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本身是复杂多样的，
我们本有机会了解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
感受更为丰富的生命历程。
大家好，我是赵冬梅，今天想给大家讲讲《魏征何罪？》。但我不打算讲魏征的故事，我默认大家都知道魏征是谁。但是接下来的故事，你未必知道。
我们知道，司马光退居到洛阳，成了差不多是专职的历史学家，负责修撰《资治通鉴》。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修到唐代部分的时候，程颐问了他两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是：“敢与太宗、肃宗正篡名否？”就是问他敢不敢写唐太宗、唐肃宗都是篡位才登上皇位的。司马光说：“然”。表示没问题，承认他们就是篡位上去的，自己会如实书写。
接下来程颐又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把司马光给问愣了，这个问题就是：“敢辩魏征之罪乎？”意思是问他敢不敢讨论一下魏征究竟有什么罪过。司马光怔住了，说魏征“何罪？”
司马光不知道魏征何罪，接下来，就展开了一场历史学家和理学家之间的讨论。我把它称为“程马辩论”。
魏征有罪吗？
“程马辩论”的主题是：魏征是不是有罪，以及为什么魏征有罪或无罪。
我们先看程颐的观点。程颐判定魏征有罪，且其罪当诛。为什么程颐如此论断？魏征本来是太子李建成东宫的臣僚，玄武门之变中，太子被秦王李世民所害。太子死后，按常理，魏征和李世民就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然而，魏征却忘掉了这不共戴天之仇，反过来侍奉李世民，也就是后来的唐太宗。程颐说，“魏征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讐而反事之”，按照儒家最高律条，“此王法所当诛”。
但从唐到宋，后世因魏征在朝堂上刚正不阿的风节，以及辅佐唐太宗成就“贞观之治”的功绩，从而掩盖了他的罪过。程颐说这是不对的，强调“有善有恶，安得相掩”。
程颐以儒家伦理为依据给魏征定罪。在儒家伦理体系下，魏征和太子李建成存在君臣关系，秦王杀建成后，魏征转而服事秦王，这一行为背弃故主，有背臣道，所以其罪当诛。程颐还进一步申论：后来之善举不得掩其从前之罪恶。看待魏征，要综合客观，他之前犯过当诛的罪，就要说他有罪；后来立下大功，也要承认他的功劳。简而言之，程颐秉持“魏征有罪，其罪当诛”的观点，论证方式便是诉诸伦理。
那接下来我们看司马光的观点，司马光认为魏征无罪。司马光用的是什么样的论证方式呢？他用的是历史类比的论证方式。
司马光指出，魏征和太子建成以及秦王世民之间的关系，与春秋时期管仲和公子纠以及小白（齐桓公）之间的关系类似。管仲曾经侍奉公子纠与小白对抗，后来公子小白成了齐桓公后，杀掉了公子纠，管仲转过来却侍奉了齐桓公，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司马光认为魏征的处境和当年管仲的处境是相似的，因此适用同样的判别标准。
而管仲当年不死于子纠之难而事桓公，孔子称其能不死。孔子是赞美管仲能够不死的，没有责令管仲应该死。孔子曾经这样说管仲：像管仲这样一个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我们怎么能够用匹夫匹妇的标准来要求他呢？那些普通人自经于沟渎，也没有人知道。但如果没有管仲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可能是披发左衽的，我们是可能会被异民族所征服的。所以，管仲这样一个帮助桓公成就霸业、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的人，不能够用普通人的标准来要求他。
孔子赞美管仲之能不死，以此类推，司马光认为我们可以原谅魏征之不死。
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发现，孔子在这个论证当中其实是存在双标的。如果是一个普通人，他的主人死了，那他就应该效忠于他的主人而死。但像管仲这样一个背弃了故主的人，只因他后来的贡献大，我们就可以原谅他。既然孔子能够原谅管仲，那我们也就能够原谅魏征。这个就是司马光的论证，司马光的观点是魏征无罪。
