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宝玉 王夏阳｜薪火相传 行稳致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敦煌学研究

作者：杨宝玉 王夏阳

来源：“形象史学”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形象史学》2024年春之卷

敦煌莫高窟中的盛唐壁画

自1909年首篇敦煌研究文章刊发至今，敦煌学已走过110多年的光辉历程，不仅早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也为社会民众普遍关注，这当中即有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2019年之前称“历史研究所”）学者作出的重要贡献。值此70年所庆之际，本文谨就我所的敦煌学研究工作略作回顾，祈冀彰往知来，再造辉煌。

依实际发展状况，我所的敦煌学研究历程可大略分为四个阶段，以下逐一介绍。限于篇幅，主要介绍已刊著作，论文从略。

1954年，历史研究所的前身——历史一所、二所成立。二所所长陈垣、副所长向达都是非常著名的敦煌学家，故格外重视敦煌学，很快即组织优秀学者着手进行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

于此需首先说明的是，敦煌学是非常特殊的学问，系以敦煌地区存留的古代石窟与古代文书，尤其是莫高窟藏经洞封存的数万件公元4-11世纪的敦煌文书为主要资料进行的研究。这些文书数量巨大，种类繁多，是未经古人改篡，有待今人整理的原始资料，识读、释录方面的难度相当大。因而，敦煌学研究历来包括文书整理性研究和学术探究性研究两大部分，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保障，后者是前者的升华与提高，两者相互依存，有时难以区分。而大量敦煌文献的流散四方，无疑给相关学者带来极大困扰，故而搜集、编目、识读、录校、注解等文献整理工作既是深入研究的先导，又与研究相伴共进。

正由于此，学风严谨的我所学者最先进行的就是敦煌文书的勾稽录校。在贺昌群、阴法鲁、向达等先生的具体指导下，那向芹、虞明英等学者据刚刚获得的英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和北京图书馆藏部分英藏、法藏敦煌文书照片，及向达、王重民先生早年在英、法所作录文，选辑校录了大量与史学研究密切相关的社会经济类文书，分户籍、名籍、地亩、敦煌寺院僧尼等名牒、契约、文书等几大类别排列，先期完成的成果即是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敦煌资料》（第一辑）（见图1）。该书出版后立即在敦煌学界和中古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英藏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尚未大量发行，法藏、北图藏文书胶卷尚未摄制，《敦煌资料》遂成了相关学者研究利用敦煌文献的最便利，有时甚至是唯一的途径，被我国和日本等国的敦煌学者长期倚重，嘉惠学林十余年。

史学研究方面，这一时期我所学者也发表了较多成果，其中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和《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探讨唐代均田制的实施、均田制与府兵制的关系等问题时，利用了大量敦煌吐鲁番出土的籍账类文书，是同类研究中的典范。

是知历史研究所是国内最早开展敦煌学研究并组建了专门团队的单位之一，最初的研究工作即站位高，影响大，为我所后来相关研究的大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形势发生巨变，学术研究无法正常进行，我所的敦煌学研究自然也陷入停滞状态，连已经完成初稿的《敦煌资料》第二辑的修订出版工作都被搁置，以致我们今日看到的《敦煌资料》不是原计划的一套而是一本。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我所的敦煌学研究机构建设随之加强，于1981年正式设立了敦煌学研究组，并成为促成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的发起单位之一。敦煌组极其重视相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经过近十年努力，至20世纪80年代末已逐渐积累了一套以英藏、法藏、北图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照片、复印件、图录等为主体的相当可观的敦煌文献资料，在国内同类研究单位中居领先地位。在此基础上，我所的敦煌学研究工作迅速复兴。

资料整理方面，师勤、卢善焕先生合作或单独编辑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著述资料目录索引（1909-1984）》及其《续编（1985-1990）》（非正式出版，分别印制于1985年、1990年）汇集揭示了自敦煌学发轫至1990年之前学界刊发的主要论著，为同仁检索利用前贤研究成果提供了很多便利。更值得感佩的是，选编辑校《敦煌资料》的优良传统也在继续：唐耕耦先生曾在我所工作多年，其间即长期从事敦煌文书的释录工作，其校录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由书目文献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第2-5辑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于1990年出版）将当时已公布的文史学者最关注的社会经济文书逐一校录，内容涉及历史地理、军事、政治、僧团组织、寺院经济、社邑、契约、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等，全面丰富且录文相当准确。该书将文书图版与录文上下对照排列，极便学者使用，形成了当时敦煌文献整理的新范式新高峰，在国际敦煌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仍是众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的必备工具书。

