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洞书院 资料图片
国家治理史是顺应国家发展大局和时代现实需要而兴起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也是最能够为“国之大者”提供历史借鉴的重要研究领域。目前国家治理史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绩，但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为了推动国家治理史研究的深化，需要在扩大研究视野、转换研究视角、拓展研究领域并积极建构学科理论等方面继续努力。
用“大历史”视野研究国家治理史
研究国家治理史，要有贯通性的历史大视野，从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发展的宏阔视野考察国家治理问题。其基本要求，就是不能就事论事、不能就制度论制度，不能就古代论古代、就近代论近代，就中国论中国，就罗马论罗马，而是要有贯通的、纵深的、宏大的历史视野。就具体制度史研究而言，不能就某项制度谈某项制度。一项制度（及措施）的出台及其运行，必然涉及其他众多的制度（及措施），要注意该制度（及措施）与其他各项制度（及措施）的关联性。例如，科举制度是古代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与培育人才的官学制度、书院制度是配套衔接的，与选官任官制度是有关联的，与儒学经典的推崇和研习同样有着密切关联。将其置于古代中国制度体系中进行纵横观察，就容易理解科举制度的功用、优劣，更能够理解清末科举停废对当时社会结构、文化变迁及教育变革的深远影响。
同时，不能就某个时段论某个时段的制度，要联系该制度前后时段上的变化，必须在时段上前后打通，将其脉络贯通起来。要往上推究该制度的源流，也要往下考察该制度变迁及其影响。如果不把某些制度或治理措施放在“大历史”的视野下，恐怕很难看明白其特别之处及其成效。例如，考察历史上的科举制度，若将其与此前选官问题上的夏商周贵族世袭制度、汉代察举制度、魏晋九品中正制度、南北朝士族门阀制度等进行纵向贯通式比较，就容易理解其制度源流及其历史功绩；若对其从隋唐到明清科考内容及其形式的演变进行纵向考察，同样容易弄清其制度优长及弊端所在，便会深化对晚清科举改革与清末科举停废的认识。因此，国家治理史研究要扩展研究视野，倡导“大历史观”，倡导“全球视野”“世界眼光”。
以“大历史”的视野研究国家治理史，其基本要求就是“贯通古今”，进行“贯通”式研究。从古代中国延续到近代中国，再从近代中国延续到当代中国，这种“顺延”式考察是一种“贯通”的眼光；从目前国家治理追溯近代国家治理，进而推向古代国家治理，这种“逆推”式考察，同样是一种“贯通”的视野。采用“贯通”式考察的重点是弄清基本的历史事实，进而评判其成效，总结成功经验，吸取失败（失效）教训，为推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
用跨学科视角研究国家治理史
国家治理史是以政治史为主，但不局限于政治史的综合性学科，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包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对外关系等各领域，涉及政治制度史的各个层面（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选官任官、行政与监察等），经济社会运行的各个方面（经济发展、民本民生、灾害治理、民族、宗教、边疆、基层组织等），需要各学科领域专家分工合作进行研究。
国家治理史是综合性的研究领域，除了历史学界参与之外，还要吸收政治学界、经济学界、社会学界、生态环境学界等方面学者参加研究。即便是历史学界内部，对于“国家治理史”这样的研究领域，可以专门研究政治史的学者为主，但必须包括那些从事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外交史、思想史、民族史、边疆史等领域的学者参与。多学科交流和跨学科研究是目前国内外学术发展的基本趋向，各学科的深度融合是深化国家治理史研究的有效途径。
以中国历史上的灾害治理为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习俗等多个领域，各级官府、民间各种力量等多层面治理主体，既可以从中央与地方联动的政治史视角进行研究，还可以从官府与民间协同的社会史视角探究，更可以从生态环境变化、医疗卫生水平等视角探究灾害发生、救灾抗疫及灾后重建等问题。
历史学与政治学、社会学、生态学及其他学科的融合，是国际学术界发展的基本趋向。因此，国家治理史研究不仅需要从事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学者参与，还要吸纳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参加进来。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讨论相同的问题或者相似的问题，就会看到不完全一样的历史面相，自然会形成对相同问题的不同认知。这种多元面相和不同认知，是深化国家治理史研究的有效途径。因此，要有多学科交叉的跨学科视野，以多学科、跨学科研究推动国家治理史研究的深入。
拓展国家治理史研究领域
