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式宣告胜利结束。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记录史实的纸张已经泛黄，但这段峥嵘岁月却从未沉寂，早已被世人熟知。
自1937年9月用飞机轰炸惠州，到1945年8月投降，日军在惠州犯下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四度沦陷，四度收复，惠州军民的抗战，艰难且困苦。为此，《惠州文脉》特推出抗战胜利80周年特别报道，追忆惠州这段彪炳史册的历史。
四度沦陷 军民直接伤亡2.1万多人
抗战爆发前，惠州社会相对稳定，兴建了现代化的惠阳糖厂、酒精厂以及与之配套的平潭至平山、梁化的窄轨铁路；马安、平潭等地大规模的甘蔗种植场平稳化生产；兴建了钢筋混凝土材料的东新桥、圆通桥、近秀桥；惠樟、惠平公路成功拓宽营运，大规模改造了水东街……工农生产和市政建设得到较好发展。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相继攻占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成为我国接受外援军用物资的主阵地，无时不受日寇觊觎。惠州面向大海、又是军事上拱卫广州的重镇，成为日军的目标。
1938年10月12日，侵华日军在大亚湾登陆，这是惠州第一次沦陷。曾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惠州华侨中学校长的王映楼（已故）于1959年撰写了《惠城四次沦陷》，文章描述，日军突从大亚湾登陆后，以急行军直迫惠城，当时驻防惠州的国民党军师长莫希德闻寇登陆，仓皇集中所部于两日内逃往省城，惠阳县县长蓝逊及一般官吏亦星散，不知去向。日寇入城大肆残杀，掠财物牲畜，强奸妇女，六七十岁之老妇、十二三岁之幼女，皆不免。惠州商贸最繁盛的水东街被付诸一炬，店铺无一幸存。1938年11月4日的《新华日报》关于日军在惠暴行报道中的“其惨酷情形，较其他沦陷区尤有过之”，遥遥呼应了王映楼的记忆。
日寇驻惠三月余，至1939年1月初，见已无可掳掠，自动弃惠。临去时，将东新桥及圆通桥、近秀桥、横槎桥等交通设施炸损，史称“大爆炸”。
1941年5月，日军第二次入侵惠州，留惠仅仅三天，却四处放火焚烧，分别在水东路、塘下、打石街、万石路以鸣炮为号，炮声一响，即放火焚烧商店民房。西湖名胜如栖禅寺、永福古寺、元妙古观和东坡亭等古迹均遭焚烧，城内被大火烧毁的商店和居民住宅达八九成。惠州人把第二次沦陷的遭遇称为“大烧屋”。
1942年2月4日，日军第三次入侵惠州，凶狠本性无以复加，在全城布满“杀人场”。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1月编辑出版的《广东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一书，日军入侵惠州后，实施了历时3天的大屠杀，被杀害居民的尸首约600具。王映楼在《惠城四次沦陷》里说，日寇留惠离去后，人民入城，见积尸遍城内外，各自认其亲属，收殓掩埋，棺木不敷，多自钉薄板以葬，一时号哭之声，震天动地。
1945年1月14日，日军再度入侵惠州。在亚太战场日薄西山的日军，一改此前三次脸孔，取所谓“怀柔政策”，以“中日亲善”口号试图蒙骗惠州人民，城内大开黄赌毒，有“暖风熏得游人醉”的迷幻之境。《广东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揭露了幻境之下的真相：在日军“三光”政策下，又有四五百居民被屠杀。此次，日军占驻惠城超半年，至势穷力尽，屈膝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侵惠日军陷入穷途末日，侵占惠州的日军，基本停止活动。1945年8月下旬，负责惠州等地日伪军投降事宜的第七战区长官余汉谋令第六十五军派一五四师从江西开赴惠州。9月16日，侵惠日军在水东街包公巷码头向中国军队投降。
据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惠州军民直接伤亡2.1万多人，间接伤亡人口达10万以上。
国内外团结一致抗击日寇
1938年日军登陆大亚湾后，仅10天，东江下游及广州地区相继沦陷。东江军民在大亚湾新桥的英勇阻击战，正式打响了华南抗战的第一枪，拉开了惠州地区武装抵御外侮的大幕。
在日军登陆的第二天，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的廖承志便接到指示，要求在东江敌占区开辟游击区。
12月2日，中共惠宝工委在惠阳秋长周田村，正式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这支仅有100多人的队伍，成立不到一周便成功发动民众武装，击毙日军伪警长，推翻伪政权、重新夺回淡水镇。并通过民主选举，成立了东江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惠阳县第二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这是东江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首个抗日民主政权。
