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壮阔历史版图上，晋江、义乌、温州、苏南与上海五地如同璀璨星辰，各自以独特的路径诠释市场经济的活力。它们不仅塑造了区域经济的转型传奇，更为全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本。
晋江经验——
“一座县城，因砥砺奋进而沧桑巨变，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写下耀眼篇章；一种经验，因高瞻远瞩而历久弥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重要路标。”福建晋江三面环海，用仅占全省1/200的土地创造了占全省1/16的地区生产总值，连续30年经济总量位居福建县域首位、连续21年跻身全国县域经济前十。
当年，一批有志气、有拼劲、肯吃苦的农村能人怀着摆脱贫困的梦想，毅然决然“洗脚上田”、勇闯新路。有人放下锄头、拿起裁剪刀，把家里门板卸下来当裁床；有人卖掉值钱的家当，凑得1000元开始创业……“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浓缩了晋江人的人生信条。对于晋江人的拼搏精神和成功密码，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精辟概括：它内涵于蕴蓄深厚的拓外传统和强烈要求改变贫穷现状的致富愿望。这是晋江经验中“最生动、最活跃、最本质的东西”。
晋江人的“拼”，是一种对实业、本业、主业的坚持。专注于一双鞋、一片纸、一颗糖、一把伞……以民生产品制造为主的实体经济，是晋江产业的根基。多年来，面对外部市场变化、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考验，面对脱实向虚的“热钱”“快钱”等诱惑，晋江的优秀民营企业家心无旁骛，牢记“实实在在做实业才是本分”的嘱托，践行“说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的理想追求。
在晋江发展过程中，最具特色的是“政企共治”模式，积极倡导的是“不叫不到、随叫随到、说到做到”的服务理念。1985年，一家民营企业的生产线因“姓资姓社”争论被叫停。县委书记亲自带队调研，以“群众需要就是方向”拍板支持。如今，这家从三间破民房起步的企业已成为市值千亿元的纸业巨头。
上世纪90年代，晋江进一步提出“四个允许”，即允许群众集资办厂、允许雇工、允许股金分红、允许价格随行就市。面对一些企业“互挖墙脚”的恶性竞争态势，当地政府推动成立纺织服装、制鞋等七大行业协会，将1600家鞋企整合成完整产业链。
义乌经验——
在浙江中部，一座不临海、不沿边的县级市用几十年时间，将“鸡毛换糖”的货郎担变成覆盖230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超市”。这里，日均发出超3000万个包裹，商品进出口总额占全省1/8，市场成交额连续33年蝉联全国专业市场冠军。
上世纪70年代，义乌廿三里镇的货郎挑着扁担，用红糖、针线换取农户的鸡毛、鸭毛。这种“以物易物”的原始贸易方式，意外打通了城乡流通的毛细血管。1982年，时任县委书记谢高华顶着压力开放小商品市场，敲响“兴商建市”第一槌。数以万计的货郎担传承“敲糖帮”的经商基因，用扁担挑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
“客人是条龙，不来要受穷”的经商古训，化作义乌人“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创富密码。从简陋的露天摊棚到现代化国际商贸城，从手摇拨浪鼓到中欧班列汽笛长鸣，义乌商人秉持“做别人不愿做的生意，赚别人看不上的小钱”的务实精神，紧紧抓住市场、跟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浪潮，走出了一条“市场先发、全球链接”的独特道路。
浙江是一个具有炽烈企业家精神的地方。义乌商人既聪明又肯吃苦，敢冒风险、敢为人先，让人佩服。义乌人的“闯”，核心在于坚守“薄利多销、货通天下”的商业本真，专注一颗纽扣、一根吸管、一件玩具、一盏节能灯等，用小商品构筑大市场。当房地产热潮涌动时，义乌的优秀企业家把利润积极投入产品创新中，构筑起“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集群、小资本大集聚”的发展路径。
温州模式——
温州，一座以民营经济缔造财富传奇的沿海商埠。改革开放的浪潮拍打瓯江两岸，温州人用敢为人先的魄力冲破思想的桎梏。
1980年，19岁的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到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成为“中国第一个工商个体户”。同一时期，永嘉桥头的王碎奶带着妇女在国道旁叫卖纽扣，苍南金乡的叶文贵用铝片敲出全国首个校徽模具。由此，温州一步步形成“一村一品”的产业奇观：柳市低压电器，桥头纽扣，龙港印刷，永嘉泵阀……
温州颇具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乡镇工业看苏南 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这是“温州模式”首次见诸报端。
1986年春节过后，时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袁恩桢站在温州柳市的街头，看到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沿街店铺鳞次栉比，打火机、纽扣、低压电器的零部件堆成小山；操着闽浙口音的商贩们蹲在路边，与全国各地的采购员讨价还价。他不禁感叹：“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个私经济的发展而面貌大变，许多情景都使我们的耳目为之一新。”
