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能说出，中国第一家主营法律书籍的书店始于何时何地。一种说法是，1985年成立的广州法律书店，时间最早，名头最响。之后，法律书店出现在杭州、上海、合肥，还扎根在内蒙古通辽——这个地级市是法律工作者的体力噩梦，其中一个法庭辖区有八千多平方公里，法官有时不得不背着国徽，在草原上开庭。
法律书店的店长，面对是一个比八千平方公里还要辽阔的世界。
杭州、北京、长沙、太原的店长们，会用同样的句式回答“你的客户群体是哪些人”。他们的答案是：公检法司、律师、筹备法考的学生。然后呢？他们会在这里稍作停顿，再给出一些相似的、又稍显意外的答案：上访户、讨债者、出轨男人的太太、偷情女人的丈夫，还有一位时刻担心被谋杀的中年女性。这几种情况过于特殊，严格来说，他们并不是一个“群体”，但店长们在讲述他们每个人的痛苦、悲伤时，好像这些痛苦和悲伤就足以让他们组成一个群体了。
过去40年来，店长们每天的工作是，找书、发货、办分享会，之后，还要耐心听某位读者诉说自己的案情。找不到公平、兄弟姐妹谁能分到老宅、老人的遗嘱该怎么写、小老板工程款怎么要……直到新冠来临，店长们的耳朵终于暂时得到休息。
对店长耐心的更大挑战是现在，在家压抑了三年，不少夫妻们都想着离婚，很多家庭主妇要从两人的恋爱故事说起。
故事的结尾往往只有一声长长的哀叹。一位店长说，“这就好比去医院，医生都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何况面对不那么周全的法律呢？”
更多时候，到法律书店里诉苦和求助的人走进的，像是一间解忧杂货店。
（农健/插画）
卖“爱马仕”的人
她想，那老百姓也有“阅读权”，便允许读者把新书的塑封拆开。
号称最了解长沙律师的冼荣丽，曾是自豪于一天卖出26台小天鹅洗衣机的销冠。现在，她在浏阳河畔运营着一间法律书店，精致的建筑被槭树和六道木围绕。2024年秋天的一个傍晚，薄暮降临，霞光在河水中无限延伸，两个女孩走进书店，向正要关门的她借厕所，冼荣丽热情答应，转头，她圆圆的脸上流露出一副成竹在胸的表情，说，两个女生肯定不是律师，因为，“她俩都没来书店看过书”。
销冠努力记住走进书店的每一张面孔，她的另一个技能是让顾客“发现”需求。她曾向已婚男士灌输“至少买两台洗衣机”的理念，一台太太用，一台长辈用，有助于呵护易碎的婆媳关系。如今她希望湖南所有的法院院长、检察长、律所主任，桌面都有一本“爱马仕”——这个词是她自创的，用来形容橘黄色封皮、2520页、定价690元的《注释刑法全书》。
很多人居然也接受了。一位律师对南方周末记者坦言，他把“爱马仕”买回家后，没翻过，就摆着。
销冠自己当然也没看过。
销冠的技能还很多。她会用爱马仕、香奈儿、美拉德等新潮的名字符号化一本书。她知道刑法要看张明楷，顺便搭配李立众的《刑法一本通》，民法可以参考王泽鉴被称为“天龙八部”的8本书，她甚至能判断出，哪本书的作者，是找硕士、博士代笔，再挂个名。但她看一本法律书，只看它的目录和摘要。
有时，她推介书目的理由听上去不可思议：“我在中国法院博物馆，看到周春梅法官的照片旁边，还有一个邹碧华法官。店里有他写的书，我就想卖。”周春梅是已故的湖南省高院法官，2021年，被一位打招呼未果的同乡行凶报复。邹碧华曾任上海市高院副院长，2014年突发心脏病殉职。
销冠没有接受过一天的正统法学教育。
在她接手前，长沙法律书店蜷缩在定王台书市一楼的角落。那还是2019年，有时一天只能卖出一本书，学计算机的丈夫相信，关闭实体书店是最好的选择。在电器、服装、手机业都加冕过销冠的冼荣丽，却看到下一顶闪耀的王冠，她告诉丈夫，把一年5万业绩的书店交给她，她要搞到一年500万。
“他觉得，哎哟，怎么可能？我说，‘而且会很快’。”
接下来几年，相较于接受过正统法学教育的人，奔向500万目标的冼荣丽，却接触到一个更加鲜活的法律世界。
她接受的法律教育很大部分来自顾客。她原本认为，她的顾客只有法官、检察官、律师，他们几乎不穿牛仔裤，偏爱黑色西裤和眼镜。接手后的日子，销冠在五十多平方米的店里，像学外语一样，从这群人嘴里，学到了公平、正义、权利。这对她启发很大，她想，那老百姓也有“阅读权”，便允许读者把新书的塑封拆开。
但她的顾客不只有法官、检察官和律师。