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显学，除中国外，日本、法国、前苏联、英国、美国等国的学者也在进行不同方向、不同程度的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研究成果的推介方面，我所学者做出了巨大贡献。我所主办的《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为敦煌学专号，在引介敦煌学成果方面意义重大，卢善焕、那向芹、耿昇三位先生分别发表了对我国台港地区，以及日本、法国敦煌学研究情况的介绍文章，为学人拓宽了学术视野。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开始较早，水平较高，成果备受关注，我所姜镇庆、那向芹先生选译的《敦煌学译文集——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翻译了多篇日本学者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唐代均田制、徭役制度、交易法等的长篇论文，为我国学者掌握日本学界动态创造了条件。作为敦煌文献重要收藏国并具有优良汉学研究传统的法国，其敦煌学研究在欧美国家中始终居于领先地位，刊发的数量相当可观的高质量专著和论文深受国际学界重视，而将这些成果推介给中国敦煌学界的正是我所的耿昇先生。耿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翻译的戴密微《吐蕃僧诤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敦煌译丛》（第一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哈密顿《五代回鹘史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名著为正在崛起的国内敦煌学界提供了了解法国学术界相关研究状况的在当时几乎是唯一的途径，有力促进了中国与国际敦煌学界的交流，为中国敦煌学研究尽快恢复并赶超国际先进水平提供了必要条件。

此一阶段我所关涉敦煌学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史、经济史领域。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版）在对唐五代时期赋役情况进行综合研究的过程中，使用了相当多的敦煌文书，系经济史研究方面的力作。张弓《唐朝仓廪制初探》（中华书局1986年版）将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全面探究了正仓、转运仓、太仓、军仓、常平仓等的设置与职能，深入考察了唐代仓廪制度的基本特点及其在唐代经济与政治生活中的历史作用。

综合来看，与当时全国学术界的总体形势相一致，此期是历史研究所敦煌学研究迅速恢复与蓬勃发展时期，文书校录、外文论著选译、以敦煌文书为基本史料研究隋唐五代史等是主要特色，这些都是促成下一时期我所敦煌学研究大发展的重要因素。

此期我所的敦煌学研究既承续了重视文书整理工作和外文论著译介工作的优良传统，又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

《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以下简称《英藏敦煌文献》）的编辑是我所敦煌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该项目的酝酿、筹备起始于1987年8-11月宋家钰、张弓先生对英、法两国的出访。纵观敦煌学发展的历史可以明显看出：敦煌学研究每一高潮的到来都与新资料的刊布密切相关。开风气之先的15卷全新大型文献集《英藏敦煌文献》（四川人民出版社，前十四卷图录出版于1990-1995年，第十五卷即总目索引卷出版于2009年）（见图2）正是主要由我所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合作编辑。它将英藏品中对多数研究者来说最具研究价值的非佛经文书搜罗殆尽，所收图片均据原卷重新拍摄，并用当时十分先进的电子分色技术印制而成，阅之如睹原卷，负责拍摄工作的我所王㐨、王亚蓉先生等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刊布清晰图版的同时，通过为数千件文书定名，包括我所宋家钰、张弓、杨宝玉等在内的《英藏敦煌文献》的编者们也使这套文献集具有了很高的学术价值。前已论及，无论就难度还是就意义而言，敦煌学的资料整理工作与其它学科的资料整理都大不相同，它不仅为研究提供基础和保障，而且它本身也是一项艰巨专深的研究工作，而《英藏敦煌文献》正是这方面的代表。故此，这套在敦煌界尽人皆知的全新大型文献集一直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与好评，已获第五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和第二届国家图书奖两项大奖，不仅早已成为了各国敦煌学者的必用工具书，还极大地鼓舞了敦煌界和出版界的有识之士，带动了此后法藏、俄藏、日藏、中国收藏敦煌文献，以及英、法、中所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等的刊布和重刊。可以说，正是《英藏敦煌文献》的成功整理出版掀起了敦煌文献整理工作的新浪潮，从而促成了敦煌学这一格外依赖原始文献的特殊学问在最近30余年间的突飞猛进的大发展。

外文论著译介方面，姜镇庆、艾廉莹等《唐代均田制研究选译》（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所收主要为日本学者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唐代均田制的论文，深受相关学者推重。耿昇先生此一时期继续在敦煌学方面投注了大量精力，翻译出版的A·麦克唐纳《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国外敦煌吐蕃文书研究选译》（与沈卫荣先生等合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石泰安《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与唐健宾先生合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中华书局1993年版）、莫尼克·玛雅尔《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中华书局1994年版）等多部法国学者的敦煌学或敦煌学相关论著深受学界瞩目。