程颐的反驳
但是，程颐认为司马光所用的历史类比完全错误，因为管仲和魏征的关系性质完全不同。
首先，太子建成是已被皇帝册立的法定继承人，而太子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关系为兄弟。秦王李世民却在玄武门之变中弑杀兄长，这种行为违背伦理道德，其即位也没有合道性，魏征转而服事秦王自然也失去了合道性。而小白和子纠则是两位没有法定继承人身份、地位平等的竞争者，且小白年长，在伦理上占优。
其次，孔子在《春秋经》中的行文表明他赞成小白即位和管仲转向小白的行为。因此，程颐论证后得出结论：管仲不死于子纠之难，孔子可以赞美他，这并不是双标。
程颐论证的原文我们虽没引用，但可以看到，他开头就强调“管仲之事与征异”，最后仍说管仲“与征之事全异”。可见他认为司马光用历史类比的论证方法根本不成立。
按照程颐的推理梳理下来，我们确实应感叹理学家对义理的精微洞察。同时，关注程颐对司马光的评判，能察觉到程颐作为理学家对史家司马光有居高临下的态度。
程颐曾说：“某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张子厚（张载）、邵尧夫（邵雍），还有司马君实（司马光）。”可见，程颐认为司马光学问不杂，是个纯粹儒者，这是对司马光的正面评价。但程颐又说过：“君实之能忠孝诚实，只是天资，学则元不知学。”在程颐看来，按儒家理论，司马光的理论素养是大大不行的。
司马光和学生的不同观点
程颐所讲的精微义理能说服我，也能让人领略到儒家理学家义理的精微，他们并不只讲教条。可是，史学家可以不理会如此精微的义理，只关心史实就够。虽然有程颐的提醒，但在《资治通鉴》中，魏征的故事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没有那么多价值评判的叙事。
在《资治通鉴》的记载中，魏征在太子建成死后，转而服事秦王世民。魏征历史上是以善于进谏、敢于直言而著名的臣子，他协助太宗实现了文治转型，是促成“贞观之治”的重要臣子。
《资治通鉴》的主编是司马光，他有三个助手。其中唐代部分体量最大，在协助司马光编写唐代部分长编的助手中，范祖禹跟从他的时间最长。范祖禹帮助司马光准备了《资治通鉴》唐代部分的资料，但最终的成文是由司马光削删而成。所以《资治通鉴》反映的是司马光的史学观念。范祖禹作为司马光最忠诚的学生，是个真正的好学生。然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范祖禹认为程颐的观点更有道理。
后来，范祖禹自己编写了一部《唐鉴》，它也采用编年体，专门记述唐代部分的历史，但是重点在于议论，旨在进行价值评判。在范祖禹的《唐鉴》中，内容分为两部分：叙事部分和义理部分。叙事部分又进一步分成两个部分。开篇讲玄武门之变，接下来提到李世民用了太子建成的旧臣魏征、王珪为谏议大夫。
在义理部分，针对李世民任用太子建成旧臣魏征、王珪为谏议大夫这一叙事内容，范祖禹用了大段议论文字。这大段议论文字也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全盘转引了程颐论管仲的那一番说辞；第二部分就是接续程颐的逻辑，按照这个逻辑来评判魏征。
范祖禹给出价值判断：当时建成身为太子，且是兄长，秦王为藩王，是弟弟。王珪、魏征两人被授命为东宫之臣，那么建成就是他们的君主，彼此之间存在君臣关系。既然存在这样的君臣关系，又怎能在有人杀其君，也就是秦王杀了建成之后，王珪和魏征却拜倒在秦王麾下呢？这属于为臣不忠，是完全不可原谅的。
范祖禹的《唐鉴》作为一部史学家的著作，已呈现出非常强烈的义理史学倾向。他不只是单纯记录史实，更注重在史实之上阐明价值评判，把道理讲清楚。到了南宋时期，理学家亲自介入历史叙述的整顿工作，朱熹的《通鉴纲目》便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自宋到清的讨论
《通鉴纲目》借鉴了《春秋》经文和传文之间的关系模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这种类比中，相当于《春秋》的《左传》。《通鉴纲目》由两部分构成，就是“大书为纲，分注为目”：纲相当于《春秋》的经文；目则相当于《春秋》的传文，但又没有《左传》那么细。可以说，如果把《资治通鉴》视作《左传》，那么《通鉴纲目》的目就是一个更为精简的新传文。