某年冬天的一个傍晚，一位短发、微胖的残疾老太太，到书店里找和刑法相关的书，她不知道自己该买什么，就说起了自己的故事。她的儿子和儿媳离婚了，读初中的孙子和自己住。不久前，孙子持刀，在酒吧街抢了一部手机。孙子是主犯，手机价值超过2000元，被羁押超过7天了。儿子和儿媳都不回来，老太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在此之前，冼荣丽距离案子最近的一次，是在遥远的少年时期。县城里，一个男人强奸了一名未成年少女。女孩的命运没有因为男人被捕而迎来救赎，她被拐到北边的县城，消失在人海。之后，冼荣丽到长沙闯荡，读书、结婚，卖任何她想卖的商品，法律暂时在她的生活里蒸发了。
就在那个冬天的傍晚，冼荣丽才看到了多年来中国的法律书店要面对的完整客户群：公检法司、律师、筹备法考的学生，以及一群无法归类的、心怀悲苦的人。
被冼荣丽称为“爱马仕”的《注释刑法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资料图）
折射一座城市的底色
现在，与时俱进的他们会问，罗翔老师在哪儿？
工作日的傍晚，长沙律师彭真很容易堵在潇湘大道。湘江两岸，华灯烁烁。关在车里的他，终于有空接听法律咨询的电话。大多是冼荣丽推荐过来的。他们是老朋友了，这样的电话他每年最少要接100个。
彭真的人生格言来自他外公：“做一辈子好事很难。”他做法律援助十多年了，见过太多法律无法管辖的幽暗角落：几年前，彭真是一档电视节目的嘉宾。有爆料称，长沙县的一户村民，让七十多岁的父亲住在猪圈，饭盆比狗用的还脏，臭气熏天。彭真到了现场，说这涉嫌遗弃罪，但当事人的老伴和儿子却觉得，老人年轻时热衷结交女友，生活浪荡，现在让他睡猪圈是一种“以牙还牙”式的正义。那期节目未能播出。
堵在潇湘大道上的彭真，要面对的法律援助咨询没有这么幽暗。
一个理发师和他诉说，公司给自己降薪了——这是2024年彭真碰上最多的咨询类型。通常，对方会在电话里滔滔不绝讲上很长一会儿，彭真会在十分钟的时候打断，问他的诉求是什么。对方说，要起诉公司，想让彭真接手自己的案子。
“你说公司降薪，降了多少？”
“降了20%。”
“那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
“几千块钱。”
彭真告诉他，请律师不划算，自己可以教他要准备哪些材料。“但如果你要起诉，专业律师是要收费的，你愿意吗？”
一般，聊天就终止在这里了。
每年，最少有100个读者，想到长沙法律书店寻找公平和正义。他们大多是漂泊在长沙的打工者、个体户，他们碰上的事千奇百怪：客户的高级地毯洗坏了；看短视频下单的机床货不对板；一次，一位常德的中年厨娘，到马王堆菜市场买菜时，爽快地借给一位同乡5万块钱，结果同乡人间蒸发。
律所会让囊中羞涩的人心生惶恐，他们只想用最少的、几本书的钱，维护被侵犯的权益。
顾客的类似需求，当然不只在长沙。如果把目光放到全国，到法律书店里找公平和正义的总人数，是个谜。
店长们只记得人们的诉求，它们就像是一座城市底色的折射镜，杭州西湖法律书店的老板郭文洁说，工商类的纠纷最普遍；在北京，一些人会越过重重阻碍到达首都，并且很有可能前往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大书店。早几年，他们向店员打听，教刑法的阮齐林老师在哪儿？教民法的李永军老师在哪儿？现在，与时俱进的他们会问，罗翔老师在哪儿？
在山西太原，金三角法律书店的贺晓华记得，太原那段轰轰烈烈的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她帮助过一位河南老太太。老人家是农村户口，没有稳定收入来源，靠捡破烂为生，辛苦劳作后在一个城中村买了房子。村子改造时，村里却以她不是本村人为由，打算只给补偿款，不分房子。老太太时常来书店咨询，希望能在法律的帮助下维护自己的权益。贺晓华帮忙联系了书店另一位常客李律师，最终在大家的努力和调解下，老太太争取到两套70平方米的房子。
最近两年，长沙法律书店遇到最多的，是想要离婚的人。彭真猜测，疫情那几年，大家每天都关在家里，“可能被压抑着”，于是，一放开，就想离婚了。
