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实践形成了理论创新与制度演进进路，即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态耦合实现理论范式迭代，构建以群众史观为根基的人民主体性治理体系，依托自我革命引领政党治理现代化，在认识论突破、方法论创新与制度论升华中探索出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与治国理政效能提升的辩证统一路径，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贡献了中国方案。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重辩证关系演进
（一）普遍原理与特殊国情的动态耦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在于把握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突破“城市中心论”教条，将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结合，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实现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的本土化重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通过《论十大关系》等理论探索，辩证处理重工业优先与农业轻工业协调发展的矛盾，构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落后国家工业化实践的衔接机制。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突破传统所有制理论桎梏，建立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兼容框架，完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突破。这种理论生成始终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认识论规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本质要求。
（二）从制度革命到发展革命的逻辑跃迁
党的历史方位转变驱动理论范式迭代。新民主主义革命聚焦“制度替代”，通过武装斗争实现生产关系根本变革，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政治基础。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转向“制度建构”，以“三大改造”确立公有制主体地位，形成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适配体系。改革开放开启“发展转型”，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构生产力解放机制，推动发展观从“增长优先”向“全面协调”演进。新时代提出“制度完善”，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实现发展范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质变。这种转型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互动规律，每个阶段都包含对前序范式的扬弃与超越。
（三）现代化理论的本土化突破与全球贡献
中国现代化理论体系在批判吸收西方经验中实现创新。早期工业化理论突破“先轻后重”传统路径，通过重工业优先发展建立独立工业体系。改革开放时期提出“三步走”战略，将“四个现代化”拓展为涵盖政治文明的全面现代化目标。新时代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系统理论，强调五大文明协调发展，在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维度形成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范式超越。这种创新既包含对传统现代化要素的继承（如工业化、城镇化），更创造性地植入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如共同富裕、全过程民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非西方中心的现代化方案。
二、人民主体性的三维实现机制
（一）群众史观的政治哲学转化与实践确证
“人民主体”理念实现哲学概念向政治原则的创造性转化。在认识论层面，继承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确立“江山就是人民”的政治伦理。在价值论层面，将“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政策制定的价值坐标系。实践确证体现在三大历史跨越：新民主主义时期通过土地革命实现“政治解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通过单位制保障“经济赋权”，改革开放后通过民生改善达成“发展共享”。这种本体论建构超越西方抽象人权观，将生存权、发展权作为人权的实践基础，形成中国特色人权理论体系。
（二）群众路线的制度化运行与效能转化
党的群众路线在实践中升华为科学的治理方法论。决策机制形成“调查研究—试点推广—反馈修正”的闭环，土地改革时期的《兴国调查》、新时代的“精准扶贫”都是典型范例。执行体系构建“政党引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多元共治格局，从“枫桥经验”到基层协商民主，实现治理重心下移与效能提升。监督环节建立“人民满意度”评价标准，通过信访制度、网络问政等渠道形成权力运行的逆向约束机制。这种方法论创新使“人民主体”从政治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技术，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
（三）权利法治化与利益表达的制度建构
人民主体地位通过制度体系转化为法定权利。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确立工农政治权利，1954年宪法构建公民基本权利框架，新时代民法典实现民事权利体系化。法治保障呈现三重进阶：立法环节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如民法典编纂征集百万条建议），执法环节强化权利救济（如行政诉讼制度改革），司法环节提升公平可及性（如跨域立案制度）。这种制度建构形成“权利确认—权利实现—权利救济”的完整链条，推动治理模式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型。
三、政党治理现代化的三维演进逻辑
（一）自我革命理论的哲学根基与价值指向
自我革命理论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本质规定。哲学层面体现为“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具体运用，通过持续扬弃实现组织的代谢更新。价值维度继承“两个务必”的历史传统，新时代发展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化教育体系。实践指向包含三重纠偏机制：思想纠偏（延安整风破除主观主义）、政治纠偏（遵义会议确立正确路线）、作风纠偏（“八项规定”整治“四风”问题），形成发现问题、纠正偏差、完善制度的闭环。这种理论突破使党始终保持“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为长期执政提供认识论保障。
（二）组织净化与功能调适的协同演进
治党实践形成“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协同机制。思想建设方面，从整风运动到党史学习教育，构建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组织净化方面，通过民主集中制完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新时代依托巡视巡察制度实现监督全覆盖。功能调适体现为三种能力提升：政治领导力通过“两个维护”制度强化中央权威，社会整合力依托“党建+”模式扩大组织覆盖，风险抵御力借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防范蜕变风险。这种协同演进使党组织既保持肌体健康，又增强功能适应性，实现“打铁还需自身硬”向“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质变。
（三）现代政党治理体系的成熟定型
百年管党治党经验凝练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包含六大支柱：全面领导制度（如党组工作条例）、组织建设制度（如支部工作条例）、干部管理制度（如能上能下机制）、监督保障制度（如党内监督条例）、责任落实制度（如问责条例）、联系群众制度（如调查研究规定）。制度创新呈现三个统一：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统一（容错纠错机制）、约束激励统一（绩效考核体系）、常态治理与专项治理统一（反腐败长效机制）。这套制度体系既继承民主集中制精髓，又吸收现代治理理论成果，标志着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作者：李阳辉，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韩红磊，中原工学院党政办副研究馆员 本文系2023年度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号：2023XWH004）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