此期我所的敦煌学研究颇为兴盛，刊发的学术论著不仅数量多，涉及的研究领域亦相当广泛。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通过对户籍、田制等类敦煌文书的剖析，指出户口调查、统计以及编造户籍等措施是均田制实行的前提条件，并据之探讨了均田制的具体实施情况、均田制有关立法在唐代法制史中的地位、唐代封建土地所有制等问题。杨宝玉《敦煌学目录初探》（与白化文先生合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是学界第一本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本专门研究敦煌目录学的专著，对于特别重视目录学方法的敦煌学研究而言，该书对中、英、法、苏、日等国的敦煌文献编目工作的全面探讨可供文书目录编制工作借鉴，对当时已经刊出的各种敦煌文书目录索引特点的分析介绍更可为文书检索利用提供很大便利。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上卷1995年，下卷2001年）将敦煌吐鲁番文献与传世典籍相结合，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唐代财政机构、财政收入与支出等问题，尤其论述了唐代财政行政机构的重要地位，极大地推进了唐代财政史研究。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利用敦煌文书等史料，讨论了唐代冶铁、印刷行业的发展，以及行会、和籴等唐代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方面，成就颇丰。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综合利用敦煌文书、敦煌壁画、传世文献及其他考古资料，以佛寺为切入点，研究了汉唐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状况，被学界誉为体大思精的高水平著作。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参用敦煌资料，在介绍唐代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之外，重点探讨了引起衣食住行变化的社会原因，考察了社会生活中的阶层性、民族性、地域性问题，颇受国内外敦煌学者关注。

总体而言，此期《英藏敦煌文献》的编辑出版是巩固我所在敦煌学界地位的关键举措，学者研究领域的拓宽是显著特点。严格说来，敦煌学概念具有学科群特点，内中包含众多分支学科。此期我所学者已将以往专注的敦煌史学研究扩展至敦煌目录学、敦煌佛教、敦煌民俗学等分支领域，使我所的敦煌学研究具有了更加广阔的学术前景。正是在取得上述丰硕成果的背景下，此期我所的敦煌学研究组曾发展为敦煌学研究室。

四、深化繁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中心成立至今

相对于我院其他研究所而言，历史研究所的敦煌学及相关学科学者最为集中，故随着上一阶段我所敦煌学研究的大发展，1998年6月我院正式成立的敦煌学研究中心挂靠于我所，中心正副主任亦主要由我所科研人员担任。自成立之日起，该中心即积极发挥成员间多科协作、综合研究的群体优势，开展了若干重要活动。2019年1月，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历史研究所更名为古代史研究所并成为中国历史研究院下设六个研究所之一，史学研究更受重视，我所的敦煌学研究也随之进一步加强。

相较于前一阶段，此期我所学者在学界更为活跃，出版的敦煌学及相关学科学术成果也相当丰富。

资料整理方面，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增订）从已公布的敦煌文献中甄别出占卜类文书，编为颇为详尽的叙录，并与传世文献进行比对，为其他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便利，亦反映了作者利用敦煌占卜文书研究唐代政治史、社会史的部分成果。杨宝玉编著《英藏敦煌文献》第十五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不仅为《英藏敦煌文献》提供了方便实用的总目录、分类索引、文书名索引、可拼合卷号索引等，更根据《英藏敦煌文献》前十四卷出版后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对该文献集的文书拟名进行了修正补充。第十五卷完成于2000年3月，同年顺利通过《英藏敦煌文献》编委会审稿，后却延宕了近十年，至2009年终获出版（出版前夕进行了修订），为《英藏敦煌文献》的编纂出版划上了句号。