这些人中，对法律了解为零的，大部分是家庭主妇，她们很长时间里关在“笼”中，女性的直觉告诉她，丈夫不工作、晚上去KTV，或忽然迷恋上越野、爬山，是有问题的。但她们连丈夫有几套房子都不知道，挂在嘴边的词是“净身出户”——中国法律里没有这样的规定。
需求太多，冼荣丽甚至得再找一个律师帮助绝望的主妇们——朱波杰是长沙市律协婚姻家事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他知道不工作、晚上去KTV，或忽然迷恋上越野的丈夫，究竟意味着什么。以至于，如果有男士请他打离婚官司，他会劝对方：“适可而止”。
早年，他给自己“4321”的手机尾号，琢磨了一句美剧《风骚律师》风格的广告语：“12345，有事找政府，54321，法律找朱律。”结果，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处理主妇们的失眠、焦虑问题。
有时，凌晨四点，他还会收到信息：偷拍到丈夫手机，能不能作为证据？
2024年11月8日，有律师借用长沙法律书店的场地拍视频。（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图）
潮起了
人们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行动力。
帮读者打官司，对冼荣丽要实现的500万年销售目标来说，帮助甚微。在书店最艰难的日子里，她会疑惑，第一任老板桂哥，为什么想专营法律书籍。
1998年，益阳农村出身的桂哥，靠老家的腊肉和酒桌上的豪迈，征服了北京各大法律出版社，谈下法条、司法解释和理解与适用等书籍的代理权。直到桂哥退休后，他才告诉儿媳冼荣丽，成立法律书店的原因：“今天不是改这个法，就是要改那个法，反正都有生意做。”
1978年底，经过废改立，中国有效法律只有53件。1998年至2003年，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任期内，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审议通过宪法修正案1件、法律75件、法律解释8件、法律问题的决定30件，共计114件。
法制建设给书商也带来财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正是在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第一次大规模修订后，法律图书的数量由少增多。想想看，每当一部新法律发布，一部旧法律修改，与之相关的司法解释、理解适用、典型案例，源源不断，细水长流，法官、检察官、律师，都得看。
接下来，日益完善的法制，让法律书店尝到更多甜头。2001年6月，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确立，立志成为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人，都需要通过考试，而他们的第一步，是购买教辅资料。
1997年之后，金三角法律书店开了两个分店；法大书店的生意好得“石头抱出门都能卖”；1999年，杭州西湖法律书店几乎和当当网同时开设了网站，邮购业务远及西藏和新疆，在Alexa全球网站排名中，这家书店居然排到三千多名，还引起外资的投资兴趣。
这股潮流中，全国各地的法律书店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法大书店负责人任惠英记得，2006年，11家法律书店的店长，跑到三亚参加出版社的研讨会，会议间隙，一个店长提议说，法律书店应该成立一个联盟。第二年，齐齐哈尔法律书店的老板，就邀约大家到齐齐哈尔，后来，每年轮流到各地开会，成为“全国法律书店诚信互助联盟”的固定安排。开两天会，剩下的时间，是在旅行中畅快聊天。
鼎盛时期，联盟有28个会员，任惠英担任联盟副会长多年，也有了和出版方砍价的底气，最好的战绩是，让一家公司免收会员书店的押金，又把价格压低了两个点。
书店也渐渐开始在日益现代的社会里行动。
2008年汶川地震时，书店组织义卖图书；《今日说法》栏目红火了，书店又把张绍刚和撒贝宁请到学校开讲座。1998年担任店长前，任惠英在法大出版社做发行工作，到了书店后，她会跑到昌平附近的村庄，给老头老太太普法。
