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书元
时代需求应该是出版工作者永恒的关注点。其次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文化的传播在于要触动人心、引发读者共鸣。
在我四十余年的出版生涯中，《中华三德歌》的出版无疑是最值得铭记的一次经历。1997年，我还在安徽教育出版社任职，亲历并深度参与了这本书从策划、创作到出版、发行的全过程。该书累计发行量高达700多万册，荣获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以及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诸多奖项，成为当年出版发行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图书之一。回顾其编创历程，许多细节至今历历在目，值得细细品味与深入探究。
缘起：时代浪潮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对道德建设极为重视，从《道德经》到《朱子家训》《颜氏家训》等经典著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这些历经岁月洗礼的理念，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精神财富。
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腾飞发展，但也受到了一些不良文化因素的冲击。1996年10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强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加强道德建设的具体要求和目标，随后成立了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抓这项工作。时任安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钱念孙先生，是一位睿智而又深有影响力的学者，有多部学术著作获得国家级大奖，他的《中国文学史演义》产生了巨大影响，多年以来是学生的必读书。他很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信息，认为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
策划：创新思维
钱念孙先生找到我，谈起《决议》出台的背景、目标和意义，希望我们能够共同策划出版一本书，以响应号召、回应时代。我被他的热情和责任感所感染。思索良久，觉得在道德建设领域，一般性的理论探索、阐释类书籍早已琳琅满目，若想在这片领域有所建树，必须在形式上大胆创新，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于是，我谈了我的一点想法：我们如出版这本书，那就要严格遵循中央《决议》的要求，确保方向正确，又要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美德，做到传承与创新并重。在内容和形式上，要充分考虑让读者喜闻乐见、易于接受。鉴于我们是教育出版社，所以这本书最好能够精准满足青少年的成长需求。
钱念孙先生对我的想法深表赞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创新性和前瞻性的构想。他希望这本书能够巧妙地融合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通俗与高雅、阅读与咏诵等多种元素，具体说就是以诗歌形式创作，集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于一体，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让作品易记易诵、便于传播，这一构想成为后面创作的标杆，也为我们开启了通往成功的大门，我们一拍即合。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在内容创作上，我们决定采用四字一句的方式，高度凝练地表现《决议》中关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这三方面的精髓。这无疑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艰巨任务。钱念孙先生凭借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对道德建设的深刻理解，率先完成初稿。然而，他并未满足于此，而是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追求卓越的精神，主动提出扩大作者范围，发挥集体的力量。于是我们邀请到了刘祖慈和周志友两位深具影响力的诗人，以及以严谨细致著称的安徽科技出版社原总编辑任弘毅、安徽省委宣传部宣教处原处长汪东恒等人加入。至此，汇聚了文学、艺术、编辑等多领域的精英，他们性格各异，学识互补，一个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创作团队正式组建。
创作：千锤百炼
创作过程中，作者们时而欢声笑语、共同探讨，时而面对难题、紧张严肃。从清晨到夜晚，讨论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但在对每一个字词、每一句诗的斟酌上，他们却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严谨态度。为了一个字的精准表达、为了一句诗的完美呈现，他们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却又在争论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有时看似已经完美无缺的句子，经过深入分析和反复推敲后，又会被无情地推翻重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修改，历经二十多稿，每一次修改都是一次自我超越。最终的作品与初稿相比早已面目全非。
为了使作品更加完善，我们在《安徽日报》上全文刊登了作品初稿，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很快，便收到了370多封热心读者的来信。每一封来信、每一条意见都被创作团队认真研究讨论并合理吸收。我们还在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大学、安徽社科院等处分别召开座谈会，邀请专家学者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例如，时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朱良志教授在收到初稿后花费了几个通宵对诗稿进行了精心修改，经过他的修改，全文贯通一气、一韵到底，为作品增添了不少光彩。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孙文光先生建议把书名改为《中华三德歌》，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书中五十多幅彩色插图由安徽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李向伟、吴同彦、陈涛等几位画家精心绘制，他们绘制每一幅插图都先勾出多幅草图，然后精挑细选，从图案设计到色彩搭配、从内容到风格，力求做到与文字相得益彰。审图时，哪怕是细微的瑕疵也不放过。如一幅青年在长城上喝饮料的画面，原本是可口可乐，经过反复讨论后将其改为健力宝。还有一个体操运动员配图，国旗悬挂的位置不对等问题都被一一纠正。大家以严谨的态度对待每一个细节，确保每一幅插图都准确无误。
封面设计者包云鸠提出以小女孩吹蒲公英的意象，寓意为“中华三德”像蒲公英一样轻盈地飞向全国，将道德的种子播撒到每一个人的心中。为了找到最合适的形象，汪东恒亲自前往幼儿园仔细挑选，最终找到了那个眼神清澈、笑容纯真的小女孩。记得在即将开机印刷的晚上，我们去印刷厂对付印样片做最后检查，突然有人提出：最好在卷首有几句话，让封面与正文内容连接起来，让其寓意更易被读者理解，大家当即围坐在印刷车间的一张小桌旁，现场创作，快到夜里十二点绞尽脑汁也没拿出所有人都满意的文稿来。还是第二天早晨从任弘毅先生带来的《植物学大词典》中获取了灵感，将蒲公英的词条改造成一段优美的散文诗，虽然只有短短几句，却为整本书画上了点睛之笔。由此可见创作之不易。
宣传：全方位传播
《中华三德歌》的宣传推广堪称一场精心策划的战役。
当时，中央的《决议》颁布不久，社会对道德建设相关书籍有着强烈的需求，人们渴望通过阅读优秀的作品来提升自身的道德素养，《中华三德歌》的问世恰逢其时。
书稿创作后期，我们在《安徽日报》全文刊登征求读者意见、召开专家座谈会等，引发了市场对这本书的期待。书一问世，我们又迅速召开新书发布会，再次在各种媒体上刊登新闻和书讯，推动社会舆论关注这本书的动态。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文化现象，专门赴安徽进行了深入的专题报道。国内众多权威媒体纷纷跟进报道，一步步推动了书籍热度的提升。后来，还有18个省市的中小学《思想品德》课本纷纷转载或引用其中的内容，在一段时间里，《中华三德歌》成为了舆论场中的焦点话题。
前期的精心策划，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创作者、编辑团队和专家学者的智慧，以及安徽教育出版社拥有的读者群体和完善的发行渠道，这些力量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为此书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本书刚摆上书店的货架，市场便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我记得《焦点访谈》的报道一结束，我家的电话一直响到深夜，全国各地的求购信息纷至沓来，有一位沈阳的个体书商，第二天就提着一大皮箱现金飞到合肥，要求立即发货，另有一位美国华侨很快给我们寄来了5000美元，要求购书送给他家乡的学子……全省多家重点印刷厂全力以赴开机印刷，但因彩色印刷力不足，一度出现洛阳纸贵的现象，这也成为当时媒体传播的重点。
启示：传承与使命
二十多年后再回首，《中华三德歌》的出版历程启示我们：
时代需求应该是出版工作者永恒的关注点。把握住时代需求，加上勇于创新，善于整合各方资源，精益求精，才有可能策划并打造出优秀的产品。
其次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用通俗易懂、大众喜爱的形式诠释精深的理论内容，让读者接受，应该还是可行有效的。
其三、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文化的传播不再是单向的灌输，不仅需要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以更加生动、易懂的方式呈现给大众，更要触动人心、引发读者共鸣。
在未来，我们应继续用心浇灌每一颗文化种子，让它们在时代的土壤中茁壮成长，为社会、为精神文明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作者系人民出版社原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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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文艺报》2025年3月17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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