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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众文艺:重视流量,但不能唯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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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充满活力的文艺实践中,所谓的传统文学艺术和新的大众文艺,从创作主体到作品内容等方面,都实现了多维度的交融、跨界,弥合了“精英”与“大众”的分野。
◆面对爆款顶流的文艺作品,我们仍然拥有批评的空间;面对一时寂寂无名的文艺作品,我们仍然有积极去辨识的必要。喧嚣的流量与寂静的品悟,各不偏废。
数字技术促进新大众文艺崛起
当今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将人类社会带入数字化、智能化时代,这一轮数字化浪潮愈加强化了技术逻辑。数字技术正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并从多重维度形塑社会。
纵向来看,技术自古以来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础性力量。所谓的游牧社会、农耕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都是以不同的技术特征来命名相应的社会形态,内在地反映出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技术往往被纳入“器”之范畴,“器”乃器物,具有工具之特性。“器”由“道”所引导,“器”处于基础的物质层面,而“道”处在形而上层面,唯有“道”才能使“器”真正发挥用处。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曾遭遇技术的落后与断裂,有识之士追索不同的技术,也提出过“师夷长技以制夷”。“道”统摄且引领“器”,人们对于技术工具的革新,也是对于社会存在的革新。如今我们目睹了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积极参与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与转型之中,以惊人的速度同步于全球性的技术竞争之中。如果我们承认技术对于社会的深刻作用,显然同样可以思考技术对于文艺的内在塑造。
技术改变着文艺形态。在法国古人类学家勒鲁瓦-古汉的著作中,人类通过技术来延伸自身器官,人类、文明、文化的进展只有透过技术之镜才能被重新认识。我们通过技术来审视文学艺术,在“器”与“道”之间建立“艺”的桥梁,从而确立由“器”及“艺”至“道”的认识逻辑。数字技术对于文学艺术的塑造是多方面的,当下文学艺术的创作过程、文本特性与接受维度都已不同于传统文艺。作家艺术家可以使用各种数字工具进行创作和分发,超文本、互动文本都已成为现实。一方面,文学网站上的网络小说创作已成规模、蔚为大观;另一方面,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出现类似于“生活记录”的随时写作,自媒体平台上出现多种书写个人经验的非虚构写作,进而孵化出实验性、碎片化的写作。新型写作促使文学文本在语言和形式上探索更多可能性。在跨媒介改编、协同文本等领域的创作中,创作者借助新技术增强了文学艺术文本的叙事性与视觉感。受众拥有了更多主动性,他们对文本的参与、与作者的协作都表明自身不再是被动的读者。更具激进意义的是,除了人作为创作主体的文艺实践活动,还出现了人工智能写作及生成式文艺文本,人工智能正愈加广泛地介入文艺实践。
新大众文艺带来的三重变化
新大众文艺体现出鲜明的人民性,其总体倾向可以概括为:人民创作、全媒体传播、抵达海量用户,往往表达出短时间内的社会情绪与集体意识。它在创作主体、创作样态与传播方式等方面呈现出诸多的变化。
其一,创作主体更加多元。除了职业作家、导演、编剧的专业创作,还有更多普通人通过数字平台参与到文艺创作之中。创作者置身于多种媒介交织的环境中,身份也在变换,比如作家介入影视行业作为编剧或导演,网络文学作家对自身作品进行影视剧改编,普通人在社交平台进行自主的创作和转化。文化界限被打破,创作主体以不同身份活跃于数字平台,生活经验与写作经验相互滋养。
其二,创作样态更加丰富。文艺创作的样式在传统文艺的基础上不断叠加、变化。就是说,诗词歌赋仍然拥有深沉隽永的艺术性,而网络小说、网络剧、短视频作品等基于新媒介产生的文艺形态也在彰显新鲜、明朗的生命力。正如麦克卢汉所说,新媒介不会完全取代旧媒介,它将旧媒介吸纳并转化为新的内容形式。古典文学中的人物、意象、情景以数字化的方式被激活,在数字文艺作品中被再次生产。数字媒介整合了口头媒介、印刷媒介时期多种形式的文艺内容。如此一来,文艺创作的内容资源和表现形式愈加充实。
其三,传播方式是即时互动的。受众也参与到文本创作之中,他们积极挪用已有文艺作品中的片段,创造出新的意义,一定程度上成为“文本盗猎者”。面对传统的文学文本,读者是孤独的个体,逢其知音,千载其一。面对复合的新大众文艺,受众是互动的群体,知多偏好,各寻其类。过去依赖于特定空间的文字文本及其阅读经验被数字媒介改变了,独自品味的声律丽辞、情采风骨让位于集体观赏的画面奇观、身体美学。即时互动的传播环境,给受众带来更为便捷的反馈、沟通与行动的平台。
