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交谈之中，再加上后来的四处打听，我知道了陈、华不和的部分原因，他们的交恶对整个中国数学界都有负面的影响，对我个人而言亦复如是。”“陈、华之争，原来起自芥毫的差别，但随着岁月而加剧。据在下观察，纷争容易形成，但难以化解。有时直到当事人皆不在世，纷争都不见得消散。”（[美国]丘成桐、[美国]史蒂夫·纳迪斯，夏木清译：《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第102页，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
“众所周知，华罗庚跟我的老师陈省身不和已久”。（同上，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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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对陈省身在南开大学创建数学研究所的动因也有异议——
“以笔者之见，当初省身之所以没有与另一所母校清华合作的原因恐怕在于，他不愿意与仍然担任中科院数学所所长职位的罗庚同城竞争。”（蔡天新：《罗庚与省身：两位同时代的数学大师》，《数学传奇》第257页，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而以许多同行之见，当初陈省身之所以没有与另一所母校清华合作的原因恐怕在于，他不愿意与仍然担任中科院数学所所长职位的华罗庚同城竞争。”
“以笔者之见”改为“以许多同行之见”。该作者的《数学传奇》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又恢复为“以笔者之见。”（见该书第407页）
陈省身在南开建所成了回避个人竞争的产儿。
据作者介绍，《数学传奇》2018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6年后平装版已印八次，又推出精装版。
陈省身、华罗庚是中国现代数学史双璧——两位最杰出的“领袖数学家”，上述所说可证实吗？如果讲不清楚两颗数学巨星一生的关系，我们就愧对后人。
陈省身的人生哲学是追求简单，谢绝复杂，欣赏平淡，寻求豁达，终生没有一个敌人，以和为贵。笔者多次采访晚年的陈省身，他常说：“我的朋友很多，没有和我对立的人”。陈先生视华罗庚为数学生涯关系密切六位中外朋友第一位的朋友。另两位中国朋友是吴文俊、胡国定，三位紧密合作交流的外国朋友是A·韦伊、格里菲斯和西蒙斯。
陈省身与华罗庚第一次见面在清华大学，1931年秋天开学之际。两人交往超过半个世纪，始终有不断的联系。
1931年华罗庚到清华大学只是初中毕业、上过一年职业高中的学生，其自学而成的数学论文引起清华大学算学系教授杨武之、系主任熊庆来的赞赏，清华算学系给他助理员的职位。此一年前，陈省身是熊庆来的助教，此时改为研究生，华罗庚就用陈省身的办公桌。
陈省身说过：罗庚是一个很好的数学家，不需要一般的数学训练。他很快就跟所有的人，所有的研究生，甚至于教员，可以在同一个阶段讨论数学的问题。他虽然名义是助理员，等于是个研究生，我也是研究生，“我们时常来往，上同样的课，那是很愉快的一段学生生活。”
1934年陈省身研究生毕业，离开了清华大学，9月到德国汉堡大学跟随布拉施克教授研究几何学。华罗庚1936年到英国剑桥大学，追随英国数学家哈代。1936年8月，两人在夏季柏林奥运会相会，聚谈很多，一起观看激烈的比赛。9月，陈省身到剑桥大学再访华罗庚，“自然跟罗庚在一起。”陈省身认为，“罗庚在剑桥的一段，1936年到1938年，是他在数学上有最深刻贡献的时候。关于解析数论，他的贡献非常多。”陈省身对华罗庚的成就颇为欣赏。
1938年陈省身、华罗庚先后回到昆明西南联大，在算学系任教，至1943年，两人在一起执教5年，“大家的情绪很好，精神很好，有很多很好的朋友。”陈省身说。1940年两人和物理系的王竹溪教授共同办“李群”讨论班。陈省身为华罗庚提供数学家嘉当“雪中送炭”寄来的论文抽印本，华罗庚在一篇论文的尾末特别致谢。
左：陈省身，中：华罗庚，右：王竹溪，在西南联大时三人合开“李群”讨论班
刚到西南联大的时候，陈省身、华罗庚、从事日本史研究的专家王信忠三人住一个房间。每人一个床，一个书桌，一个书架，一个椅子，房子里摆得相当挤，三人一清早没有起床就互相开玩笑。“虽然物质上艰苦，但是生活也很有意思，”苦中作乐，这是陈省身的生动记实。
西南联大时期，陈省身、华罗庚都已在数学界崭露头角，老一辈数学家都把他们视作接班人。1940年，在昆明成立“新中国数学会”，选举姜立夫为会长，青年数学家只有他们二人被选为理事，并被委以负责具体工作，华罗庚任司库，陈省身任文书。二人都协助苏步青教授编辑《中国数学会学报》。
陈省身、华罗庚与许宝騄并称西南联大“数学三杰”，在校园里营造了活跃的数学研究气氛。即使抗战时期生活环境艰辛，西南联大算学系培养了王宪钟、钟开莱、严志达、王浩、吴光磊等一批数学英才。“也还是可以做很多工作”，“‘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是我一生的幸运。”陈省身追述以往时十分快慰。