虽然仅存在短短5个多月的时间，惠阳第二区行政委员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重建乡、镇政权；惩办奸匪分子，维护社会治安；做好救济难民和伤亡人员善后工作；废除苛捐杂税，恢复集市贸易；复办教育，组织生产……
在海外，华侨们也时刻关注祖国的前途和命运。1938年10月，惠州及东江下游地区沦陷的消息传到海外，激起了广大华侨保卫祖国、救援家乡的热潮，纷纷开展救国救乡活动。
10月30日，南洋英荷两属各地的惠州侨胞在马来西亚的雪兰莪州吉隆坡惠州会馆召开南阳各埠惠州华侨代表大会，成立南洋英荷两属惠州同侨救乡委员会（简称“南洋惠侨救乡会”），将分布在南洋英荷两属各地的广大惠属侨胞组织起来，形成抗日救国力量。大会还决定，在香港设立南洋惠侨救乡会驻香港施赈办事处，并派爱国侨领黄适安等回东江了解战情。
12月，黄适安率领南洋惠侨救乡会代表抵达香港，与廖承志等商讨救乡计划。当月中旬，在中共东南特委的主持下，决定以“动员东江群众协助军队及人民武装抗战，并救护伤兵，赈济难民及辅导民众组织各种救亡团体”为宗旨，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并决定在香港设立办事处，负责与南洋救乡总会联系。
1939年1月，“东团”在惠阳淡水隅园宣布正式成立，先后组建了7个团和两个队，分别活动于惠阳、海陆丰、龙川、河源、和平、东莞、宝安、增城、龙门等地。在“东团”的影响下，惠属华侨的爱国热情不断高涨，人数发展壮大至5000余人，活动范围遍及东江地区13个县。他们赈济灾民，动员群众，支援前线，保家卫国；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毁家纾难，舍生忘死……从精神上、政治上、舆论上和人力、物力、财力各个方面大力支持东江抗日战场，被东江老百姓赞誉为“华侨回来救国的团体”。
“东团”大张旗鼓的宣传活动，引起了国民党东江当局的恐惧和不满，电请南洋惠属侨领黄伯才、叶淡波回到惠阳，妄图利用侨领的影响和压力，达到控制“东团”的目的。此时，中共惠阳县委决定将“东团”改为“队”，并将缩减的人员编入抗日游击队。在惠阳活动的第一分团，改为“惠阳队”，人数也由原有的100多人减少到50人。从而挫败了国民党东江当局掌握控制“东团”活动的阴谋。
1940年6月，“东团”被迫停止活动。之后，“东团”队员纷纷响应党的号召，加入东江游击队，加入中国共产党，继续为东江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贡献力量。
“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东江纵队
日寇入侵惠州和东江下游地区后，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发展迅速、战绩辉煌。
1938年12月，曾生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成立；不久，王作尧领导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在东莞成立。1940年9月，这两支抗日武装组成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1943年1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以下简称“东江纵队”）正式宣告成立。1945年5月，东江纵队领导机关迁入博罗县罗浮山，执行党中央建立五岭战略根据地的指示，使我军在南方有一个坚强的战略基地，使华北、华中和华南三大敌后抗日战场南北呼应，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
今年初，东江纵队纪念馆（惠州）基本陈列《华南人民抗战的光辉旗帜》正式开展，展陈面积近1500平方米，展出180余张珍贵历史照片、文献资料和110件（套）革命文物，运用多媒体互动、场景复原、光影剧场等手段，全景展现东江纵队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敌后抗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
东江纵队英勇奋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据《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记载，1943年12月2日，东江纵队在惠阳县土洋村宣告成立。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东江纵队对日伪作战1400余次，毙伤日伪军6000余人，俘虏（包括投诚）约3500人，缴获各类枪械6500余支、炮25门。东江人民抗日武装队伍有2500余人在抗日战争中流血牺牲。