这三个层面的变化,无不展示出新大众文艺的人民性、大众化属性。新媒介、新文类、新主体,正在改变文艺生产方式和传播消费方式,重构大众文化场域和社会文化业态,新的话语方式、舆论生态和评价体系正在形成。
大众化与人民性的辩证关系
新大众文艺走在文艺大众化的新征途上。在中国,文艺的大众化不只是意味着通俗化,它还意味着人民性。追溯至晚清、五四时期,文艺大众化连结了启蒙与救亡的主题。鲁迅在日本观看国人的幻灯片,随后弃医从文,这一事件被一再讲述,以至于他当年观看的到底是影戏还是幻灯片也被媒介考古了一番。而它真正的思想意义在于,以文艺为契机,进行国民的启蒙,唤醒众人的民族情感与爱国精神。文艺承担了改造国民精神世界的重要功能。文艺大众化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承载了多重的启蒙职责。救亡图存的使命早已完成,而文艺的人民性始终得到重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兴起了新一轮大众文化。历经40年的演进,伴随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民众文化程度的提升、经济社会的转型,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自然的文化形式,它包围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对此,1980年代以降关于“精英”和“大众”的对立逐渐淡化,“通俗”的电影、电视剧早已学科化、建制化与精英化,那么,如今所谓“新大众文艺”抵达了更广泛的大众,它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文艺。
新大众文艺充分彰显了人民大众在新时代的创造活力。如前所述,在新文艺场域,新媒介生成新文类,诸如网络文学、网络剧、微短剧、人工智能文艺;新媒介促成新主体,诸如素人写作者、各类博主和UP主等。不同文类彼此互文,不同主体切换身份。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小说特别是网络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影视剧中的一些片段又被剪辑或改编成短视频,进行二次创作与传播。短视频平台也涌现了不同类型的原创微短剧。此外,在视频网站中,古代、现当代和外国的经典作家作品,不断在视听作品中重新被表现。
在这充满活力的文艺实践中,所谓的传统文学艺术和新的大众文艺,从创作主体到作品内容等方面,都实现了多维度的交融、跨界,弥合了“精英”与“大众”的分野。这时候,已经不是那么明显地存在启蒙者/被启蒙者的关系。大家都是阐释者,平等地分享着各自的见解。
大众化与精品化需要兼顾
在新时代,人民大众对于“美”的鉴赏与追求是永恒的。在文艺大众化的趋势下,我们更需要文艺精品。除了体现在文化市场中的交换价值、产业利润,文艺精品更加注重作品本身的审美特性,注重作品所能唤起的情感共鸣。文艺的精品化,表现在语言文字的叙述、影像画面的摄制、思想内涵的表达之中,延续经典的生动气韵与九曲回肠,回应社会的现实需求与高远理想。
在新大众文艺的实践中,更多民众参与到文艺创作之中。好的素人创作往往提供了真实的生活经验,唤起民众深切的情感共鸣,比如矿工诗人陈年喜、外卖诗人王计兵等的诗作,就以生命的痛、质朴的美打动人心。专业创作则流淌着文艺创作的传统血脉,以及基于新时代语境的创新求变。此外,在一些素人创作走向公众视野的过程中,往往有专业人士的介入。素人创作与专业创作相辅相成。
在大量的新大众文艺创作中,藏着有待我们发掘、有待时代检验的精品。海量作品是文艺精品的选择基础,大浪淘沙,总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品。然而,精品不等于爆款。引发流量并成为“顶流”,固然出彩。以数据流量为基础、以统计算法为支撑的评价指标,不失为一种直观有效的评价方式。但是,要重视流量,但不能独尊流量。对于流量的清醒辩证态度,是非常必要的。
古典时代的一些做法,依然能够给我们提供丰富的启示。南朝钟嵘的《诗品》将诗之等级分为上、中、下品,可谓影响深远。今人王兆鹏教授用统计学方法测度公众关注度,给唐诗做了排行榜。陈尚君教授则说:“按照古人的办法,其实找几位名家,喝茶沐浴之余,提出个名单,也可以很权威。”统计的唐诗排行榜很有意思,表现了当代民众对于不同唐诗的接受度;而像古人那般鼓瑟吹箫、品评诗歌,自然也是可行的、高雅的。
面对爆款顶流的文艺作品,我们仍然拥有批评的空间;面对一时寂寂无名的文艺作品,我们仍然有积极去辨识的必要。喧嚣的流量与寂静的品悟,各不偏废。唯其如此,精品出于流量,又不止于流量。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数字文艺的再生产研究”(24BZW128)的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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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文艺报》2025年3月19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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