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崩溃论”夸大悲观论调 今年经济胜去年 2035前每年有8%增长潜力

在中国经济学界，林毅夫无疑是个绕不开的名字。他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首个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家，也是世界银行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对于近年出现的“中国崩溃论”，他认为夸大了悲观论调，并相信2035年前中国经济每年有8%增长潜力，纵使地缘政治衝突加剧，到2035年内地实现5%增长也不是问题。两会结束后，《信报》特约记者在北京大学专访了林毅夫，本报将分上下两篇刊出。

2024年底，很多经济学界预判2025年会是关键年份，乐观派认为中国经济拐点将至，悲观派则认为又一个凛冬将至。2025年中国经济有不错的开始，尤其是春节前夕DeepSeek的一鸣惊人，既戳破了美国高科技行业的泡沫，也很大程度上提振了投资界的信心，再加上时隔7年高规格民企座谈会召开，释放出诸多利好讯号。在此背景下召开的全国两会，把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在5%左右，赤字率破纪录按4%左右安排；在任务清单部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放在首位，紧随其后的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及“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访谈一开始，林毅夫对2025年中国经济做了总体预判。林毅夫说，如果不发生大的“黑天鹅”或者“灰犀牛”事件影响全世界，2025年会比2024年更好。2024年明显前高、中低、后扬，2024年第一季度虽然实现了5.3%的增长，但比2021年的反弹要低，再加上消费和投资信心不足，所以第二季度增长慢，只有4.7%，并且当时国际上有很多唱衰中国的论调，类似中国经济见顶论、中国崩溃论等，认为这些都是国内政策造成的。到了9月份，中央出台了系列刺激政策，出现了明显反弹，第四季度实现5.4%增长。

消费不足非没钱 信心属关键

林毅夫说：“为什麽我认为2025年会延续2024年第四季度的态势，很主要的原因是，审慎的货币政策变成适度宽鬆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变成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些具体的措施今年两会都在一一落实，这些政策的释放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把作用完全显现出来。当这些政策从宣布到被落实变成政策，再加上中国科技公司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表现，以及民企座谈会等，都会增加（市场）信心。有了信心以后，投资会增加，消费也会增加。”

在去年“926”刺激政策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易纲在外滩金融峰会上，罕见承认物价下跌正威胁中国的增长前景，并表示中国应该专注于应对通货紧缩压力。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中国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按年下降0.7%，创下13个月来的最大跌幅，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仍在持续下跌。

对于中国面临通缩压力，林毅夫相信去年推出刺激政策之前确实存在，但今年的情形已经不同。一方面，中央推出刺激政策就是针对去年的情形，消费不足并不是没有钱，如果真没钱，储蓄不会增加那么多，主要是信心不足，对未来预期不好不敢消费。另一方面，中国还有很多投资机会，很多传统产业还在追赶阶段，通过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来改造，提高新质生产力，还是能够有竞争力，还是可以扩大市场，《哪吒2》就是例子。此外，在现代产业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方面，中国有很多优势，中国人才多，国内市场大，制造业的配套能力强，有比较好的制度，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都用，这样能够更好把握机遇，扩大投资，拓展新市场，新能源汽车就是典型例子。投资能带来就业，亦能提高生产力水平和收入水平。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85%以上的GDP是在国内循环，关键是要把信心提振起来，把潜力释放出来。

作为始终如一的乐观派，林毅夫毫不避讳在不同阶段对中国经济作出预测，包括2030年中国GDP超过美国，以及2035年前中国经济每年有8%增长潜力等。1994年，林毅夫和蔡昉、李周合著《中国的奇蹟：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林毅夫在书中预测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速度和可能达到的规模，并提出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会在2015年赶上美国；按当时汇率计算，中国则会在2030年超过美国。2014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统计结果，认为中国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似乎印证了林毅夫的预测，但在中国经济学界，更多的是质疑。

“中国还有8%的增长潜力，经济增长靠的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一种方式是靠技术创新，每个劳动力可以生产出更多产品；另一种方式是靠产业升级，用新的、附加值高的产业，取代附加值低的产业。这一机制同时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发达国家技术和产业都在世界最前沿，只能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品，投入大、风险高；发展中国家还在追赶，可利用后来者优势，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这种方式的风险成本比发达国家自己发明小得多，经济增长速度也可以比发达国家快得多。”

新经济带来“换道超车”优势

林毅夫紧接着用德国、日本和南韩追赶美国的例子来解释，为何他认为2035年前中国经济每年有8%增长潜力。他亦强调，中国拥有德国、日本、南韩在追赶美国时没有的优势，那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人工智能（AI）、大数据、互联网为特徵的新经济。“新经济的主要特徵是产品技术研发周期特别短，投入主要是以人力资本为主。中国是个14亿人口大国，有世界最丰富的人力资本，也有全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再加上中国有全世界供应链最完整的实体经济。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在新经济上有‘换道超车’的优势。”不过，林毅夫坦言，8%的增长潜力不代表一定能实现，因相较于德国、日本、南韩，2008年之后整个国际经济放缓了，地缘政治衝突也在加剧，“将这些问题和挑战都放进去，我相信到2035年中国实现5%的实际增长应该不是问题。”

不同于林毅夫的乐观，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转入中低速，再叠加新冠疫情衝击，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经济见顶论和中国崩溃论。2024年3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时指出，中国的发展历经各种困难挑战才走到今天，过去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

国进民退累经济说法倒果为因

在林毅夫看来，“中国崩溃论”试图夸大鼓吹中国经济悲观论调，提出“经济增速下滑是国进民退造成的”、“人口红利消失导致中国经济放缓”、“中国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中国会像日本一样无法赶超美国”等，这些看似有道理的观点其实站不住脚。他解释，“比如国进民退，一种盛行的观点认为，中国自2013年来的经济增长持续下滑是国进民退所致，虽然数据显示，国有企业比重上升、民营企业比重下降的现象，跟2013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同时存在的，然而，国进民退是经济增速下滑的结果，并非原因。”

具体来说，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发达国家一直没有真正复苏。中国出口有97%来自民营企业，外需疲软导致民营企业普遍出现产能过剩，经营困难，民营企业也就缺乏投资意愿。为稳经济、稳就业，2008年政府采取了四万亿人民币的积极财政政策刺激计划，投资了大量基础设施项目，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至今一直未恢复到2008年以前的水平，外需疲软的情形在2013年以后持续存在，政府为了稳增长、稳就业，只能继续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逆周期的措施。这些基础设施项目规模大，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投资回报率不高，民营企业不愿意做或是无力做，只能由国有企业来投资，所以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因此“国进民退”是在外需不足、经济发展乏力时，政府积极财政政策的结果，而不是导致经济发展放缓的原因。而且，这些项目创造了投资、创造了就业，增加了居民收入和消费需求，投资品和消费品基本由民营企业提供，因此，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项目，民营企业会遭遇更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