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院两会笔谈 | 王跃生：在动荡的国际经贸环境中维护中国的最大利益

2025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在上一年工作回顾中，对当前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国际经贸环境作出了非常准确、客观的判断。报告指出，“从国际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可能对我国贸易、科技等领域造成更大冲击。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加剧，多边贸易体制受阻，关税壁垒增多，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对国际经济循环造成阻碍。地缘政治紧张因素依然较多，影响全球市场预期和投资信心，加剧国际市场波动风险”。这些判断，客观、准确地刻画了当前世界经济与国际经贸形势发展的特点，为我国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提供了坚实基础。

针对国际战略格局以及国际经贸形势的剧烈变化，《政府工作报告》在2025年工作任务中提出了“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始终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战略方针，并具体提出稳外贸、稳外资、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深化多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等应对之策。我们认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政策基调和稳外贸、稳外资、深化区域经济合作的具体举措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当前，国际政治与战略格局深刻变化，国际经贸形势剧烈动荡，特别是特朗普重新上台执政以来，采取了一系列出人意料、不合逻辑、霸道自私的政策，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巨大破坏与冲击。此次以“2025特朗普冲击”为标志的全球经贸大动荡，具有一些以往不曾有的特点。一是，此次政策冲击的极端性与暴力性不同以往。近期出台的美国贸易政策，对几乎所有国家无差别发难，以极端威慑逼迫贸易对手妥协，如果对方不妥协就利用美国的优势地位强力制裁。如以移民等问题为由对墨西哥、加拿大的25%关税政策；以芬太尼等借口对我国两次加征各10%关税；对欧盟无理由的25%关税；对世界各国钢铝的高关税；对全世界所有国家采取所谓对等关税等等。二是，此次经贸政策变化与国际战略与政治格局变化交织在一起，不再以政治同盟、意识形态等划线。如特朗普一再强调与俄罗斯和普京总统的友好关系，在俄乌冲突中倾向俄罗斯；在经贸上，首先对加墨、欧盟、日韩等盟友开刀，对中国的贸易施压也并非以意识形态、国际战略、民主人权等为借口。三是，特朗普冲击的最终目的，恐怕还是维护美国利益、维持美国的国际霸权地位、打压其他大国特别是中国，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由此，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摩擦与争端，当这些国家做出让步后大多会获得豁免和宽减，而对于与中国的经贸摩擦，并不会由于中国做出某些让步、让利于美国而获得根本的解决。这从双方的矛盾遍及贸易、投资、产业、金融、科技、人才、地缘利益等方方面面就可以看出。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可见，在特朗普冲击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严峻复杂，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更大挑战，而我国经济发展又恰好比以往更加依赖于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依赖于国际经贸合作，这就使稳外贸、稳外资、稳定对外经贸关系的意义尤其重大。去年我国经济取得增长5%的较好成绩，与外贸的较快发展密不可分。然而，今年以来，由于国际局势动荡，特别是特朗普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极端保护主义政策，我国的外贸外资已经受到影响和冲击。如，今年前两个月，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从去年全年的增长5%变为下降1.2%，其中出口增长3.4%，进口下降7.3%；至于利用外资，在过去两年显著下滑的基础上，今年前两个月又下降了20.4%。随着美国对华加征关税落地，以及美国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经贸关系的无理干预产生的影响，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的外贸外资等领域会更加困难。

然而，也应当看到，“北方不亮南方亮”，基于我国对外经贸关系长期战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效应与积淀，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的发展也有着广阔的机遇。即使在特朗普破坏性政策冲击之下，也有许多应对途径和手段，可以灵活应变，趋利避害。只要我们对国际环境变化深刻认知，相关政策及时有效，就一定能够转危为机、化被动为主动，建立最广泛的朋友圈，赢得我们的最大利益。

首先，对于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对我国投资、产业、科技的无理打压，我们一定要态度鲜明、坚决反对、合理反制。实际上，随着我国经济与科技发展和实力增强。加之中美两国经贸关系互相依存的特点，我们对于特朗普的无理打压并非没有还手之力，一旦两国摩擦升级，中美两国都会受到巨大冲击。也正是因为如此，特朗普对华关税打压也是试探性的、留有余地的。我们应充分利用中美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经贸关系特点，既合理反击，又积极沟通，在贸易差额、市场开放等问题上适当让步，同时维护我国的核心利益，争取中美经贸关系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其次，利用特朗普四面出击、树敌过多的机遇，积极发展与欧盟、日韩等发达经济体的经贸关系。此次特朗普对欧盟、日韩等的贸易打击，使这些国家认识到一味唯美国马首是瞻、做美国的跟班未必符合自身利益，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做美国的对手更加不可行。加之其自身受到美国贸易政策的冲击，迫切需要新的市场与合作伙伴，有搁置意识形态成见发展经贸关系的可能性。鉴于此，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机遇，积极与欧盟、日韩等就经贸关系展开谈判沟通，互让互谅，争取能够将几年前谈判完成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进程重新恢复，争取尽快完成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早日落地实施。这既有利于各方经济发展，有利于我国打破某些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围堵，获得更有利的国际环境，也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化。其三，积极发展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紧密合作，进一步使“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目前，随着国际经贸环境变化，我国与“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经贸关系已经成为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的主体，东盟国家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亚、西亚、俄罗斯、非洲、拉美在我国外贸特别是对外投资中所占地位越来越高，这种贸易投资关系还不断构筑着中国与各国的国际产业链联系，是我国对外经贸发展的主要方向。最后，我们应对一切外部挑战、利用一切外部机遇的条件是我国自身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特别是高标准制度型开放。这种开放是国际经贸发展的大势所趋，是全球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共同的需要，虽然有所区别。无论是应对美国的挑战还是积极发展与欧盟、日韩等发达经济体的合作，乃至深化共建“一带一路”，都需要在国际经贸新规则、新趋势之下实现，都必须顺应国际经贸发展的大趋势。因此，不断扩大开放特别是制度型开放，是历次《政府工作报告》不断强调的，这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