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上的血色杜鹃

初 识 曾 志

第一次知道曾志，是在中学课本陶斯亮写给父亲的《一封没有发出的信》里。那封信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尘封的门，让我得以窥见一个伟大灵魂的剪影。陶铸写给曾志的诗句“感君情厚逼云端”，像一颗石子投入心湖，激起层层涟漪。那时我就在想，是怎样的一位女子，能让铁骨铮铮的革命者写下如此深情的诗句？

1926年，湖南宜章县一个地主家的乡村少女剪去长发，投身革命。这个叫曾志的女孩或许不会想到，自己即将书写传奇的人生。从湘南暴动到井冈山斗争，从闽西苏区到延安岁月，她历经三次婚姻，两次丧偶，却始终保持着革命者的赤子之心。十五岁在井冈山产子，忍痛将骨肉托付老乡；二十岁在闽西开展地下工作，与战友假扮夫妻；三十八岁在延安与陶铸结为革命伴侣，共同经历抗战烽火。她是走完万里长征的32名奇女子之一，她始终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担任广州市委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却始终保持朴素本色。晚年在北京胡同里，八旬老人仍坚持处理群众来信，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2024年春天，我有幸踏上井冈山的土地，才真正触摸到曾志生命的温度。在茅坪八角楼前，我仿佛看见1928年那个清晨，十五岁的少女咬住浸满汗水的毛巾，迎接她与夏明震第一个孩子的降生。屋外的杜鹃开得正艳，她用花汁在土布上写下“戊辰年二月廿七卯时”，将襁褓托付给石匠时，咬破的嘴唇染红了怀表里的党证。

简陋的墓碑

在井冈山烈士陵园，我找到了曾志的墓。那是一座极其简朴的墓碑，青石上只浅浅刻着“魂归井冈 红军老战士曾志”两行字，连生卒年月都不肯多占半寸。我庄重地向墓碑三鞠躬，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声音哽咽地发问：这座简陋的墓碑，怎么对得起这个传奇女子波澜壮阔的一生？

我想起她将长子托付给石匠时的决绝，想起她在夏明震牺牲后剪下的沾血辫子，想起她与蔡协民分别时留下的半块银元……每一段往事，都足以让这座山为之动容。

山风掠过竹林，杜鹃花瓣纷纷扬扬地落。恍惚间，我仿佛看见晚年的曾志重返茅坪，在开满杜鹃的山坡上，与失散二十三年的长子相认。那个扛着竹篓的黝黑汉子，左耳垂缀着朱砂痣——那是她亲手点上的印记。她伸手想抚平儿子衣领的褶皱，却发现自己的指尖也在颤抖。

革命者的爱情

曾志有三段爱情。每一段爱情，都如同罗霄山脉的溪流，在血色岁月里奔涌不息，在山谷间引起巨大回声。

1927年的秋天，湘南起义的硝烟还未散尽。曾志记得，那晚的月亮特别圆，照得夏家祠堂的白墙像镀了层银。她和夏明震的婚礼很简单，祠堂正中的案几上摆着两碗红米饭，墙上贴着用红纸剪的并蒂莲。

“革命成功了，咱们就在这墙上刻朵真的莲花。”夏明震握着她的手，掌心有常年握枪的茧。月光从雕花的窗棂漏进来，在他清瘦的脸上投下细碎的光斑。曾志低头看着自己褪色的蓝布褂，忽然红了眼眶——这是她唯一一件像样的衣裳。

婚后第三天，夏明震就带队去攻打耒阳县城。临行前，他把珍藏的怀表塞进曾志手里：“等我回来，咱们一起看莲花开。”表盖内侧新刻了“革命到底”四个字，笔迹遒劲有力。

1928年3月21日，耒阳城外的枪声持续了一整夜。曾志带着赤卫队赶到时，夏明震已经倒在血泊中。他的军装口袋里有封未写完的信，开头是“亲爱的志妹”。曾志剪下沾着爱人鲜血的辫子，用红布包好，藏在夏明震遗照背面。二十三年后，当他们的儿子石来发从怀里掏出二十三个写着“娘亲亲启”却从未寄出的信封时，曾志才知这份思念早已深埋井冈山的红土。

1930年厦门鼓浪屿，曾志与蔡协民假扮夫妻开展地下工作。阁楼里刻传单的夜晚，蔡协民总把唯一的薄毯让给她。“等革命胜利，我带你回郴州看雾漫东江。”分别时他留下的半块银元，边缘刻着“永不生锈”的誓言。四十年后，当曾志将银元交给党史馆时，工作人员发现背面新刻了一行小字：“革命者的爱情，比银元更经得起岁月的磨砺。”

真正让曾志在战火中重获完整的爱情，是1940年延安窑洞里的相遇。彼时陶铸刚从国民党监狱死里逃生，带着满身伤痕来马列学院讲课。他总在曾志的笔记本里夹带诗句，最动人的那首写在桦树皮上：“若得人间春色满，宁负苍天不负卿。”

