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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李嘉诚下属的长江实业集团去出售港口的一事，引发了各地的争议，在《大公报》和国内的互联网上，引发了关于李嘉诚此举是不是合适的一种讨论。李嘉诚是香港的首富，也是亚洲曾经的首富，他的一举一动，作为商业风向标，有很多示范作用。他如今把40多个港口，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出口给了美国的贝莱德的财团，那这个行为应该怎么看？
香港那边《大公报》说，此举有向美国所谓卑躬屈膝的这么个嫌疑。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在被问及此事时，没有对李嘉诚的行为做出直接回应，而是说，我们反对美国利用经济胁迫损害别国利益的行动。在问香港特首李家超会不会用国安法，对此收购行为进行强制性的接管或者暂停的时候，他也没有正面回答问题，他说，会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处理这个事情。
人们讨论的，不是本身港口能不能出口的问题，而是说在中美竞争的条件之下，把港口，尤其是涉及战略利益的港口出口了对方，是不是得当的问题。以及更延伸的一个话题，商人、学者集团，跟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该怎么处理？
首先，咱们回顾一下古代历史，在古代历史上，比如说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对于学者或商人，所谓忠于国家的概念，其实并不明显。于国家层面，我们看，士大夫百里奚，因为家破人亡，辗转到了晋国或者楚国，后来被秦国以五张羊皮买了过去，从此之后，他就成为秦国的士大夫阶层，为秦国统一西北立下了汗马功劳。
吴起原本也不是魏国人，但是魏国重用他之后，他就誓为知己者死。中国古代的一些士，所谓知识分子阶层，他的所谓忠君概念和为知己者死的概念，其实是同时存在的。吴起并不是魏国人，但是却为魏国所效力，为战国初期的魏国的兴盛，立下了汗马功劳。伍子胥，这是一员杰出的政治和军事天才，他在楚王不到的情况之下，反叛到了吴国，还对以前的楚王进行鞭尸行动，司马迁对此也是表示同情。也就是说，起码在春秋战国时代，知识分子也好，商人集团也好，商人集团也好，他的行为是不是应该忠于国家这个概念，没有那么明晰的界定，就发挥自己的才能，为知己者死，谁对我好，我对谁好，就这么个概念。忠君概念，在董仲舒把儒家思想作为一个正统的指导思想，建立了一个所谓忠君报国的理念，这种理念之后，才开始产生。
那么在当代情况之下，商人集团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应当怎么处理跟民族国家的关系？民族国家会怎么要求知识分子集团和商人集团，应该怎么办？有人说，商人集团应该无条件的服从国家，那我们反过来想，如果商人集团应该无条件的服从国家，那么美国英特尔也好，英伟达也好，还是微软也好，他们为什么在美国对华制裁的过程当中，尽量去打开一些缺口？美国明确要求，高端芯片不能够对华进行出口，英伟达说，我可以做阉割版向中国进行出口，我要争取国会的同情，尽量制造一些宽松的法案，或者别把这个目标定的那么死，我可以有条件向中国出口芯片。
其实你这么一想，你就发现，商人集团并不是应该无条件的跟国家政策所谓保持一致，否则我们也不会看到，英伟达，英特尔，很多美国大型企业也在做国会的工作，尽量让制裁放宽一点，尽量推出一些能够绕过国会限制的产品，维持对华合作。其实，也就是商人集团的作用，他在国家间冲突的时候其实可以起到一种润滑剂的作用，这个逻辑是存在的。在欧洲对华进行各种经济制裁的同时，德国的大众宝马等汽车公司，也在做欧盟委员会的工作，尽量把中国的关税进口不要定的太高，如果你定的太高，那么他们就会对我们也定的太高，不利于我们对华的出口。
商人集团，实际上在当前的国际政治领域，有时候可以发挥激化矛盾的作用，比如说有些军工财团，可以充当一个激化矛盾的作用，但是有些财团，汽车，芯片，很多财团，它可以充当国际政治的润滑剂。也就是商人财团本身，对于当前国际政治的影响作用是复杂的。我认为还是正面居多，商人财团，在缓和国家间对抗关系的领域，实际上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假如没有中美商人财团每年六七千亿的贸易，那么中美的对抗，可能会向更加激烈的方向去运行。中国和美国正是考虑到了彼此数以千计的商贸关系，它才让对抗的程度不至于像美苏一样那么激烈。所以说，商人集团总体上，在如今资本主义社会，是作为一个缓冲剂和润滑剂而存在的。
那么商人财团的底线是什么？商人财团的底线是，不直接伤害本国利益为前提。那中美是不是敌国？不是，中美不是敌国。那李嘉诚向美国财团出口港口这件事，应该怎么看待？这个比较复杂，就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香港特首回答的那样，他并没有直接去评价对方的所作所为。我们这么来看，李嘉诚20多年前前拿下巴拿马港口的时候，其实对中国国家利益做出了贡献，如今他卖掉这个港口，我们不知道他当年买港口的时候，是不是得到中国政府支持？这在当时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当时李嘉诚说，我们是纯商业化行为，我们跟中国政府没有关系，否则他在当年买巴拿马运河港口的时候，就不可能获批。如果说你这个行为是中国政府背后在支持，那么你成交这件事就不可能成立。也就是说，买的时候跟中国政府没有直接关联，他起码表面上要说，我自己没有关联，他买这件事才能够成功。
那么如今卖这件事，跟我们的政府，他需要提前打招呼吗？我觉得，他只要买卖一致即可。比方说收购港口的时候，假如是一个国家行为，国家有资金在背后拓展人脉，提供了各种支撑，为收购提供了便利，那么卖的时候也必须要考虑到国家。为什么西方总是制裁华为？西方说，华为90年代的崛起，受惠于中国的军方和政府，当然我们不是证实这件事，这是西方说的。那么华为如今的行为，他也必须考虑到曾经支持他的人的利益。李嘉诚那个事，我们不知道，但是就他自己所说，我是纯商业化行为，中国政府或者谁也没有支持我，那就是纯商业。如果他说的话是真的成立的，那么今天他卖港口也就无所谓，也就不需要跟中国政府去通信，这就是一个纯商业化的行为。反之，那他这个行为就是个不地道的行为，我们不知道他买港口的时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所以今天卖港口，我们也就无从评价。
学者集团，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如果说你的学业本身就是公派，公费派你出国去留学的，你本身是个贫困生，正是因为有国家赞助，所以你才有了去国外读书的机会，那你第一优先的任务，是回报原祖国，这个话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本身就是靠自费读书的，那你的工作，跟商人集团一样，不伤害不损害你的母国利益就行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为什么强制要求学者一定要回国？这个没有必要。
我们觉得，真正的有胸怀的国家，对商人集团和学者集团，是鼓励合作。如果你愿意跟母国合作，那么当然是欢迎的，并不强制的来去自由的方针。当时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说，鼓励回国，来去自由，这就是我们应当做的。我们创造各种各样的条件，鼓励商人集团和学者集团为国效力，如果你创造的条件足够优秀，那么自然会把他吸引过来，不用你在道德上强加一些义务，或者一些绑架的东西。所以说我的看法其实就是这样。
李嘉诚这个具体事来说，应当看他收购港口的时候，是不是得到了国家的资助，如果是，则他卖港口这个行动就不是自己能完全决定的，如果不是，他自己愿意卖给谁就卖给谁，这是延伸到具体事。那么跳到一个更大的局面上，就是商人集团和学者集团，跟原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应该采取鼓励回国、鼓励合作、来去自由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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