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石头记》（即《红楼梦》）一书，虽为小说，然其涵义，乃具有大政治家、大哲学家、大理论家之学说，而合于大同之旨，谓为东方《民约论》，犹未知卢梭能无愧色否也。”这是清末著名报人陈范在《列〈石头记〉于子部说》中写下的话，他称贾宝玉可任“共和大总统”。
陈范是晚清“苏报案”被通缉的六君子之一，柳亚子称他是“祥麟威凤，泰山北斗，不世出之豪杰”。
陈范的这番议论，今人恐难认同。在当代读者眼中，贾宝玉是无能的公子哥，不堪大任。这是因为我们对“宗法社会”的血腥已无感，难懂贾宝玉的反叛、坚持与勇气，这可能是《红楼梦》被评为“最难阅读的名著”的重要原因之一。
读懂《红楼梦》，先读懂“宗法社会”。《命若朝霜：〈红楼梦〉里的法律、社会与女性》（柯岚著，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提供了一条“回到作者生活背景”的快速路。
繁花散尽是悲悯
所谓“宗法社会”，即奉行父系家长制的社会，它以血缘为基础，强调宗族成员间的等级关系，鲁迅先生称它是“吃人”的社会。
本书围绕贾雨村乱判葫芦案、赵姨娘与马道婆利用巫术犯罪、鲍二家的之死与仆妇贞洁、王熙凤管家与清代宗族治理、查抄荣宁府等故事，介绍了清代相关法律。从法律视角看《红楼梦》的书不罕见，如《法韵红楼》《红楼梦的法律世界》等，本书胜在不是简单科普，而是用法律知识，勘“红楼之谜”。
比如《红楼梦》创作于何时，争论颇多，本书指出，宝黛是表兄妹，法律禁止他们结婚，从《大明律》始，法律便禁表亲结婚，《大清律例》明确规定：“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然而，雍正八年（1730年）颁布了一条例文：“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红楼梦》应创作于此后，曹雪芹并没赞美违法行为。
至于《红楼梦》的创作主题是什么，争论更多。大观园作为理想世界，主体是最受压迫、最被歧视的女性，曹雪给她们以同情、赞美、惋惜，为她们打抱不平，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吴组缃先生说：“（贾宝玉）在我国当时历史现实中，在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中，无疑是‘新人’的典型。”
亲历过“宗法社会”的残酷，老一代学者高度认可《红楼梦》。学者韩进廉总结为：“梁启超想利用它来宣扬改良主义，王国维想利用它来推销‘解脱之道’，蔡元培想利用它来宣传‘排满’思想……”陈范更是强烈地指出：“恨社会不平，恨男女不平，恨夫妇不平，恨奴主不平。”
这些解读不免偏激，但随着“宗法社会”解体，今天读者常搞不懂秦可卿、尤二姐们为什么要自杀（红学界一种观点认为秦可卿是自杀而非病逝），她们的绝望从何而来，亦感受不到贾宝玉、林黛玉在狭窄的空间中，为守护人性光辉，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帮助当下读者读懂过去，真正理解前辈们在绝望中的反抗，以及由此迸发出的、凄厉的美，则本书就有其价值。
她们都逃不出“宗法社会”的魔爪
尤二姐、尤三姐，她们的父亲本是官员，她们的身份属“金玉之质”，可父亲去世后，无儿子的寡妇尤老娘没财产继承权，须从丈夫家族中指定嗣子。丈夫遗产越多，族人为霸占遗产，越可能逼其改嫁。再嫁女性被“邻里不耻”，出入不可走正门，甚至“群儿鼓掌掷瓦石随之”。
尤老娘再嫁后，封爵被剥夺，母女三人成了平民，无法保护自己的基本权益。