1941年的中秋，宝塔山下的荞麦地里，陶铸用野菊花编成指环：“志妹，往后咱们的孩子，就叫斯亮好不好？要让她知道，斯世当以光明为念。”婚礼当夜，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的照明弹划过天际，曾志忽然想起夏家祠堂的月光——二十年前的今夜，夏明震也曾握着她的手说等革命胜利。

陶斯亮在战火纷飞的1942年降生。曾志用缴获的日军毛毯裹着婴儿，随部队转战太行山。某次遭遇扫荡，她将女儿藏进地窖，自己引开追兵。当陶铸找到蜷缩在枯草堆里的妻女时，发现曾志的枪套里塞着半块发霉的月饼——那是留给斯亮的周岁礼物。

母亲的牵挂

1951年，在井冈山的杜鹃丛中，曾志寻找到了自己当年丢下的儿子！望着黝黑壮实的石来发，泪眼模糊间仿佛看见夏明震年轻的面容。这个在茅坪当了二十三年石匠的儿子，手掌布满老茧，却准确复述着她留在生辰布上的诗句“宁为玉碎震乾坤”——那是夏明震教她的第一句诗。

而在北京胡同深处，十五岁的陶斯亮正趴在母亲膝头听故事。少女指着家中三把空竹椅追问：“这把为什么摆着红辣椒？那把为什么垫着《楚辞》？”曾志望着窗外的飞雪，轻声说起夏明震爱吃辣、蔡协民擅写骚体诗的往事。陶铸的诗稿在煤炉边微微卷曲，泛黄的纸页间突然飘落半片干枯的杜鹃——那是1928年她别在石来发襁褓上的。

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晚年的曾志，心里想的全是人民。

1983年的北京，春寒料峭。曾志家门口钉着的铁皮信箱，在晨光中泛着微光。这个普通的绿色信箱，成了附近群众反映问题的“直通车”。

“海淀区王淑芬同志反映的供暖问题，今天必须转到房管局。”曾志戴着老花镜，在信纸边缘批注。她的字迹依然工整有力，只是握笔的手有些颤抖。忽然一阵剧烈的咳嗽，血迹在泛黄的宣纸上晕开，像朵迟开的杜鹃。她悄悄把纸团塞进袖口，继续誊写要给中央的建议书。

那天夜里飘起鹅毛雪，曾志裹着五十年代的旧军大衣，执意要等送蜂窝煤的板车。“李师傅家六个孩子等着取暖呢。”她呵着白气跺脚，雪粒子在银发间闪着微光。直到凌晨三点，满载煤块的板车才碾着积雪吱呀而来。

第二天清晨，胡同口的雪地上留着深浅不一的脚印。早起倒痰盂的邻居看见，曾志家门口堆着三十块蜂窝煤，覆雪的煤孔像无数双含泪的眼睛。那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铁皮信箱，在晨光中泛着温柔的暖意。

最后的遗产

1998年协和医院的春光里，陶斯亮握着母亲枯枝般的手。曾志正用最后的力气，在捐赠协议上写下“全部遗产用于老区教育”。床头柜的铁盒里，整整齐齐码着三件遗物：夏明震的怀表停在1928年2月27日，蔡协民的银元泛着温润的光，陶铸的诗稿上泪痕犹在。

“把骨灰分成三份，”曾志的呼吸轻得像飘散的柳絮，“一份撒在夏明震牺牲的耒阳河边，一份埋在蔡协民战斗过的鼓浪屿海滩，剩下的......留给陶铸。”她忽然露出少女般的笑容，仿佛又回到宝塔山下那个月夜，听见陶铸在吟诵：“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6月21日清晨，陶斯亮捧着骨灰盒走向小井红军医院旧址。三百只纸鹤腾空时，她忽然听见母亲年轻时的歌声从竹林深处传来——那是1927年曾志与夏明震新婚时唱过的《十送红军》。山风卷起骨灰中的杜鹃花瓣，纷纷扬扬落向三个方向。

永恒的丰碑

站在井冈山上，望着漫山遍野的杜鹃，面对曾志简陋的墓碑，我终于明白：真正的丰碑从不用花岗岩垒砌。那些种在人心里的火种，总会在某个黎明苏醒。曾志用她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初心，什么是革命者的爱情，什么是母亲的大爱。

她的故事，像杜鹃花一样，永远绽放在红土地上。每当春风吹过，那些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诗篇，就会在山谷间回响。这就是曾志，一个用生命诠释信仰的伟大女性，一个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共产党员。

在井冈山烈士陵园，我仿佛看到，七十八岁陶斯亮女士指着曾志墓前的野杜鹃说：“母亲最爱这种花，说它们是用烈士鲜血浇灌的。”当问及三位父亲，她取出贴身佩戴的银锁片，正面刻着“光明为念”，背面是曾志的手迹：“吾女斯亮，生于战火，成于新天，当继父辈之志。”

斜阳将墓碑的影子拉得很长，恍惚间，我又仿佛看见三位男子从历史深处走来：夏明震握着刻刀在祠堂刻莲花，蔡协民在鼓浪屿晾晒传单，陶铸对着宝塔山写诗。而曾志始终站在他们中间，短发飞扬，眼神明亮，脚下的红土地上开满血色的红杜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