时间贴现率调节效应，尽快将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模式转向消费模式，将公共债券和财政用于投资企业、投资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至少分配一半来提高个人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上来，通过提高收入来增加消费，通过增加消费来引导企业自主投资，从而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