袁恩桢的温州之行，不仅关乎一个区域发展模式的学术定义，还是一场关乎改革方向的思想突围。此后，他和调查组发表的一系列论著，如《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等，深刻阐明了一个道理：温州模式符合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要求。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是“中国社会和人民的希望所在”。这既是为温州模式讲的公道话，也有助于廓清长期困扰人们的思想迷雾。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有一个很大的希望，就是希望温州把这部创新史继续写下去，探索新的规律，创造新的业绩，写出新的经验，为全省带好头，也为全国作示范。”温州模式不仅是全国民营经济突破体制束缚的突围样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实践。相关经验创造性地激活了“永嘉学派”事功思想与现代商业文明的深层共鸣，用“民办、民营、民享”的发展逻辑，演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
苏南模式——
从“鱼米之乡”到“制造高地”，乡镇企业的春雷惊醒水乡的宁静，费孝通笔下的苏南模式在太湖之滨破茧。
不同于温州个体经济的“星星之火”，苏南选择以集体经济为核心架构：农忙务农、农闲务工的“双轨制”，让农民既守住土地又能参与工业生产；村集体统一调配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形成“能人治村、资本集中”的治理模式。到上世纪90年代，苏南地区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县域经济格局，张家港、昆山等县级市率先进入全国百强。
同时，“集体所有、能人治村”的治理架构孕育出独特的企业家型村官群体，要素聚合的智慧贯穿苏南模式的发展全过程。上世纪80年代，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以“星期日工程师”机制吸引上海技术人才，帮助解决使用机器、开发产品、保证质量、降低成本等难题，让长三角人才、技术、资金要素流动更加频繁。
2023年，苏南地区人均GDP突破2.5万美元。实践表明，通过产权改革、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乡镇企业可以实现“集体进化”、持续焕发生机活力。
上海探索——
在上海的陆家嘴金融城，可以看到一面镌刻着“民营企业之家”的铜牌。1979年9月，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首家民营企业——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成立，创下了多项“第一”，如中国首家民营非银行金融机构、国内最早建造外销侨汇商品房、首批获得进出口贸易权和设立海外机构的民营企业等。浦东开发开放号角吹响后，民营经济迎来爆发式增长。1992年，上海推出“三个集中”政策（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耕地向农场集中），为各类所有制企业腾出发展空间。同年，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在浦东注册成立，成为全国首家股份制试点民营企业，开启国企混改先河。
2007年4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到宝山区调研。这天，他去了两家企业，一家是国企龙头宝钢集团，一家是民营钢铁企业。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积极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同年9月，习近平同志来到普陀区调研。普陀区民营经济的一大特色是，民营科技企业成为区域自主创新的主力军。习近平同志听取汇报后说，普陀区要进一步发挥市场作用，着力营造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要强化产学研联盟，采取措施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瓶颈，为民营企业引进各类高层次、紧缺人才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还要发展一些“民办、公助、党领导”的商会、行业协会。他还叮嘱区干部，要利用上海“西大堂”的优势和特点，重点引导发展集聚型、服务性、高端化民营经济，为提升上海民营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作出贡献。
上海探索深刻激活了城市精神与现代治理智慧的深层共鸣，用“开放倒逼改革、创新驱动转型、制度赋能发展”的实践逻辑证明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生命力。从浦东开发到自贸试验区扩容，从要素驱动到制度型开放，上海探索闪耀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真理光芒。
总之，晋江、义乌、温州、苏南与上海的发展经验、模式、探索犹如五棱镜，折射出民营经济改革创新的璀璨光谱。这些植根本土、各具特色的实践探索，共同诠释了顶层设计与基层创造良性互动的智慧。站在新起点，要深化制度改革、加速产业升级、加强科技赋能，化历史的故事为现实的图景、未来的愿景。
（作者：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双聘教授 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