目前的国家治理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治理问题相对忽视，故建议重视中国近代以来历届政府的国家治理史研究。中国学界除了关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及其治理能力问题研究外，还要关注中国近代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研究，关注近代以来的晚清政府、北京政府、国民政府的国家治理情况、治理举措、治理政策变化、治理方式转变及其治理成效，总结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无效）的教训；关注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区域、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局部所进行的区域社会治理情况、治理成效及其治理经验；关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情况，改革开放以后治理环境、治理方式以及治理举措的变化，也要关注新时代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理念及新举措。总之，建议学术界将研究关注的时段及问题，适当向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家治理方面拓展。
目前的国家治理史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的国家治理，而对世界各国的治理状况及其问题相对忽视，故建议重视世界各重要国家的国家治理史研究。中国学界除了关注中国历代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问题研究外，还要关注全球范围及世界历史上的国家治理问题。关注世界各国的治理史研究，不仅包括对古代各地区各个国家治理问题的研究，而且包括近代民族国家的各项治理问题研究，尤其重视现代发达国家的国家治理史研究，也要关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治理问题。近代以来，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本国的治理，有许多值得关注的治理举措、治理方式和治理经验，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值得中国学界关注。中国学界应下大功夫研究这些世界发达国家的治理问题，弄清他们是如何进行社会治理，是如何对边疆、民族、宗教等问题进行治理的。即便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一些不成功的治理状况及经验教训，都值得中国学界认真研究，弄清世界各国治理体系有着怎样的变化、特点和成效，弄清其中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的治理经验和值得吸取的失败教训，等等。目前中国学界对世界各国国家治理史的研究尚缺乏明确的自觉意识，研究力量比较薄弱，建议加以重视并强化这方面的研究，为新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必要的“他山之石”。
重视理论方法更新
国家治理史的综合性学科特征，决定了其必然会有多种研究范式。深化国家治理史研究，需要反思并超越现有的研究范式。目前流行的国家治理史研究范式，主要是制度史研究方式。它主要关注制度及其机构的创建、运行及其成效，关注国家治理措施的出台、实施及其效果。关注这些方面是必要的，但这些常规性的研究需要进行理论升华。一项制度的创建和出台，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面临的迫切问题；这项制度的运行在不同时代、不同区域实施过程中，是有差别的；相同的制度（郡县、科举、监察等制度）也是流变的，在各代都会有所损益；实施过程必然会有变形和变异。
国家制度史研究的难点，往往在于对制度成效的评判。任何一项制度，都不会只有优点而无弊端，故对各项制度的优劣、得失、功用和弊端，要予以恰当判断。大体上说，一项制度得以正常运行，一定是利大于弊，得大于失。一项制度最初出台运行是有利的，但运行一段时间后必然会产生一些弊端，需要不断予以革除；如果不能及时调整革除，便会形成“流弊”，流弊聚集沉淀便会形成“积弊”，进而导致“积重难返”，这项制度就难逃被废除的命运。科举制度的兴废，就是典型例证。此外，对某项制度的研究，需要从动态发展的视角、从运行机制的正常与异常进行考察。
国家制度史研究，往往会出现只见“制度”及其机构运行，而看不到操作制度和机构运行的“人”的情况，即所谓“见制度不见人”。制度是由“人”制定的，是由“人”来操作运行的，当然也是为“人”服务的。忽略了“人”的制度史研究，是静态的研究，而不是动态的研究；或许能看到历史的表层变化，但很难探究历史深层的规律性。因此，制度史研究必须关注“人”的状况，探究人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联。
目前的国家治理史研究，主要是历史学视角下的制度史研究范式，这种范式有较强的适用性，应该坚持并发扬光大。但同样的研究对象，既可以从历史学的政治史视角、制度史视角加以观察，也可以从历史学视角下的社会史视角加以观察，还可以从政治学的历史视角加以观察，更可以从社会学、生态学视角加以观察。因研究视角和关注问题的差异，必然会形成国家治理史的政治学研究范式、经济学研究范式、社会学研究范式、生态学研究范式等。研究范式的多样化和不断更新，能够深化对国家治理史的认知。以范式更新的方式推进国家治理史研究的深化，应该是一条可行之路。
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国学界对国家治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历代政府具体的治理情况的探究，着重对历代国家治理问题进行实证性研究，缺乏对国家治理问题进行抽象概括和理论归纳，提炼出来的带有规律性的概念和判断不是很多。这就需要学界根据中国历代治理实践，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标识性概念，形成能够揭示国家治理规律的理论体系。国家治理史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目前在学科理论方法的探讨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提升的空间非常巨大。学术界应重视国家治理史研究理论方法问题，因为理论方法决定着国家治理史研究的高度和深度。
作者左玉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