那时学生的经济情况不好，开学报到，有的家长挑着扁担就来了。任惠英动用资源，给贫困生免费发放法考资料，“十几本，两百多块钱，不少学生都买不起。”她怀念那些冬天的清晨，学生们排队领书的日子，“哎哟，那学生们排得，得一里多地。”后来，这些成为中国法律界中坚力量的学生们，会在聚会正酣时拨通她的电话，“任老师，我们吃饭呢，又想起您啦。我们现在也算是进入领导层了，以后可以给您跑腿了。”
人们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行动力。
店长们不担心顾客的法律困惑得不到解决，在他们的记忆中，四五十平方米的法律书店里挤着法官、律师、教授，他们都会和求助者搭话。
即使到了2020年代，法律书店仍有一种前现代式的淳朴和良善。毫无资源的普通人，未能在社交媒体中感受到壁垒的消弭，那些厨娘、主妇和打工者的手机里，充斥着讲段子、穿紧身衣跳舞、真假难辨的律师。而书店像赛博世界尚未征服的村落，几乎不必付出任何代价，普通人就能接触到可信赖的法律资源。
一位法大老师告诉过任惠英，他刚留校任教时，住在昌平校区。一次到海淀校区的法大书店，碰上一个需要法律援助的人，为了帮助对方，老师来回跑了几趟，书店太小，他又把对方请到咖啡厅、麦当劳，耐心给他讲解法条。
2004年12月，法大书店向中国政法大学部分学生赠书。（受访者/图）
就像心理咨询师那样
最少要给他们一些希望。
法律书店的这段历史，让销冠看到书店公共性的一面。2023年，书店要搬到浏阳河畔、一个有小花园的独栋建筑。冼荣丽决定规划一个房间，专门用于提供法律援助。她甚至考虑到不断膨胀内卷的律师行业，想为青年律师提供案源。
这一年6月，司法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有执业律师65.16万多人，冼荣丽接手书店的三年间，这个数字增长了38%。
但她把事情想得太好了。打给彭真的100个电话里，最后能做成单的，极少。很多时候，彭真是在扮演心理咨询师。
彭真举了两个“成单”的例子：一个长年在外的男人，结婚多年后，一天，他的女儿说，自己还有一个弟弟。第一次联系彭真时，男人还在犹豫要不要离婚，彭真看到，这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身上，有被家暴的伤痕。之后到了法庭上，男人又犹豫了。又过了两年，他第三次找到彭真要离婚。结果开庭前，再次消失了，这一次再无下文。彭真觉得，他或许有难以言说的苦衷。
还有一个女人付了咨询费，询问刑事诉讼。女人说，她有一个朋友，觉得会被人谋杀，想报警。虽然彭真听完详情觉得难以理喻，但还是顺着她的话说：那“她”要不要报警？对方回答，假设“她”想报警。彭真接着介绍，那假设“她”报警，需要找到诸如此类的证据。
聊完，对方非常开心，说这次聊天很有含金量。
事实上，大多数到法律书店求助的案子，都不是法律能解决的案子。
海淀校区的法大书店曾紧挨学校东门，40平方米大小。曾在这里工作的王宝荣，不止一次见到操着外地口音的人。他们腰间系根绳子，拄的拐杖像树杈，掏出的纸币皱巴巴。有人随身带着厚厚一摞案卷材料，有人索性待在店里，逢人就诉说冤屈。有段时间有一位穿灰色裙子的女士，称自己立过功，但又不被承认，又称自己的腿受过伤，还撩起裙子给别人看。
王宝荣见过那条腿，“看上去没什么问题”。
还有些行为就更匪夷所思了。几年前一个冬天，王宝荣见到一个高个儿男人，穿背心短裤，举着牌子，在西土城路上走过来，又走过去。她从来不知道男人到底有什么冤屈，甚至不知道，男人为什么会跑到政法大学说理——更早之前或许还可以，书店不远处是法大的法律援助中心。一位当年在法大书店兼职的学生，用一种自豪的语气，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发生在2004年的一件事，一名在南宁救助站遭遇猥亵的女子，她的丈夫就是跑到学校来，后来，几个热心的法大学生不仅为他们的案子奔走，还接济夫妻俩的生活。
不过，国家信访局早在2014年就宣布，不再受理“越级信访”。
这些年，在潇湘大道堵车时接到的电话，很容易让彭真回想起在湖南省高院立案信访局工作的日子。那时，每逢工作日，他上班，几个老头也来“上班”。如果哪天老头没来，说明生病了，病好后，继续准时“上班”。
