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议会关于俄乌冲突辩论的身份、记忆与历史叙事 | 国政学人

自冷战结束以来，德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和变化问题反复出现。德国外交政策在制度、政治和文化上都倾向于连续性，例如多边主义、坚定地融入西方联盟、欧洲一体化、新东方政策以及对外交政策中军事手段的强烈怀疑等基本原则仍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基石。然而，一些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完整，而另一些传统似乎已经被严重改变和/或调整。人们可以注意到，德国在军事行动中的参与度逐渐提高，以及在欧洲和国际事务中谨慎地接受发挥创造性力量这一角色。

尽管俄罗斯日益强势，但与俄罗斯的合作参与和建设性对话几十年来一直是德国外交政策连续性的支柱之一。然而，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德国的态度似乎急剧转向敌对。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在 2022 年 2 月 27 日宣布德国迎来外交政策及与俄关系的关键转折点或“新时代”。同时，这次冲突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德国在二战和大屠杀中所承担的历史责任的质疑。因此，德国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同时继续和改变其关键的外交政策叙述之间的博弈，是本文的研究问题。

关于德国外交政策的现有研究一直强调文化、规范或身份等观念因素，以解释冷战结束后德国行为的连续性。详细来说，德国外交政策受到反军国主义和“沉默文化”的影响，这些植根于德国政治话语和决策精英的基本信念。比如，尽管 (安全) 环境不断变化，外部压力要求德国在国际事务，特别是安全事务中更加主动，德国的回应方式与其作为 “民事大国”的外交政策身份是一致的。面对新的安全挑战，德国只是通过修改来调和而非改变其传统的战后身份。尽管德国近年参与了几次军事干预并运送过武器，但德国的反军国主义文化依然存在。

最近关于德国外交政策的文献聚焦于“本体安全”的概念，将与德国身份相关的强连续性的这一方面理论化，从概念上明确了身份与外交政策之间的联系。本体安全表明，行为主体强烈需要以一致的自我意识来连贯地体验自己。这种需求与对不确定性、破裂和不稳定性的恐惧相对应，因为这种恐惧会挑战连贯的自我。因此，为了尽量减少来自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破裂，行为主体会对环境施加认知命令，试图（重新）稳定他们一致的自我意识中的干扰。

重要的是，与自我和他者相关的身份动态由此不仅限于外部环境和/或其他行动者，还可能涉及行动者自己的过去。这样，本体安全就转化为“传记连续性”（biographical continuity）。作为寻求与自身过去相关的本体安全的结果，行动者积极地试图通过“集体记忆”实现与其重要的历史自我和他者的时间连续性。虽然记忆确保了自我相对于重要的历史自我和/或他者的完整性，但叙述（narration）是集体记忆将两者联系起来的特定载体。

因此，研究叙事可以在话语中追踪民族身份、本体安全和记忆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已被应用于研究德国对俄罗斯的政策，认为德国通过叙事调整和某些层面的变化来回应俄罗斯的强势，同时仍然保持其作为民事大国叙事的连续性，这将构成德国不可偏离的本体安全。具体而言，德国对本体安全的追求使其能够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自我，以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而不会因焦虑而瘫痪。德国将民事大国叙事作为维持本体安全和塑造外交政策的工具。

尽管本文同意部分学者试图避免将“民事大国”本质化为德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核心”,但这种论点突出了一般文献中关于文化/身份和本体安全的三个问题倾向：（1）过于静态的身份/文化概念倾向于僵化地将行为强加于特定的行动过程（在本体安全文献中，目的是确保本体安全）；（2）部分倾向肤浅地关注（国家）话语中的一致性和/或稳定性/固定性；（3）倾向将国家身份或国家身份话语的基础“核心”本质化。

在将身份/文化和话语概念化为分层结构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在国家身份话语的不同层面可能存在争议。这是因为文化/身份问题需要被清晰地表达出来，并且只有通过（现有的）解释才能获得吸引力，它们既不是完全一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争议的。因此，本文观点与后结构主义关于德国外交政策的观点相呼应，并不预设德国存在一个“一致的（民事大国）身份”、“基础核心”或“本质”。身份是一个过程，它作为一个不断演变的对话展开, 因此总是存在潜在的不一致和受到争议。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德国的“反军国主义”或对外交政策中军事手段的强烈怀疑、对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联盟国家合作伙伴关系的需求以及德国积极反对欧洲暴力统治现象的特殊责任，并将它们浓缩成德国话语中关于“永不再战”、“永无暴政”和“永不单独”的叙事。其中的“永无暴政”既可以指占领时的暴政，也可以指种族灭绝和大屠杀。本文的重点是叙事的“武力解放”方面，以及它与其他既定原则的冲突：军事沉默和克制文化。俄罗斯的行动提出了迫切的问题，即如何应对一支无视基于规则的战后秩序的压迫性力量。总之，暴政叙事构建了一种道德责任，以反对种族灭绝和占领性暴政的残酷形式。

