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在《断背山》上映二十周年的访谈中感慨，如今的好莱坞，不会有人允许他那样拍电影了：故事以那样一种缓慢而自然的方式展开。
的确如此，《阿诺拉》这样的影片能赢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就是明证。
但并不是所有的电影都是这种快餐式的短视频集锦，尤其在好莱坞体系之外，还有人在以一种过去的方式拍电影，比如沃尔特·塞勒斯的电影《我仍在此》。
《我仍在此》讲的是70年代巴西独裁统治时期，鲁本斯·派瓦被官方秘密杀害后，既没有死亡通知也没有尸体，这件事给他的整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此后，她的妻子用40年的时间来追寻真相，为丈夫讨回公道。
鲁本斯·派瓦曾担任国会议员，后来成了一名建筑师。他和妻子尤尼斯育有5个孩子，一家人住在里约热内卢一栋面朝大海的房子里，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
不过这种平静只限于家庭内部，外面的世界并不平静。
比如她们一家人在海边快乐的玩耍时，头顶上的侦察机不时飞过。
比如大女儿薇拉晚上同朋友出去玩时，被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拦下检查证件，那些人拿着枪对准她们，好像随时都能杀死她们。
正因为此，薇拉才迫不及待地去伦敦求学。
在薇拉去伦敦不久，家中的平静也被打破了。
有一天，突然来了一群秘密警察什么也没说，就把鲁本斯·派瓦带走了。
从此，整个家庭都处于被监视的状态，两个秘密警察直接住在了她们家里，而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也没有任何告知。
过两天，他们再次带走了尤尼斯和她15岁的女儿埃琳娜。
一上车，她们就被带上了黑色头罩，到了地方，母女俩被分开审讯，此时，尤尼斯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她被独自关押在一个牢房里，每天被带去审问她丈夫都和哪些人来往，还要被迫指认犯罪名单上的人。
在来往的走廊里她看到有人在清洗地上的血迹，在她被囚禁的牢房里，她不断听到正在遭受酷刑的男人女人发出痛苦的叫声，而她在漆黑的牢房里承受着这一切，她既不知道女儿被关在了哪里，也不知道自己被关了多少天。
这是整部电影最恐怖的地方，你可清楚感受到国家暴力对一个人的残忍和恐怖之处。
最后，尤尼斯在被囚禁了22天后才被释放。
回到家，她发现丈夫没有回来，整个家庭依旧被监视。
她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但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哪里，明明他被警方带走的，但是警方拒不承认。于是，她请求丈夫的朋友们帮忙，大家说必须有人出来作证鲁本斯被捕了才能跟警方交涉。最后，在尤尼斯的哀求下，一位老师终于承认她和鲁本斯一同被逮捕并遭受了酷刑。
当她高兴地认为事情终于迎来转机时，一位朋友告诉她丈夫已经被杀死了。
而官方只说他失踪了，没做任何其他解释。实际上，鲁本斯·派瓦被抓走第二天就被杀害了，但是官方不公布消息，反而让人继续监视他的家庭。
尤尼斯反问“难道我们要一直生活在监视之下吗？”朋友无奈地说，很多人都这样。
但是，尤尼斯不打算妥协。从那一刻，她已经做好了战斗到底的准备。
当她一边为丈夫被捕奔波时，她一边在努力让孩子们继续过正常的生活。孩子们照常上学，照常上篮球课，照常跟朋友们去聚会玩耍。
这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的保护，也是一个女人对国家暴力的反抗，她不允许任何人摧毁她们的家庭，也不允许任何人摧毁她们的生活。
所以，每次家庭合照的时候，她都让大家露出笑容。
得知丈夫死讯后，她最大的改变是从一个家庭主妇决心要职业律师。
于是，她卖掉了里约热内卢的房子，带着孩子举家搬回圣保罗。
可是这件事依然给整个家庭带来了很大的创伤，尤其是孩子们。
尤其是她们被迫搬家时那么不舍，而小女儿一个人望着空荡荡的房子默默哭泣，那一刻她知道爸爸再也不会回来了。
回到圣保罗，尤尼斯重返校园，最后在48岁顺利从法律专业毕业。
此后，她成了一名职业律师，继续追踪丈夫被杀的真相，同时维护原住民的权利，在她整个职业生涯中，她都在为捍卫人权而战。后来，她还曾担任巴西联邦政府、世界银行、联合国的顾问。
在她几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努力下，在丈夫死去26年后，她终于拿到了丈夫的死亡证明，那一刻她喜极而泣。
在新闻发布会上，记者问她：你不觉得回归民主后，政府有比解决过去更紧迫的问题吗？
尤尼斯回答：我不觉得。我认为强迫失踪是一个政权最残忍的做法，一个人无辜被杀了，给他的家人留下永久的心理创伤，政府必须补偿这些家庭。最重要的是澄清和审判在独裁时期犯下的所有罪行，否则，他们将继续犯罪而不受惩罚。
直到2014年，巴西政府才承认鲁本斯·派瓦在1971年被杀害的事实，同他一样被杀的还有200多人，他们的尸体至今都不知所踪，而没有一人因此受到惩罚。
尤尼斯为此战斗了一生 在她晚年患上阿尔兹海默症后，渐渐丧失记忆。
此时，他的儿子提笔写下了父亲和母亲的故事，留下了这个家族的记忆，也是一段历史的记忆。
而结尾处费尔南达·蒙特内格罗的出现，把我们带回《中央车站》的电影记忆中。
饰演女主的正是她的女儿费尔南达·托里，她的女儿不仅继承了她的容貌，也继承了她的演技，那种不动声色却打动人心的演绎手法，是一种继承，是一种联结，也是一种经典电影记忆的再现和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