彭真记忆中，有个老人在1980年代被判流氓罪——1997年刑法修订后被取消的一个罪名。老人退休后，决心用余生洗刷罪名。“但你又不能直接和他说，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这是让彭真最为难的地方。
另一位长期援助法律书店读者的律师汪梅（化名），在某省高院门口认识了一个男人。他的妹妹和妹夫，1990年代被发现死于家中，他认为警方不作为，跑到书店，买了十来本法律书，在此后29年的人生里，每天到省高院“上班”，要为妹妹和妹夫讨回公道。他靠乞讨、拾荒维持生活，偶尔，帮来立案的人填个材料，好心的人会给他一点报酬。
信访者大概会经历这样的阶段：起初，敲锣打鼓，弄出大动静，之后，天天来“上班”，询问进度。最后，突然消失在人海——就像那个长年在外的男人，还有在西土城路上徘徊的男人。
到书店的人，总认为法律无所不能，时间长了，律师们会觉得，不能直接告诉这些悲伤的人，他们遇到的许多问题难以在法律框架内解决，最少要给他们一些希望，就像心理咨询师那样。
北京，法大书店昌平店，2024年4月。（受访者/图）
法官和律师的对话
老律师愤怒的语气，就像一个二十多岁、热血好斗的法学生。
今天的法律书店，还保留着公共空间的功能，冼荣丽在听到的一次次对话中，完成她的法学教育。
2024年秋天的一次午后对话，发生在一位法官和一位律师之间。
原本，南方周末记者约的是湖南大学法学院荣休教师邓祥瑞，他现在是一家律所的首席律师。正巧，湖南省高院的退休法官唐之领（化名）在店里看书。
寒暄之后，当着唐之领的面，邓祥瑞抱怨起，“现在有的法官水平真的不敢恭维”。
这位干练、儒雅的老律师，几个月前负责一起案子的二审，他觉得，法官不知道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要怎么用。
“他给我的感觉是，二审没办法排非了，理由是什么呢？他就记住了一条，排非的证据不能进入审判阶段，不应该在法庭上出示，你在（一审）法庭上出示过了。这不奇了怪了吗？那二审还有排非的吗？”
老律师愤怒的语气，就像一个二十多岁、热血好斗的法学生。当年，他从武汉大学毕业前，专门跑到洪山南麓的施洋墓前，他也想成为一个律师。墓主被称为“劳工律师”，1920年代担任了武汉所有工会组织的法律顾问。老律师毕业后，先被分配到机关，几年后辞了职，开启职业律师生涯。多年后的秋日下午，他承认，他享受在法庭上抗辩的感觉，旁听席响起的掌声会让他备受鼓舞。
“做刑辩，碰到对的人很重要。有时（面对法官），真有点秀才遇到兵了的感觉。”邓祥瑞说完，看向不说话的唐之领，对方专心嗑着坚果，边听边笑。
“你去查查看，你遇到的可能真是一个兵。”唐之领调侃，邓祥瑞或许遇上了非专业背景的法官。接着，他又继续调侃刚刚从法学院退休的邓祥瑞，“这都要怪法学院的课没上好，学校训练不够，现在法学院都不上法医学了”。
唐之领举了很早之前一个杀人案的例子。当时DNA检测还未普及，警察从嫌疑人家里搜出一把杀猪刀，验了血型，发现和被害人的一样，就把人抓了。“如果你有法医学常识就会知道，没有做联苯胺试验，你连它是人血还是动物血液都没搞清楚。”
邓祥瑞点了点头，他说，这么多年来，他也在思考，法学教育有没有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法律人。
不过，联苯胺其实不是直接测人血的，而是用来寻找那些肉眼难见的血痕，这位以渊博学识著称的退休法官，也搞错了。
天色渐暗，对话最终结束在关于贪官的话题上，冼荣丽一直在旁安静地听着。
销冠说不清楚，每天在书店里发生的这些讨论，让她完成了怎样的法学教育。书店装饰都来自她的设计，墙上是一首湖南省高院法官写的诗，题为《致法律人》：“你挥洒满腔的热血/痴痴地渴求正义/正义的步履却摇摇晃晃踉跄”。
最后，销冠还是对贪官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惩治贪官，应该加大力度，严刑峻法。不过，喜欢在夜里观看一位婚姻律师直播的她还是觉得，当下更着急的事，应该是给破坏家庭的小三判刑。
