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赵忠玉

我在辽宁鞍钢劳动工资科工作，劳资科不是一般的工资科，它有一项任务是专门研究如何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例如炼一炉钢50分钟，能不能缩短到49分钟、45分钟，以提高工作效率。

1956年，我当上了鞍钢公司劳资处工资科的副科长，后当科长，那时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工资拿到了105块，就这样一直干到1968年。

我在鞍钢劳资科工作，虽然级别不高，但是经常接触到厂长、经理和苏联专家，他们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都比较高，对我工作能力的进步提高很有帮助。

1959年，我代表鞍钢去北京参加全国劳动

会议。会上，国家建工部劳资司曹司长与辽宁省劳动厅曹厅长为争论企业搞奖励好，还是搞计件工资好，吵得不亦乐乎。主持会议的劳动部副部长刘子久说：“你们不要吵了，听听企业来的人的意见。”

会议代表里面鞍钢是全国最大的企业，这个会本来应该是鞍钢经理来开，他派我来参加。刘副部长就叫我发言。我说，鞍钢是一个既有现代化工艺技术设备，又有传统手工作业的企业，手工作业搞计件工资好，机械作业搞奖励好，二者相辅相成，不必互相排斥。我的发言得到会议代表的支持拥护，一下子成了出名人物。之后，我当上了全国职工劳动学会的副会长，学会的副会长都是副部长一级的人物，企业代表当副会长的只有我一个。

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1964年8月，国家建委召开一、二线搬迁会议，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甚至进洞，三线建设由此拉开帷幕。大批原先位于大城市的工厂与人才进入西部山区，攀钢的建设就是在这种大环境背景下进行的。

攀枝花有铁矿但没有煤，贵州六盘水有煤，重庆有兵器工业，煤要运进来，铁要运出去，所以又必须修成昆铁路、贵昆铁路，构成大三线建设，攀钢的主要任务就是出钢出铁。攀枝花在全面开始三线建设时，攀钢急需一个管生产、懂管理的人才，我之前有从事钢铁行业的经验，1968年10月，我就从鞍钢调到了攀枝花。

那时候攀枝花叫渡口，我到渡口时，条件已经好多了，艰苦的“三通”已经完成，正在搞“一平”。“一平”就是指场地平整，要选择能建厂的地址。当时我的夫人也跟我一块儿来到渡口，这里完全实行军事化管理，孩子不能带去，只好放在南京。夫人到攀枝花后，她住在密地，我住在弄弄坪，我和她只有礼拜天晚上才能见到面。

当时的条件，有一句话说得很形象，“白天杠杠压，晚上压杠杠”，白天在工地抬石头，晚上睡的是木杠杠搭的床。生活上，最困难的是没有蔬菜，当地只有牛皮菜。人不吃蔬菜不行，我们用汽车拉一车汽油，到云南才能换到一车蔬菜。

干部职工都是在单位食堂吃饭，食堂里老鼠很多。有一次，老鼠掉进菜汤桶里面，起初都不知道，菜汤舀完了才看见。

还有一个苦是水。当时我们喝的水，都是抽水机直接从金沙江里抽上来的黄泥水，江水很脏，由于条件简陋，没有净水设备，许多人喝了都会拉肚子。最早一批到渡口来的人，没有一个不拉肚子的，所以当时我们都开玩笑说，拉肚子是到攀枝花的第一个考验。为啥呢？因为当时没有水冲的厕所，都是修在金沙江边的吊脚厕所。吃了这个水要拉肚子，拉的粪便又冲到金沙江里，但当时没有办法，就是这么一个条件。

我去攀枝花时，虽条件比之前好多了，但还是相当困难。第一天给我安排住的席棚子，我说：“不错哦，挺好的。”第二天上班，给我发了一把斧头，一根绳子，叫我去盖房子。几天就把房子盖起来了。

盖房子快，烧房子更快，因为住的席棚子很容易着火，加上攀枝花天气干燥，风也大，发生火灾就烧得干干净净，一烧就烧一片。有一次从密地一直烧到弄弄坪炼钢厂附近。还有一次，我一个同事去澡堂洗澡，带了一条毛巾和一条裤衩去。洗完澡回来，房子烧没有了，只剩下一条裤衩。

那时候穷，没有钱，家里也没有什么私人财产，职工个人最大的财富就是单位发的粮票。

当时调到攀枝花的，第一批调去是搞“三通”建设，第二批从成都调商业队伍去，第三批是搞生产的。十九冶是调去安装设备的。

因粮票可以和老百姓换鱼、换鸡鸭吃，攀枝花经常发生火灾，为防备火灾，我夫人把粮票放在身上不放心，我就在屋里地下挖一个小坑，把粮票埋在地下，就不怕火灾了。

星期天，很多职工就到仁和去赶场，仅有的水果就是芭蕉，还有米易产的甘蔗。平常没有文化娱乐，生活很单调，空闲时候唯一的娱乐是打扑克，谁输了就在谁脸上贴纸条，或者是穿塑料雨衣。因为攀枝花气候很热，穿塑料雨衣就更热。

为加快攀钢的建设，当时提出“不想爹，不想妈，不出铁，不回家”的口号来勉励大家，第一代建设者的决心还是很坚定的。

攀枝花建设初期，要解决建设大军的住处，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在建设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各指挥部自行安排，采取“边进人，边盖房，进来就盖，盖了又进”的“滚雪球”的方法，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人人动手，按“先生产、后生活”原则，学习大庆精神，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筑“干打垒”土墙，盖席棚，搭草房；或用木条搭建盖油毛毡房，通过多种办法解决了数万建设大军的住房问题……

攀枝花1966年开始“三通”，1968年开始“厂平”（平整工厂厂址），1970年出铁，我们花了3年时间。在这个与外界阻隔，只有7户人家的山沟沟里，把一个钢铁公司建立起来，这个速度在当时世界上是从来没有先例的，攀钢可以算得上是世界钢铁行业的奇迹。

鞍钢最早调到攀枝花搞生产的3个人，我是一个，一个后来回鞍钢了，一个当了攀枝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68年攀钢调我去，任务是去招工人，组织队伍，准备生产。

铁道兵5师师长李绍珠是攀钢革委会主任，有一次他问我，你一共调了多少干部和工人到攀钢来？我说：“干部大概是调了1700多人过来，工人调了5549人。”

他问：“这5000多个工人安排在哪里？”

一分厂矿山是多少个、二分厂选矿是多少个、三分厂烧结是多少个、五分厂炼钢炼铁多少个、六分厂制造多少个……攀钢一共有24个分厂，我把分配到24个分厂的人数一个个报给他听。师长的秘书就在旁边一笔笔计算，加起来刚好是5549个。师长李绍珠很惊讶，他问我：“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我说：“我就是专门干这个事情的。”

我的记忆力比较强，可以记住攀钢2000个人的名字，厂里面谁在哪个部门、做什么工作，我都记得。攀钢10年、20年的生产数据，我都背得出来。

我继续从鞍钢调人过来，当时攀枝花的生活条件太艰苦了，鞍钢许多人都不愿意来。后来我们出台了政策，凡是来攀钢工作的人，家里弟弟妹妹可以到攀钢参加工作，这大大提高了调人的积极性。这样，我又从鞍钢调了7000多个家属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