那么在《通鉴纲目》中，当理学家亲自下场进行历史叙述时，他们又是怎么样讲述魏征的故事呢？
在《通鉴纲目》的魏征叙事中，纲的部分清晰记录了关键历史节点。武德九年六月，“太白经天，秦王世民杀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立世民为皇太子，决军国事”，这展现了玄武门之变后最高权力的交割过程。接下来的一条是“以魏征、王珪为谏议大夫”，简洁点明了这一重要人事任命。
而在“以魏征、王珪为谏议大夫”这个纲之下的目，结构分明。其中一部分用于补足事实，就是李世民用太子建成的旧臣魏征、王珪为谏议大夫。令人注意的是，《通鉴纲目》在这处目所用的文字，完全照搬自范祖禹的《唐鉴》。在事实叙述之后，便是义理评判的大段文字。这段文字开篇以“范氏曰”起头，这里的“范氏”指的就是著有《唐鉴》的范祖禹。随后全文抄录了《唐鉴》关于此事件的议论内容。
所以，《通鉴纲目》当中的魏征叙事，从事实陈述到义理评判，基本都用了范祖禹《唐鉴》的内容。
在关于魏征问题上，《通鉴纲目》的行文完全沿袭了程颐和范祖禹的说法。那么，这是否表明朱熹完全同意程颐和范祖禹对魏征的叙述呢？
南宋时期，有一位名叫尹起莘的人撰写了《通鉴纲目发明》，旨在对《通鉴纲目》的意义做进一步阐释，这叫“纲目发明”。尹起莘的结论较为复杂，我们选取关键部分来看。他持反对观点，即反对朱熹完全同意范祖禹、程颐一系说法的观点。
尹起莘认为，朱熹对魏征、王珪毫无贬斥之意。既然不贬斥，那为什么《通鉴纲目》又全盘抄范祖禹的相关内容呢？按照尹起莘的见解，朱熹在《通鉴纲目》目的部分全抄范祖禹的内容，只是想要启发后人思考。
尹起莘在论证过程里有这样一条论据：如果朱熹要贬斥魏征、王珪，按照《通鉴纲目》纲要的行文方式——以文字行褒贬，体现春秋褒贬之意，朱熹应当这样写：“以故太子洗馬魏征、中允王珪为谏议大夫”。也就是说，如果朱熹要贬斥这两人，在纲的行文中就一定要点出他们原来都是太子东宫之臣，现在却变成了谏议大夫。然而，朱熹在纲中并没这样写，所以尹起莘认为朱熹对魏征、王珪毫无贬斥之意，他抄范祖禹的内容只是想要启发后人思考。
到了清朝康熙时期，名相魏裔介曾专门写文章讨论魏征、王珪之事。他认为，王珪、魏征之事与管仲的情况一模一样。当时，建成身为兄长且为太子，却被身为弟弟的秦王杀害。在此情形下，王珪、魏征转而侍奉秦王，这于情于理又该如何解释呢？依魏裔介的观点，他们两个人确实应当感到心有惭愧。
但是，在魏裔介看来，朱熹的《通鉴纲目》在行文笔法上，并没有对王珪、魏征进行深刻的贬斥。至于为什么没有贬斥，魏裔介认为是因为魏徵的功绩和德行可比管仲。尽管魏征是唐朝人，但围绕这一故事的讨论从宋朝一直延续到清朝，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不同时期官方对于此类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看法。
历史的复杂性
魏征的故事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孔子对管仲的那个评价上。那么这是否属于双标呢？的确是双标。那这样有道理吗？也确实有道理，不能认为毫无道理。
但是，在这整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损失呢？程颐曾经讲过一个情节复杂的故事，范祖禹试图顺着这个思路继续往下讲，其实朱熹也是沿着同样的路数往下讲的。但是，朱熹讲的这个复杂故事，并没有被后来人接受。其实，从南宋的尹起莘开始，一直到清朝的魏裔介，关于这个故事的讨论又回到了某种原点状态。
历史本身是复杂多样的，我们本有机会去了解一个相对来说更为复杂的故事，以及感受更为丰富的生命历程。但是，这个故事经过一番讨论和演变后又回到了原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损失的恰恰就是这个复杂的故事本身。我们损失了这个复杂的故事，也就相应地损失了深入了解生命历程丰富性的机会。
而且长此以往，如果我们只听、只讲简单的故事，这会使我们逐渐丧失理解复杂故事、辨析精微义理的思考能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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