2024年11月8日，长沙法律书店，店长冼荣丽。（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图）
哪怕实体书店不存在了
读者们依然想要到法律书店里寻找公平和正义。
接手书店的第三年，也就是2022年，冼荣丽就完成了500万的销售目标，还超过不少。
这算得上是个奇迹。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参与调查的994家实体书店中，2022年上半年，近十分之一的店无收入。
法律书店的联盟里，会员店铺来来去去，有些也消失在人海。
王宝荣两年前离开法大书店，离开前，书店几次搬迁，有一段时间，每天到店的人，是个位数。
2024年，圈内知名的杭州西湖法律书店，也关闭了实体店铺，书店的网站还停留在2000年代初的设计风格，上面有一页珍贵的、能查到律师手机号码的信息黄页。而当年将其列入全球网站三千多名的Alexa，其实在2022年5月1日也已经宣布关站。
贺晓华一度想关掉店铺。书店起初只是她从父辈手里接过的“一个任务”，当自己开拓的两个分店关闭后，她又回到了狄村北街。但隔三差五，她总能见到帮助过的人来问好，她又觉得，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
有的法律书店生意在变差，有的在变好。
冼荣丽为书店配备了一支同城配送团队，可以做到1小时把书配送到律师手上。唐之领仍然认为，在案件审理中，实体书的作用不可替代，“临时在法庭上查搜索引擎，在网络上找到一个司法解释，像什么话？而且网络上说什么的都有，和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实体书相比，你怎么确认网络上的是对的呢？”
销冠还经常在店里办沙龙和新书发布会，让不穿牛仔裤的那群人聚在这里。尽管她仍然没有正经学习法律知识，省内的法官对她有极高的信任，当某位法官的新书发布时，他的同事们，会把署名“某某庭全体家人”的贺卡，送到书店里来。
至于那些在书店寻找过法律武器的人，绝望的主妇、消失的求助者，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采访，婉拒的理由是，自己的事情实在太隐私了。
2025年3月的一个下午，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上那个为妹妹和妹夫讨公道的男人。他是唯一愿意接受采访的求助者。电话里，他充满戒备，他称，自己住在老家，母亲刚去世不久。他没有放弃讨公道，但他的阻碍越来越多，行动早已隐于水下。南方周末记者提出想看看案卷材料，在思考很久之后，电话停机的他，让汪梅传话，说不能扫描，得当面聊。
对于“在法律书店寻找公平和正义”这事，汪梅还特别强调，如果想从书店窥探法治，“既不是一个纪录片，连短视频都算不上，就算是切片，都是不完整的”。这位毕业于著名法学院的律师，2000年代刚入行时，被老律师打发去接触过无数苦主。她说，1990年代的不公平，是一种技术上不公平，法制建设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时至今日，读者们依然想要到法律书店里寻找公平和正义——哪怕实体店不存在了。
在西湖法律书店的电子留言板上，依然有读者在诉说自己的冤屈。
一位读者说，自己讨债的案子，大连的法院作出判决两年了，但执行法官多次更换，被告早已将财产转移。自己保留了和法官的所有通话录音，想请求职能部门助他早日拿回欠款。
有的读者问题很简单：请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建国初期有关案件中涉及没收、代管财产问题的申诉、再审案件的指导意见（试行）》是否有效？类似案件审理的依据有哪些？
显然，这又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麻烦事儿。
2024年11月8日，长沙法律书店，摆放着宪法宣誓领誓法台。（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图）
（应受访者要求，汪梅、唐之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