1943年7月陈省身去了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华罗庚在昆明西南联大，两人时常通信，交流研究心得。抗战胜利，国家复元，陈省身知道华罗庚有许多社会活动。1946年4月，陈省身从美返国，华罗庚将去美，两人又相会在上海。陈省身说华罗庚负有使命，“但我们仍谈了不少数学，我们的数学兴趣逐渐接近。”两人惺惺相惜。
陈省身1949年1月赴美，在芝加哥大学任数学系教授，华罗庚在伊利诺伊大学，两人相距很近。华罗庚曾到芝加哥大学讲授Brauer－Cartan－Hua定理（布饶尔-嘉当-华罗庚定理）的初等证明，陈省身称赞“很漂亮”。华罗庚1950年夏天返国，过芝加哥去旧金山登轮，“大家都佩服他的爱国热忱。”陈省身回忆：“我那时在芝加哥。他走之前，我们相聚了多次，谈到很多，有科学的问题，也有政治的问题及大家如何作出决定的问题，他回国服务之心比任何人都坚强。”（陈省身：《回忆华罗庚》，1985年在中国科技大学的讲话，见王元：《华罗庚》第154页，开明出版社1994年版）
此次相别，陈省身、华罗庚便天各一方，通讯也稀。幸亏海外媒体有时刊发华罗庚的报道，陈省身得知老友的一些行动。上世纪50年代，陈省身与在国内旧友吴大任、徐利治等鸿雁相传，对祖国数学事业十分关切。
直到1972年9月，陈省身受到中国科学院邀请，阔别23年，回国访问，与华罗庚才在北京会面，同顾前事，如在梦中。1980年华罗庚率团访美，过伯克利时在陈省身家住了两夜，两人相谈如旧日，十分畅快。1983年华罗庚访问加州理工大学，已经72岁的陈省身从伯克利去访华罗庚，自驾相距400余公里，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正是在那一年，在美国数学会主席菲利克斯·白劳德和陈省身等人的联合提名和推荐下，华罗庚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陈省身为这份提名撰写了学术介绍。
华罗庚出席美国国家科学院新院士典礼，用中文在院士名册上签名
杨振宁对陈省身与华罗庚都有深知，谈到两人的关系时认为：第一他们是竞争者；第二他们是两个非常不同风格的人。这个与他们的家庭背景，都有密切的关系。不觉得可以说他们在昆明的时候或者后来有冲突。……这种冲突，在华罗庚跟陈省身的一生中没有过。（季理真、王丽萍编著《百年科学往事：杨振宁访谈录》第202页，华东师大出版社2021年版）
中国数学史专家张奠宙认为，为了发展中国的现代数学，陈省身与华罗庚都在拼命往前跑，形成了客观上的竞争。正所谓“一时瑜亮”。但是，他们是竞争中的朋友。彼此尊重，礼尚往来，终生不渝。
陈省身从1972年起至少每两年回国一次，每次都到母校南开大学，便开始产生在南开发展数学的意思，向老朋友吴大任、胡国定等反复流露余生要为祖国数学事业做点事的意愿。后来“这意思便具体化成为创立南开数学研究所。”（陈省身：《吴大任教育与科学文选序》，该书第2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省身的行动历来都是有目的、有计划的。……省身看到，报效祖国的时机逐渐成熟，往返于大洋两岸更频繁了，在国内停留时间更长了。于是在1980年他响亮地提出‘在二十一世纪中国成为数学大国’这个伟大目标。”这是原南开大学副校长吴大任所记。
陈省身认定，实现“数学大国”的目标，首要的是培养数学人才，特别是新生力量。1980年起，在他直接领导下，连续七年，每年一次召开国际双微（微分几何、微分方程）会议，邀请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作专题报告，中国国内数学家也参加，或作报告或学习；在陈省身的大力帮助下，年年夏季组织暑期数学研究生培训班，由国内外优秀数学家用最新观点和方法讲课；陈省身接受教育部的委托，协助实现“陈省身项目”，每年由美国数学会派人来我国招收数学研究生到美国学习。
陈省身认定，要实现他所提出的目标，必须在祖国建立新型的培养数学人才基地，这是最有效地帮助中国发展科学事业的最根本的途径。1979年，陈省身向吴大任透露过这个想法，吴大任表示热烈支持。
吴大任1984年初为落实聘请陈省身回南开创办数学研究所致信邓小平同志（出自崔国良主编《吴大任教育与科学文集》第510-51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981年，胡国定作为南开大学副校长，专程赴美邀请陈省身来南开大学工作，陈省身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十分仔细地了解中国国内有关具体情况后，提出在南开大学建所的各种想法，用“叶落归根”四个字表达他的心情。1983年9月，中央引进国外人才领导小组同意教育部聘请美籍的陈省身来华担任南开数学研究所所长。1984年8月25日邓小平会见陈省身夫妇给予高度赞赏。
