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尔掠夺中石油资产的事件发生在2024-2025年间，涉及驱逐高管、冻结资产、撕毁合同等。回顾历史案例和事件，尼日尔的行为可能引发其他非洲国家效仿，这可能类似于20世纪的资源国有化浪潮。比如，1950-1970年代中东和拉美的石油国有化，伊朗1951年石油国有化，利比亚1970年代的行动，还有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时期，这些案例都是政府没收外国资产。
数据统计方面，根据历史上UNCTAD的数据，提到每年发生的征用案例数量，尤其1970年代的高峰期，之后减少，近年可能有所回升。非洲国家政权更迭频繁，政策不稳定，这可能导致征用案例增加。尼日尔没收事件的影响，没收行为可能损害其国际信誉，导致外资撤离，影响经济。尼日尔接管炼油厂后产能下降70%，燃油短缺，这可能影响其他投资者的信心。此外，俄罗斯乌克兰事件，说明地缘政治因素可能加剧此类风险。回顾历史案例，其共同点都是政权更迭、经济危机、资源民族主义。尼日尔符合这些因素，尤其是军政府上台后转向资源控制，类似过去的国有化。
作为国际律师，建议企业需加强风险评估、利用国际法律手段督促东道国维护法治。从历史视角分析跨国政府掠夺或没收外国资产的案例，并结合尼日尔事件对国际投资的影响，需从法律、经济和政治多维度展开。以下是综合历史案例与当前事件的分析：
历史上的跨国资产没收案件与数据统计
20世纪资源国有化浪潮
中东石油国有化（1950-1970年代）：伊朗1951年将英伊石油公司国有化，导致国际仲裁和长期争端；1970年代利比亚、伊拉克等国家逐步将西方石油公司资产收归国有。
拉美矿产国有化：智利1971年将铜矿收归国有（涉及美国公司Anaconda和Kennecott），委内瑞拉2007年对石油和电力行业实施国有化（涉及埃克森美孚等）。
非洲资源控制运动：津巴布韦2000年土地改革没收白人农场；刚果（金）2009年撤销外国矿业公司许可证。
根据数据统计，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1970年代是资产征用高峰期，年均约50起；1990年后因全球化减少至年均不足5起，但近年来因资源民族主义抬头有所回升（如2010-2020年拉美和非洲年均约10起）。
上述案件都对投资人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伊朗石油国有化（1951）国际法院裁定伊朗需赔偿，但实际执行困难，最终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委内瑞拉国有化（2007）案，埃克森美孚通过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获赔16亿美元，但委内瑞拉因经济崩溃无力支付；刚果（金）矿业争端（2009）案件中，多家企业通过ICSID仲裁获赔，但执行率不足30%。
尼日尔事件的特异性与历史共性
该事件直接诱因是尼日尔军政府因财政危机无力偿还2024年4亿美元贷款及地缘政治转向亲俄疏法，以“薪资不平等”“税务违规”为由驱逐中企高管、接管炼油厂等资产。该事件与历史案例具有相同的历史共性：政权更迭后推翻前任协议，如伊朗1951年，资源民族主义（如委内瑞拉）、转移国内矛盾（如津巴布韦）。
该事件给投资人造成和东道国造成的经济损失目前短期难以准确估计，中石油在尼日尔累计投资约46亿美元，建设油田、炼油厂及输油管道，占尼日尔GDP的10%。事件导致炼油厂停摆，产能下降70%、燃油价格暴涨300%，尼日尔经济短期受损。法律上，尼日尔单方面撕毁合同，可能违反中尼双边投资协定（BIT）及《能源宪章条约》（ECT），中方可诉诸ICSID索赔。
对中国和对国际投资的影响
尼日尔事件是资源民族主义与地缘政治交织的典型案例，其影响远超单一项目，可能重塑非洲投资环境。历史上类似事件表明，法律手段虽可部分挽回损失，但预防性策略（如风险评估、本地化融入）更为关键。未来国际投资需在“利益共享”与“风险防控”间寻求平衡，而东道国需意识到短视行为将导致长期资本撤离与经济孤立。
政治风险权重增加，尼日尔事件凸显政权更迭、政策反复、撕毁贷款协议对投资的毁灭性影响。资源国博弈策略改变，非洲国家可能效仿“变相勒索”，仿效刚果（金）要求外资矿业公司股权转让以环保、劳工权益等名义加税或强制本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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