东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不仅全力支持全国的抗战，与此同时，有力配合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港后，许多被俘英军和一些国际友人被关押在香港深水埗等集中营。东江纵队为营救他们付出了巨大努力甚至流血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先后营救出被俘英军和国际友人共103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江纵队先后营救了8名美军飞行员。
以东江纵队为主力的华南抗日武装，与八路军、新四军一道，被朱德誉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被中共中央军委誉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
东江纵队还上演了一场被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的秘密大营救。1941年，日本占领香港，数百名被日军搜捕的抗日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突然神秘“失踪”，几个月后却安然出现在抗日大后方根据地。这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历史奇迹，被茅盾称作“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市民游客也可在位于惠城区桥东街道的东湖旅店中，近距离观展，沉浸式感受这段历史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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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枝江畔沙下惨案，约600市民遭屠戮
1942年2月3日，日军由水陆向惠州进犯。2月4日晨，守军独立第九旅六二六、六二七团将士在团长张光前、陈树英的率领下，奋起抵抗，在挂（高）榜山、飞鹅岭一线，利用防御工事，与敌展开血战，击毙日军酒井部中川联队长，毙伤敌200多人、战马5匹，击沉敌船2艘。5日晨，惠州第三次陷于日军之手。
日军侵占惠州城后，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连续3天血洗惠州城。最为惨烈的命案发生在水门沙下，约600名市民被残忍杀害抛尸江中，西枝江一度成为“红河”。
侵华日军杀害惠州人民的旧址之一、“沙下惨案”发生地，在市区水门桥头附近、西枝江南畔。
“尸体最多者，在淡水码头晒布场、水门各处，计千人之多，大多数被砍去头颅”（陈渭南《抗战时日寇屠城记》，转引自《大惠州》第二期，1993年7月），水门沙下、五眼桥、礼门义路及叶屋巷口、南津牛颈岭等地成了日军集体屠杀市民的刑场。尤其在沙下，日军将抓来的约600名市民，以铁丝穿掌穿肩，押至西枝江边，一个个用刺刀捅死。愤起反抗者，则被刺死后推下西枝江。
百位学生军书写抗战传奇
1938年，日军登陆大亚湾，进犯惠州城，惠广会战拉开序幕。会战刚刚开始就陷入苦战，敌我力量悬殊，但爱国志士们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勇气。
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副所长、本土文史专家何志成介绍，是年，惠州守军主要有国民党莫希德的151师直属部队一个团，其中就有百余名刚从各地中学新招来的学生军，正在飞鹅岭下进行秋季军事训练。
当年10月14日下午，日军突进飞鹅岭山下，并发起进攻，然而却遭到英勇的抵抗。当时的守军为掩护民众撤退，守住飞鹅岭阵地，与日军英勇搏斗。战斗延至黄昏，惠州城内的机关民众得以从容撤退，飞鹅岭的大部分守军已完成任务，趁天色已黑，随大部队撤守罗浮山下。
“守军中有百余学生军，坚持不愿撤退，只要活着就不给日军前进一步，宁可与日军同归于尽。”何志成感慨，至半夜，日军进行偷袭，像狂蜂一样围着碉堡乱刺乱射，学生军战斗至弹尽也不愿投降，最终全部壮烈牺牲在碉堡内。
惠州光复后，本地名绅张友仁登上飞鹅岭，收拾了学生军的忠骸，再加上从小挂榜山及别处所收拾来的遗骸，约有百具，安葬在飞鹅岭。
飞鹅岭战斗结束数月后，1939年1月初，惠州城首次光复。在打扫飞鹅岭战场时，随军文化人黄华沛写了一篇题为《飞鹅岭》的文章，记述了这百余学生军的壮举和战后飞鹅岭上尽数牺牲的惨烈场面：“惠阳已经克复，飞鹅岭上再擎我们的旗帜。我们又新来这里防御——每一足底之下，都有你们的陈血！……”
文 | 记者 林海生
图 | 王小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