本文聚焦于冲突前和初期的叙事转变，主要资料来源限定在2021年11月至2022年5月8日，这一天纪念德国1945年无条件投降纪念日这一天，肖尔茨的电视演讲激发了对“永无”口号的关注。在这段时间里，本文确定了7次关于乌克兰冲突的主要议会辩论，包括107次演讲。在分析时，本文将上述三个关键叙述区分为主要提及和次要提及。至于演讲，本文寻找了能将三项指导原则中的至少一项分离出来作为演讲关键部分的指标，并根据每篇演讲所阐述的指导原则对其进行标注。下图展现了演讲者可能如何阐述不同的原则及其相关的历史叙事。

表1

研究结果表明，从“永不再战”到“永无暴政”的转变是显著的。这一趋势在2022年4月布恰平民死亡事件后加速，而“永不单独”则基本保持稳定。

在2022年2月24日冲突爆发前，德国一直在维护“民事大国”和“永不再战”叙事，以避免德国话语中所称的军事“升级”。此外，任何形式的干预都应该通过外交或其他民间手段进行，而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则被断然拒绝。这一立场的辩护经常借助对德国过去的参考来制定。

在冲突爆发后，“永不再战”被“永无暴政”取代。2022年2月27日和3月16日两次最相关的议会会议标志着关键叙事的重大转变，包括德国安全政策及其与俄罗斯关系的时代转折点，认为冲突是“所有和平希望的终结，也是对普京统治下俄罗斯所有幻想的终结”。此后，很少有政治家声称只有外交手段才能解决危机，大多数发言者现在也赞成提供武器。要求更多军事支持的呼吁经常伴随着提醒德国应采取与其西方伙伴密切一致的行动。此外，历史参照和类比现在通常被用来承认和解释关键叙事的变化，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为连续性辩护。

在布恰平民死亡事件后，“永无暴政”成为主导。大多数德国政治家现在支持为乌克兰国防提供军事物资。乌克兰现在经常被描绘成战后德国价值观的英雄捍卫者，在自由与压迫、民主体与暴政、善与恶的斗争中。在这场斗争中，德国这次应该“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并承担起防止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的特殊责任。

本文分析了德国在应对俄乌冲突时如何叙述历史责任和变革，探讨了定义战后德国外交政策的关键历史叙事之间的对立。这些叙事代表了德国人试图从国家历史中吸取“正确教训” 的尝试，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方向和对俄乌冲突的正确反应提供规范性指导。然而，德国的核心外交政策叙事及其基础规范原则是可塑的，并且具有多层次性。这使得德国话语权的发言人能够（重新）表达和调整现有叙事，为在新的政治局势中采取行动创造新的机会。

本文分析的德国议会辩论表明面对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政治家们在解释、调整和定义政策应对措施时，国内和国际期望、口头承诺、十年来根深蒂固的政策惯例以及外部事件之间的持续对立，促使德国的外交政策和行动复杂化。概言之，本文挑战了任何声称历史为当前外交政策行动提供直接指导的说法。这尤其适用于德国的话语体系，该体系在乌克兰冲突问题上经常表现出典型性和/或二元论的特征。

此外，本文质疑“民事大国”概念定义了德国外交政策中最深层认同话语的观点。由于“存在”始终是“适时的存在”，当前的阐释需要将身份作为不断演变的对话的一部分加以现实化和具体化。这种对话既不是完全一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争议的。俄乌冲突可以说明这一点：德国对俄罗斯的强硬态度的核心并不是稳定一致的身份或连贯的身份叙事，而是如何将德国自身的过去置于当下的背景和位置中的规范性争议。

Normative dispute

规范性争议

Biographical continuity

传记连续性

校对 | 辛逸伦 赵怡雯

审核 | 李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