尤三姐与柳湘莲已定亲，柳湘莲误听传言，退了亲。清代定亲相当于已成家人，只有对方犯“奸盗”罪，才能解除婚约。柳湘莲钻法律的空子，称定亲时未经家长同意，他的姑妈此前已另外定亲。刚烈的尤三姐用自杀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尤二姐性格懦弱，以为自己是贾琏的正妻，结果却是妾，她想讨名分，因“妾在丈夫的家中不算家族成员，她和丈夫的亲属之间不发生亲属关系”，如生下男孩，其地位比尤二姐还高。清入关前，旗人领主去世，常以妾殉葬；入关后，殉葬渐废，但丈夫去世后，正妻为防家产分割，常将妾再嫁，或转卖给妓院。
在贾琏正妻王熙凤围猎下，尤二姐最终吞金自杀。
至于丫鬟金钏儿、瑞珠，属贱民。明代法律只许功臣养奴婢，明中叶后法律渐流于形式。清八旗本有奴隶制传统，不限私人养奴婢。奴婢殴打家长会被处死，家长打死奴婢仅杖六十、徒刑一年。主人打残奴婢无罪，误伤致死亦无罪。《大清律例》规定：“凡私宰自己马牛者，杖一百。”奴婢有时还不如牲口。
奴婢不许赎身，他们的孩子仍是奴仆，称“家生子”。男奴还需官方认定后，发“红契”，民间交易的“白契”，官方不视为贱民，可赎身；女奴则“白契”也不能赎身，唯一希望是从丫鬟变成妾，仍算贱民。
金钏儿、瑞珠受委屈，只能自杀，以“威逼人致死”给主子添麻烦，但对贾家影响不大。
秦可卿必须自杀？
至于秦可卿，本是弃婴，被官员秦业收养，后嫁给贾蓉。贾府不知她身世，使她俨然占了大便宜，“贫女得居富室”。没想到，秦可卿遭贾珍（贾蓉的父亲）乱伦。自隋唐起，亲属相奸便属“十恶”重罪，可在实际操作中，法律却不保护秦可卿。
正如书中钩沉，据《大清律例》，公公殴打儿媳，无残疾即无罪，打死也只是杖一百、徒刑三年；儿媳还手，斩；诬告公公强奸，如无证据，死刑。
秦可卿很难拿到证据，“须有强暴之状，妇人不能挣脱之情，亦须有人知闻，及损伤肤体，毁裂衣服之属”。《大清律例》认为：“犯奸之罪，本重在奸夫，然必奸妇淫邪无耻，有以致之。”清代法律学家认为：“诚以一人奸一妇女，即使恃强逞淫，而妇女若果抵死不从，未必遂其淫念。”
取得“证据”的成本惊人：据学者王跃生研究，清乾隆晚期刑科题本中100多个性侵案中，女性自尽达37.4%，加上被害，达51.2%。有了“证据”，秦可卿也赢不了，贾珍是世袭三品官，“遇到具体案例，官府多为掩盖”。
自杀是秦可卿的最后反抗，《大清律例》视“威逼人致死”为重罪，奸盗者会被斩首，且“在夫家死去的女性埋葬之前，必须由娘家人验尸”。贾珍只好为秦可卿办了超豪华葬礼，且给秦家三四千两白银的补偿。
大观园中没有幸运者
在贾府的女性中，林黛玉似乎是幸运的，得到权力最大的贾母的呵护。
林黛玉的祖上是开国功臣，父亲林如海科举中探花，后娶荣国府贾敏，当时荣国府尚在盛期，说明林家颇有资财。林如海去世后，儿子早逝，堂兄弟关系远，唯一的女儿林黛玉又无继承权，按当时法律，由族人公议立嗣，只要没出五服，都可成嗣子，林黛玉对此无发言权。
本书作者推断，嗣子可能是贾琏。唐代以后历代法律禁异姓承嗣，清代却许旗人中母系家族的男性当嗣子。林家巨额财产可能被贾家占有，小说中林黛玉和她丫鬟们的月钱不是王熙凤发的，由贾母供给，应来自贾母代管的林家财产。
贾府后期财政艰难，林黛玉的财产显然被挪用，但她无可奈何，“传统中国的女性基本是没有独立的财产所有权的。在她没有出嫁之前，财产要听凭父母或监护人的安排，出嫁后由丈夫安排，如果丈夫早亡她要改嫁，她也不能带走她的嫁妆”。
贾家“接受了林家的巨额财产并且已经动用这笔财产维护自己的家族利益，就有义务终生照顾林黛玉”，贾母有意撮合林黛玉与贾宝玉，清代法律规定：“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
宝黛从小一起长大，林黛玉反复试探贾宝玉，直到贾宝玉说出“你放心”。然而，即使两人都找到了“对的人”，仍难得幸福。如本书作者所说：“宝黛爱情的悲剧并不是包办婚姻的悲剧，他们悲剧的根源在于他们的人生态度都是世俗无法接受的。”
曹雪芹只写了前八十回，不知他的原本构思中，贾母变卦的理由是什么。本书作者认为应是在贾母安排结婚前，林黛玉已病死。毕竟林黛玉知道，贾母认可宝黛婚姻，但并不认可宝黛爱情。
大观园中没有幸运者，繁花散尽是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