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荫（1798-1865）是清朝时的徽州人，出身徽商，中进士后开始在朝廷户部（财政部门）当官，一生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马克思（1818-1883）是德国人，年龄比王茂荫小20岁，在交通、通信条件极其落后的当年，这位西方哲人是怎么知道大山深处的一名徽商子弟的？王茂荫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出名，可他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名中国人，这是怎么回事？
“Man-mao-in”究竟是谁？
准确地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是在王茂荫去世两年后才面世的，也即1867年9月。这部文献面世的意义，这里不用赘言，单说早期几个中国人翻译这部文献时，遇到其中提到的一名中国财政官员“Man-mao-in”的问题。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主要论述的是货币和商品流通问题。这一章有个“附注83”，说：“清朝户部右侍郎Man-mao-in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利于国。’”将奏折定性为对商人有利，对国家并不利。
中国最早翻译《资本论》者为陈启修，时间是1930年。陈启修在翻译这个“附注83”时说：“中国的财政官万卯寅（原名是Man-mao-in），我曾托人到清史馆查此人的原名，现在还无结果，这里姑译为‘万卯寅’，待将来查明时再改正罢。”可见，将“Man-mao-in”译成“万卯寅”，陈启修并不敢肯定是正确的，但他的作风是严谨的——委托别人去查，查出来后再改正，而且在“附注”中对这一情况作了实事求是的交代。
1927年，中国当代著名学者侯外庐在法国留学，他根据德文版的《资本论》开始作翻译。1930年回国后，又做了续译工作。同样，他也遇到了这个“Man-mao-in”的翻译问题。
侯外庐先生后来回忆说：“我的清史知识不够，初译时，对这个官员一无所知。在留学时就想查实他的姓名和职务，苦于手头没有资料。”回国后，他与合作者王思华共同去请教中国财政史研究专家崔敬白。崔敬白在《清史稿》列传中，查出了户部右侍郎王茂荫。
对此，侯外庐先生仍不放心，担心会不会有同音字，直到他买到一本《王侍郎奏议》，研究了“王侍郎”——王茂荫的经济思想后，这才确信他们查出的“王茂荫”是正确的。
《资本论》早期翻译者王亚南，同样碰到了这个令人棘手的“Man-mao-in”。他曾向吴晗请教。吴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很快告诉王亚南：这个“Man-mao-in”是户部右侍郎王茂荫，但这已经是1938年的事了。
1936年，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发表文章，谈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Man-mao-in”是“王茂荫”。他在《东华续录》中发现，咸丰四年（1854）三月，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朝廷递交奏疏，请求改官票、宝钞为可以兑现的钞票，从而惹怒咸丰皇帝，被调离户部，但最终并没有发生马克思担心的事——笞刑，王茂荫随后被调往兵部任右侍郎。
郭沫若由此肯定这个“Man-mao-in”就是王茂荫，但为了更加扎实起见，他又托人向王茂荫在徽州的家族后人作调查，从而得到更加确凿的证据。
郭沫若将他的考证文章公开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掀起了一个研究王茂荫的小小热潮，为后来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王茂荫原名“王茂萱”
这个令翻译家如此头疼的王茂荫，就是徽州歙县南乡义成人，但歙县南乡义成的王茂荫，原来并不叫这个名字，而叫“王茂萱”。说起这个名字的变化，还有一段有趣的历史。
王茂萱的爷爷叫王槐康，是清朝乾隆年间有名的茶商。父亲名王印矩，也是茶商。到了王印矩这一辈，王家应该已经有了较强的经济实力，为家乡修桥补路的公益事，王印矩干了不少。王印矩的长子叫王茂萱，自幼在家乡读私塾。他屡次参加科举考试，但成绩一直不理想。在道光元年（1821），24岁的王茂萱进入县庠读书，县庠相当于现在的县级中学。在县庠，王茂萱通过捐款的途径，当上了“训导”——相当于县级教育主管官员的助手。
王茂萱当上“训导”时，至少已经三十岁了。家人看他科举功名无望，便叫他北上通州，经理自家开设的茶庄。这是万千徽州人所走的路途：读书不成，那么就经商。
王茂萱似乎对读书颇难忘怀。他一边做着茶叶生意，一边继续苦读，恰巧碰上皇上开恩，虽然不是按例开科考试的年份，但破例多考一次，这在古代叫“恩科”。王茂萱想报名参加，但他的名字早已被教育主管部门备案——捐款当上徽州府歙县训导，如果要参加考试，必须回原籍报名。王茂萱身在北方，不仅来往不便，而且花那么大气力折腾，说不定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王茂萱索性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王茂荫”。
结果，“王茂荫”在应天府乡试中，以第228名的成绩考中举人！接着，他马不停蹄，参加由朝廷主持的会试，考取进士，并被留在朝廷户部当差，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这一年，王茂荫已经33岁。
马克思为何看重王茂荫
王茂荫在户部当差时，清政府财政日趋衰败。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按照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清政府每年要向外输送大量白银。紧接着是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又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镇压，造成银荒越来越严重。针对这样的形势，唐宋之后统治阶级的惯常做法有两种：一是铸造大钱；二是发行纸币，实质是用新的钱取代以前的钱。当然，钱的面值越来越大，给老百姓的感觉就是“钱越来越不值钱”——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这一招，照样被咸丰皇帝的大臣们引用来了。
王茂荫是商人出身，对经济以及货币的认识，与其他人是不一样的。他也提出了发行纸币的主张，但同时他强调纸币的总量要限制，即要有“定数”，不能泛滥。更重要的是，王茂荫主张纸币发行后，朝廷要确保这种纸币能在现实中兑现。事实上，这讲的是纸币的信用问题。王茂荫的这一主张受到咸丰皇帝和其他大臣的一致指责之后，他一再给咸丰皇帝上奏，最后被撤去在户部的右侍郎职务——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到的事。
马克思关于商品与流通的理论是怎么说的呢？请看他在《资本论》同一章中的论述：“如果纸币以金银命名，这就说明它应该能换成它所代表的金银的数量，不管它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兑现。一旦纸币不再是这样，它就会贬值。”这与王茂荫强调的纸币“定数”、自由“兑现”几乎如出一辙。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王茂荫则处在封建社会，王茂荫刚刚提出这样的观点，就能被马克思发现并用作论据，人们在敬佩马克思博闻强识的同时，也应该重视这位大清户部官员在世界经济理论史上的地位。 （丰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