1984年8月25日陈省身夫妇在北京受到邓小平亲切接见，左一、左二分别为陪同会见的清华校友、著名数学家丁石孙和清华校友、时任教育部部长何东昌
陈省身积极地筹建南开数学所。缺乏高水准的学术领袖，陈省身提出从国外引进世界一流数学家来所讲学，同时又邀请中国国内著名专家集中在南开，共同举办各项活动，以使中外专家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一支足够强大的指导团队。缺乏经费，陈省身提出开门办所、提高效益来解决问题，每年来所参加活动的是来自全国大学、研究所的大批研究生与青年数学工作者，费用不算太昂贵。1985年10月17日南开数学所揭幕之日，占满会场的绝大部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研究生。时国家教委一位负责人说，南开数学所已经做到类似国家开放实验室那样面向全国真正开放的地步，并表示：“你们活动经费如有困难，我们一定大力设法解决。”
1985年，南开数学研究所成立大会（前排右六为陈省身）
“我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南开度过的，她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陈省身曾说。在南开大学创建数学研究所，陈省身还有考量：天津是他少年成长的地方，“第二故乡”乡情难忘；姜立夫在南开大学引领他走上一生数学道路，铭记在心；天津地理位置距北京不远，既体验首都巨大的资源优势，又减少一份喧阗；在一个较宁静的地方建设一个全新的数学研究所，成功希望更大。陈省身尤其看重南开大学校方和老朋友的鼎力支持。
杨振宁了解了南开数学所的成就后，认为走了“一条很好的道路，”欣然接受陈省身的邀约，在南开数学所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1986年-1995年），和南开大学葛墨林教授联合招收博士生，共30余名。杨振宁自愿参加数学所的学术委员会，规划主攻方向，组织国内专家分工合作，十年间每年召开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他经常邀请国外专家来南开举办学术活动，而且要求研究生参加。研究室哪个问题没有解决，就请国际上哪方面最好专家来讲研究背景和最新进展。陈省身和杨振宁无论做学问还是做事，都主张“宁拙勿巧，宁朴勿华，”成就学界佳话。
陈省身立足南开，他的视野决不局限于南开。他曾多次在公开讲演中说中国应有十余所像南开这样的数学研究院。
在南开数学研究所揭幕式上，陈省身深情地说，“我的最后事业在祖国，”“为南开数学所、为中国的数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践行了自己的承诺，同他的老师姜立夫一样“大公无私，团结同道，奖掖后学，不存门户之见。”（吴大任：《姜立夫先生和中国现代数学》，《吴大任教育与科学文选》第310页）
胡国定生前讲过：为了使中国成为数学大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起能独立培养高级数学人才的基地；为了证明中国人与外国人一样完全有能力作出世界水平的杰出贡献，使中国数学家在国际上能与外国数学家“平起平坐”，陈省身数十年如一日，一点一滴的无数活动中，无不渗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八个字的灵魂。
陈省身晚年曾对记者说，中国人喜欢比较。以数学而论，数学的领域很多，这个人做这方面的工作，那个人做那方面工作，很难说谁好谁差。做科学研究不是下棋，看谁赢得多，分不出高下再下一盘或者下十盘。科学不是那么回事，比较没有意义。
南开数学研究所成立于1985年10月17日。华罗庚1985年6月12日不幸在日本倒在学术讲坛上。陈省身之所以没有与另一所母校清华合作的原因恐怕在于，“他不愿意与仍然担任中科院数学所所长职位的华罗庚同城竞争，”时间的前提与逻辑的前提均不存在。
而从历史意义来说，陈省身接过了华罗庚发展中国数学事业的大旗，赓续完成华罗庚未竟的“数学大国”的梦想。1984年8月，74岁高龄的华罗庚在病榻上写就一首《述怀》：
搬弄是非者是催命鬼，谈空话者非真知己/少说闲话，休生闲气/争地位，患得失，更无道理/学术权威似浮云，百万富翁若敝屣/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而已。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两位数学巨人共同的情怀。
陈省身与华罗庚毕生维系了友谊，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作为后学，珍惜这样的事实，不该制造两人“不和”“交恶”的传闻，也不要臆造出回避个人之争的“以许多同行之见”。这些观点出现在陈省身、华罗庚故去之后，其用心值得关注。（完）
上世纪80年代初，华罗庚与陈省身在美国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