译著方面，耿昇先生翻译的路易·巴赞《突厥历法研究》（中华书局1998年版）、《法国汉学·敦煌学专号》（中华书局2000年版）、《伯希和西域探险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法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伯希和探险日记》（1906-1908）》（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由于耿先生的敦煌吐鲁番学译著深受几代学者的好评，为从事相关研究所必需，2011年，甘肃人民出版社遂集中推出耿昇翻译作品10种，即3册《法国敦煌学精粹》、3册《法国西域史学精粹》、4册《法国藏学精粹》。此外，耿先生对已刊译著也不断修订，推动了一批经典译作的再版，《吐蕃僧诤记》（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版）、《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藏学出版社2020年版）、《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古突厥社会的历史纪年》（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原题《突厥历法研究》）、《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21年版）等即是。此期我所学者也更加关注英文论著的译介，刘忠先生等译注的《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商务印书馆2019年增订）汇集了数百件斯坦因收集的学术价值极高的敦煌西域藏文文献并进行了逐篇解译、注释和研究，对敦煌文献中藏文文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此期研究论著中首先应予以称道的是三项集体研究成果。其一，以我所学者为主，并约请部分所外、院外专家撰著的《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纪念敦煌文献发现一百周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所收论文专以英国收藏的敦煌汉文和藏文文献为研究对象，既包括相关学者上一阶段编辑《英藏敦煌文献》的研究心得，又汇集了其他学者针对部分英藏文书编撰的叙录与论文，内容涉及职官、经济社会、礼制、佛教、医学等多个方面，是英藏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工作的深入与拓展。该书亦收录了数篇有关藏经洞开启百年以来敦煌学研究史与未来前景展望的文章。其二，《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见图3），系我院敦煌学研究中心成立后实施的第一个集体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该课题负责人为我所研究员张弓先生，参与合作的十多位研究者以我所学者为主体，并邀请了世界宗教研究所、文学研究所，以及国家文物局文物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医医史研究室、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等单位的敦煌学者，发挥各自专长，分类分专题剖析敦煌典籍的历史源流、学术价值及其折射的唐五代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其三，我所数位学者共同撰写的《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在研究探讨中晚唐时期政治、宗教、礼俗、社会等方面问题时，使用了大量敦煌文献，推进了相关研究。

图3 《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上下卷）封面

此期我所学者的敦煌学研究成果还集中刊布于几种会议论集。黄正建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系2011年4月我所与我院敦煌学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学研究论坛暨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回顾与前瞻研讨会”的会后正式论文集，所收论文内容既聚焦于我院敦煌学研究历程，又关涉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等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中心、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编《交流与融合：隋唐河西文化与丝路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2020年版）为2019年9月召开的“交流与融合：隋唐河西文化与丝路文明”学术研讨会的正式论文集，收录了我所数位学者利用敦煌文献探讨唐五代时期河西地区史、河西走廊与中原关系、丝绸之路经济交往与民族交流等问题的学术论文。此外，此期我所余太山、李锦绣先生主编的《丝瓷之路》《欧亚学刊》《欧亚译丛》等刊物以及《欧亚备要》《汉译丝瓷之路历史文化丛书》《丝瓷之路博览》等丛书亦发表、译介、收录了相当数量的有关敦煌学的文章和学术著作，深受学界关注。

此期我所学者出版的个人专著也相当多，研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礼制、宗教、社会生活、学术史等多个方面。李锦绣先生于此期出版了多部著作：《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运用大量敦煌吐鲁番文书讨论了唐代官制问题，其中对永徽职员令残卷的深入研究等极大地推进了学界对唐代王府官、视品官制度的理解。《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则回顾了20世纪各国学者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唐代历史的过程，既是一部学术史总结论著，自身的学术性又很强，书中的许多中肯评价对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进一步利用与研究具有启发指导意义。李先生的另一部专著《唐代财政史稿》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上下卷增订再版）已见上文对该书上卷的介绍。吴丽娱先生的专著成果亦多：《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对敦煌文献中保存的书仪文本进行了考证分析，并利用这些文书深入探究了唐五代时期的礼制与社会，在礼仪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敦煌书仪与礼法》（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对前书（《唐礼摭遗》）的观点有所补充，系统全面地梳理了敦煌书仪，分析、总结了书仪的类型、来源、写作规范、使用场合等问题，将书仪与唐五代政治、社会的变迁结合起来，进一步推进了中古礼制研究。《礼俗之间——敦煌书仪散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聚焦于书仪的一些具体问题，从“书仪的书式与仪体”和“礼仪与民俗”两个维度进一步深化书仪研究，继续订补过往研究观点。张泽咸《汉晋唐时期农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利用丰富的汉藏敦煌文献，以专章形式讨论了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的农业史以及西藏地区的农业发展状况。杨宝玉《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校注并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对敦煌文书中存留的佛教灵验记作品进行了集中校录、考释，并以之与其他类别敦煌文书和传世文献相结合，从敦煌地区史、佛教史、文学史等角度对这些作品中的学术研究价值进行了挖掘探讨，是学界刊发的对敦煌本佛教灵验记进行专门研究的第一本专著。杨宝玉、吴丽娱《归义军政权与中央关系研究——以入奏活动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通过梳理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地方政权——归义军政权面向中原王朝的入奏活动，着重探讨了归义军政权处理与中央关系的方式方法与变化过程，利用书仪书状、愿文、抄经序等此前未被充分挖掘的敦煌史料，揭示了归义军政权内部矛盾斗争及其与中原政权之间的互动与影响等问题。该书对归义军政权的存亡兴废及其在晚唐五代时局中的位置有着更深刻的认知和阐释，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部分空白。刘子凡《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中西书局2016年版）分阶段讨论了伊西庭三州军镇的建立、发展与陷落的过程，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参用了大量敦煌吐鲁番文书对西域史上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考证，是近年刊发的研究唐代西北军事史的力作。黄正建《走进日常：唐代社会生活考论》（中西书局2016年版）与《走进日常——唐代的衣食住行》（前书之重印精装版，中西书局2019年版）接续其上一阶段的研究，从衣食住行角度切入，将社会生活史的个案考察与唐代制度变迁、人的活动与背后的社会原因结合起来进行探讨，深化了对唐五代时期社会发展状况的认识。

