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蓝江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转自 | 思存Cogito
在蓝江的《阿甘本五讲》中，谈到了阅读阿甘本的三条进路，即生命政治、语言和影像。
生命政治话题可以说是阿甘本最为重要的话题，在他阅读福柯的过程中，阿甘本认识到，生命政治的主题构成了理解西方政治发展史的一根轴线。在《神圣人:主权权力与赤裸生命》一书中，阿甘本就很明确地谈到：
“现在的研究正好涉及到司法制度和权力的生命政治模式之间隐含的交集。本书试图要得出的结论之一正是说明两种分析不能彼此分离，将赤裸生命包含在政治维度中正好构成了主权权力的原初要旨——尽管是隐匿的。甚至可以说，生命政治的身体的生产，就是主权权力的原初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至少，生命政治与统治上的例外一样古老。将生命政治放在考察的中心位置，因此，现代国家所做的无非是揭露了将权力和赤裸生命纽结在一起的秘密纽带，因此，重新肯定了现代权力与最古老的权力秘密之间的关联。”
在所有的神圣人系列中，阿甘本重点分析了被包含的排斥 (inclusive exception)的概念，这个是神圣人的核心要义所在。在这里，最重要的词汇，是阿甘本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借来的bios和zoe的区分，bios是受到政治和律法保障，并具有政治性的生活，它是一种带有保障性的具有权利和地位的生命状态，而zoe则意味着另外一种被剥夺了政治性生活存在，并沦为一种纯粹的赤裸生命的状态。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概念正是围绕着zoe的概念和赤裸生命的概念而展开的，如果说，装置和安济是一种包含性的生活，而被装置和安济所排斥的状态就是这种赤裸生命状态，即一种神圣人状态。
而语言的研究在阿甘本的思想中则具有的独特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早年有着两部直接关于语言的著作（即《幼年与历史》和《语言与死亡》），而且即便在后来的神圣人系列，以及最新的著作中，语言仍然是阿甘本乐此不疲的话题。那么，阿甘本对语言的探讨是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是人的思想的最后的界限”话题的重复吗？显然不是，与其说阿甘本的语言分析在向分析哲学投怀送抱，不如说阿甘本在向一个更伟大的语言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致敬。《幼年与历史》的标题是“论经验的毁灭和历史的起源”，里面隐含地指向了本雅明的《经验与贫乏》，在这个意义上，阿甘本和本雅明一样，他们并不是将语言看成一种没有生命气息的，只能服从于语法和句法规则的体系，相反，本雅明和阿甘本都承认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语言，一种是代表着大全，可以表述一切东西的上帝的语言，另一种就是依附于我们有限的感知而存在的残缺的语言。阿甘本，和本雅明一样，认为语言并不是对我们生命本身的束缚，相反，真正的语言实验(《幼年与历史》的序言的标题正是“语言实验”)，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具体体验中去创造语言，去如同诗歌一般的创生语言。
相对于前两个主题，影像或图像的主题，似乎在阿甘本那里表现的并不那么显眼。阿甘本没有像德勒兹一样专门写过论述图像和 影像的《电影1》和《电影2》，也没有像巴迪欧和朗西埃一样，有专门论述电影的书籍和文字，实际上阿甘本关于影像和图像的观念，隐含在他论述的字里行间之中，需要我们仔细的品读，才能理解其中韵味。
阿甘本会对影像有着重要兴趣的理由有二：其一，他有两个十分重要的论述影像的盟友。一个是早期与他有所交集的意大利著名导演帕索里尼，帕索里尼用电影叙事的方式阐释了影像可以阐述思想的可能性，而阿甘本是这个活动的参与者之一，自然会对此有所体会。另外，法国的电影导演，情境主义国际的代表人物居伊·德波是阿甘本的好友，不可否认，德波对阿甘本的认识产生过很多影响。这不仅体现在阿甘本有一篇专门论述德波电影的文章：《区别与重复：居伊·德波的电影》，而且在阿甘本自己的著作中，如在《什么是装置?》，《王国与荣耀》，以及最近的《身体之用》中都大量提到了德波，德波的景观概念，也反复被阿甘本所使用。其二，阿甘本一直在思考，是否存在突破语言的藩篱的可能性，去思考另一种不依赖于既有语言的思。在《宁芙》和《不能言说的女孩》中，阿甘本都很严肃地思考了图像或影像作为一种思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说，阿甘本再一次体现出本雅明在他身上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包括阿比·瓦堡的谟涅摩绪涅的图谱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