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王莽改制不仅没有缓解社会危机，反而使得社会秩序大乱，招致各阶层普遍不满；新朝对周边部族的战争又激化了民族矛盾。最终人心思汉，反莽起义蜂起，新莽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以刘秀、刘縯为代表的刘氏宗室也扎进了这股“反莽”大潮之中。
舂陵起兵：八千子弟撼动新莽江山
刘秀大家都知道，就是后来的东汉光武帝，而对于刘縯（yǎn），大家可能了解得不多。
汉光武帝刘秀画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细览》，海峡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
刘縯生于公元前16年，字伯升，是光武帝刘秀的同母长兄，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的后代。《后汉书·齐武王縯传》记载：
“自王莽篡汉，常愤愤，怀复社稷之虑，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杰”
影视剧中的刘秀形象。来源/电视剧《秀丽江山之长歌行》截图
地皇三年（22），在盗贼肆虐，兵革并起的动乱形势之中，刘縯意识到此时正是“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的大好时机。于是，他联合刘秀、李通、李轶等共同组建舂（chōng）陵军。后又有邓晨、阴识、李通等率子弟、宗族陆续加入，舂陵军的规模不断扩大。最终集结了七八千人，在刘縯的部署下，分别于新野、宛城、舂陵三个地方同时举兵。
刘縯南阳起兵之时，正是绿林军（起义军）遭受挫折之时。地皇三年，荆州疾疫蔓延，绿林军几乎死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也兵力分散，容易被各个击破。而此时舂陵军军事力量仍然比较孱弱，又面临着王莽驻守南阳军队强有力的威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縯主动联合绿林军新市兵、平林兵，共同抵抗王莽的军队。
影视剧中的刘縯形象。来源/电视剧《秀丽江山之长歌行》截图
合军之后，起义军转退为攻，开始扭转势单力孤的被动局面，接连攻下新野、湖阳、棘阳，后在淯阳小长安聚（有的版本作“小长安”或“长安聚”）与王莽前队大夫甄阜、 属正梁丘赐所率军队激战，结果惨败。小长安兵败使得义军损失惨重，新市、平林兵也对舂陵军丧失了信心。“新市、平林见汉兵数败，阜、赐军大至，各欲解去”，松散的联合面临瓦解的危机。
两支大军的威胁
与此同时，王莽又派遣严尤、陈茂击破下江兵（绿林农民起义军的一支），但下江兵迅速恢复，仍能保持对王莽军的进攻势头。南阳各路起义军在与王莽军作战中，虽有战果，但由于是流动作战，各路军队之间缺乏联系与配合，力量比较分散，都不足以单独对抗南阳甄阜、梁丘赐以及荆州严尤、陈茂。
在这种局面下，刘縯却表现得极其冷静。他迅速做出战略调整，带领刘秀、李通三人主动联络下江兵，促成了舂陵军与绿林军新市、平林、下江兵的军事大联合。危急的战争形势得以扭转。
刘縯还及时抓住了有利战机，“分为六部，潜师夜起，袭取蓝乡， 尽获其辎重”。翌日又一鼓作气，乘胜进击，在黄淳水歼敌两万多人，甄阜、梁丘赐被杀。二人死后，王莽的十万大军不战自溃。
影视剧中的刘縯形象。来源/电视剧《秀丽江山之长歌行》截图
面对此情况，王莽急忙调兵遣将，派严尤、陈茂率军反扑，试图攻占宛城。但刘縯根本不带怕的，在淯阳之战中大败严尤和陈茂的军队，斩首3000多人，己方仅伤亡四百余人。
此战后，刘縯将宛城围困118天，迫使守将岑彭开城投降——这座军事重镇的陷落，直接敲响了新莽王朝的丧钟。刘縯也因此声威大震，自号柱天将军，个人权势发展到顶峰。
黄金十万斤：史上最贵通缉令
刘縯的军事才能和影响力让王莽感到极度恐慌，因此王莽将他列为当时的头号通缉犯，甚至开出“天价”通缉令。
仍然是地皇三年（22），王莽下达了一道惊人诏令：
“有能捕得此人（刘伯升）者，皆封上公，食邑万户，赐宝货五千万。”
王莽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东汉演义》截图
王莽甚至派画师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绘制刘縯画像，在各地城门张贴。《东观汉记》中记载，画像中的刘縯“身长八尺，美须髯，目有紫棱”——听着就怪吓人的。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通缉令是“天价”呢？因为当时王莽对绿林军其他首领的悬赏仅千户级别，赤眉军首领樊崇的悬赏也不过万户。据《汉书·王莽传》记载，同期对农民军领袖的最高悬赏为“封五千户侯，赐金十万斤”，而刘縯的悬赏规格直接是他的两倍。
同时期的对比完了，我们再来纵向对比一下其他历史时期的。《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刘邦对项羽的悬赏是“邑万户，金千斤”；明代崇祯对李自成的悬赏是“万金，封侯”；清廷悬赏太平天国诸王的金额也不过万两白银。
如此说来，这么厉害的人物却似乎不太有名气，难道是因为巨额赏金过早被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最终刘縯并没有死于新莽政权的通缉，而是死于舂陵军内部的一场谋杀。
英雄末路：更始帝的鸿门宴
地皇四年（23），绿林军在反莽斗争中接连取得胜利，队伍迅速壮大。然而，尽管人数众多，起义军却尚未建立起统一政权，也没有统一的“文号、旌旗、表帜”，为了更好地凝聚力量，进一步推动反莽斗争，农民军决定从刘氏宗室中选出一个人实行统一领导（“诸将会议立刘氏以从人望”）。但在到底立谁为帝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当时，刘縯在南阳诸豪族中更有威望，与南阳诸豪族的关系也更为密切，被视为南阳士绅的代表与领袖。于是，以王常等为代表的一批豪杰纷纷“咸归伯升”，主张立刘縯为帝。而以王匡、王凤、张卯为代表的大部分农民军将领则主张立更早投入农民军的刘玄（字圣公，是光武帝刘秀的族兄）为帝。