可附此一提的是，此期我所学者也参与了一些敦煌学知识普及方面的工作，杨宝玉《敦煌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初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再版）、《敦煌沧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敦煌文献探析》（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敦煌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等即简明扼要地梳理了敦煌地区史、敦煌石窟艺术史、敦煌文献、敦煌学学术史等方面的基本情况。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是我所进一步扩大在敦煌学界影响的重要阶段，院敦煌学研究中心成立并挂靠历史所为我所学者与学界的交流提供了良好平台，集体研究项目的顺利进行与大量个人论著的出版展示了我所学者的综合实力，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及对科研工作的合理规划与强有力推进为我所的敦煌学研究开辟了更加广阔灿烂的前景。

结　　语

限于篇幅，上文梳理回顾的主要是著作类研究成果，实际上，在各个阶段我所学者发表的敦煌学研究论文都非常多，有些被收入了后来出版的专著，有些则仅以论文形式存在。各位先生所撰论文关涉的研究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卢善焕先生对部分敦煌文学作品的校勘整理、唐耕耦先生对社会经济尤其是会计类文书的研究、刘忠先生对于藏文文书及吐蕃史的研究、宋家钰先生对户籍田制及斋文等类别文书的研究、张弓先生对寺院经济与宗教民俗文书的研究、吴丽娱先生对礼制与归义军史的研究、黄正建先生对民俗占卜与文书制度的研究、楼劲先生对官制与法律文书等的研究、牛来颖先生对民俗经济与律令文书等的研究、刘乐贤先生对敦煌数术类文书的研究、杨宝玉对敦煌地区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及文学宗教等类别文书的研究、华林甫先生对敦煌地名学和敦煌经济地理的研究、李锦绣先生对中外关系史唐代制度史及财政经济等方面文书的研究、陈爽先生对敦煌绘本《瑞应图》等的分析、孟彦弘先生对唐代军事与官制等的研究、雷闻先生对礼仪职官宗教及文书制度等的研究、侯爱梅先生对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的校释及对部分史籍的研究、陈丽萍先生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与散藏敦煌文书等的整理研究及社会史、女性史、石窟艺术的探讨、李艳玲先生对西域绿洲经济的研究、刘子凡先生对西域地区史等方面的研究、赵洋先生对区域社会史视野下敦煌吐鲁番社会的研究，等等，或属敦煌学研究范畴，或与敦煌学研究密切相关，在学界都有相当影响。

目前我所经常刊发敦煌学研究论文的刊物，除在史学界享有盛誉的《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学刊》外，由隋唐五代十国史研究室、宋辽西夏金史研究室、元史研究室合力打造的年刊《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以及文化史研究室主办的季刊《形象史学》均着意刊载敦煌学研究论文。上述各研究室和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办的网站也将敦煌学作为重点报道对象，为敦煌学界很多学者所熟悉。

近年我所的敦煌学研究队伍也在不断壮大，目前共有相关科研人员十余人，专业领域涉及敦煌史学、敦煌民俗、敦煌文学、敦煌目录学、敦煌佛教研究等，这样的能涵盖多科的学者群体在国内外敦煌学界并不多见。在提升自身学术水平与整体力量的同时，我所与院敦煌学研究中心也积极同其他高校、科研机构交流，多次举办敦煌学学术会议，扩大了我所在学界的影响力。

斗转星移，我所建所伊始即开启的敦煌学研究已经走过了七十年的辉煌历程，取得了一系列为学术界瞩目的成绩，在敦煌学资料的整理刊布、国外研究成果的翻译推介、学术问题的研究探讨、敦煌学知识的普及宣传等方面均做出了积极贡献。七十年来，我所数代敦煌学学者秉持求真务实的优良学风，潜心研究，形成了很好的学术传统和自己的研究特色，也使我所始终是受学界重视和认可的敦煌学研究重镇，有力推动了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薪火相传，未来可期，我们衷心祝愿古代史研究所的敦煌学研究继往开来，更上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