面对这种分歧，农民军将领们竟然不顾豪族反对，来了一招先斩后奏——在清水沙滩上建立了以刘玄为帝、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朱鲔为大司马、陈牧为大司空，其余人为“九卿”“将军”的更始政权。
也就是说，等刘縯缓过神来，这些人已经开完会，直接愉快地通知他：“我们决定立刘玄为帝了，你歇着去吧！”
对此，刘縯曾表示：要不咱再想想呢？要不咱等灭了王莽，打倒赤眉再称帝行不？省得内斗……据《后汉书·齐武王刘縯传》记载，刘縯当时的原话是：
“诸将军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见，窃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众数十万，闻南阳立宗室，恐赤眉复有所立，如此，必将内争。今王莽未灭，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损权，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号，鲜有能遂，陈胜、项籍，即其事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为功。自尊立，为天下准的，使后人得承吾敝，非计之善者也。今且称王以号令，若赤眉所立者贤，相率而往从之，若无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后举尊号，亦未晚也。”
然而，他的话好像并没有什么用。公元23年六月，更始帝刘玄称帝，刘縯被任命为大司徒，封汉信侯。
影视剧中的刘玄形象。来源/电视剧《秀丽江山之长歌行》截图
但是，刘玄和刘縯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反倒是更加波诡云谲，暗潮汹涌。
更始政权建立不久，刘縯就率军攻克新野、宛城，刘秀又在昆阳之战中崭露头角，立有战功，兄弟二人在军中的威名引发了刘玄及其亲信的猜疑和忌惮。其实，早在刘稷（刘縯部下，曾跟随刘縯起义，更始政权建立后任将军）到处表示拥护刘縯的时候，更始帝就对刘縯起了杀心。
“（刘稷）时将兵击鲁阳，闻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图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为者邪？’”
毕竟，如今更始政权的君臣名位已经确定，但刘縯的部下仍然公开表示对刘縯的拥护。这无疑让更始君臣更加意识到，刘縯及其追随者依然是一股不可小觑的潜在威胁。
另一方面，即便刘玄已经称帝，王莽却依然将刘縯视为南阳反莽军的领袖和新朝的主要威胁，斥责“故汉氏舂陵侯群子刘伯升与其族人婚姻党与，妄流言惑众，悖畔天命”，压根儿没提刘玄，你说刘玄气不气？
更始君臣正式谋划除掉刘縯始于一次宴会，然而，这次刘玄在关键时刻心软了，最终未能成功动手：
“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谋诛伯升……更始取伯升宝剑视之，绣衣御史申屠建随献玉玦，更始竟不能发。”
宴会上的这一幕让刘縯的舅舅樊宏深感警惕，他劝告刘縯：“你可得长点心了！今日的宴会与昔日的‘鸿门宴’有何区别？”
不过，刘玄也深知，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杀死刘縯，未免显得自己太过无情无义，因此必须找一个合适的借口。经过一番谋划，他们决定以刘稷为突破口，试探性地册封他为“抗威将军”。这个封号带有明显的侮辱意味，类似于历史上的“不义侯”“违命侯”“昏德公”等爵号。果不其然，面对此等羞辱，本就支持刘縯的刘稷更加拒绝向更始帝俯首称臣。刘玄见状，立即以此为借口，下令将刘稷抓捕。
影视剧中的刘玄形象。来源/电视剧《秀丽江山之长歌行》截图
而此时的刘縯，面对刘稷的抗命和更始君臣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避嫌，反而挺身而出，极力为刘稷辩护；
“更始乃与诸将陈兵数千人，先收稷，将诛之，伯升固争。”
然而，就在刘縯为刘稷求情之时，刘玄的亲信朱鲔和李轶趁机发难，诬陷刘縯谋反。更始帝刘玄赶紧抓住这个机会，将刘縯和刘稷一同处死了。
就这样，这位令王莽悬赏十万斤黄金的猛将，草率地死于自己人刀下，年仅39岁。
刘縯被杀，埋下了刘玄政权灭亡的种子。刘秀得知兄长死讯时，正统兵在外，他立即放下军务只身返回京城，“深引过而已。未尝自伐昆阳之功”。
为了打消更始帝对他的猜忌，刘秀只能隐藏悲伤、不满的情绪，甚至不敢为他的兄长服丧，只能趁没人时哭一哭。此后的两年间，刘秀主动交出军权，接受更始帝封赏的虚职，还为刘玄修建宫殿。在宛城娶了阴丽华为妻，又娶了真定王刘扬的外甥女郭圣通，获得地方势力支持。刘秀在隐忍中韬光养晦，积蓄力量，直至与更始政权彻底决裂。
公元25年，刘秀在鄗城（金河北柏乡）称帝，国号汉，是为东汉，年号"建武"，刘秀称帝后，追谥刘縯为齐武王。刘縯虽然一生短暂，但他的军事才能和影响力为汉室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东汉王朝的根基，某种程度上是用刘縯的鲜血浇筑而成的。
参考书籍：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刘珍,等.东观汉记[M].吴树平,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
[4]张盼盼.刘縯之死与舂陵军分化考论[J].南都学坛,2024,44(02):8-17.
[5]曾维华.论刘縯[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01):101-104.
[6]申春生.刘縯的历史功绩应当肯定[J].东岳论丛,1982,(05):94-9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