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注：本文作者为刘延玲，博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2001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工作，2013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年鉴》编辑部，现为《中国文学年鉴》副主编、编辑部主任。本文首发《中国社会科学报》，经作者授权，特此分享。
2001年，我博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意外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文学语言学科片（现文史哲学部办公室），从事科研管理工作。2013年又偶然调到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年鉴》编辑部做编辑。
回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却又顺理成章。
之所以说意外，是因为我从小的职业理想是教师。在学生生涯的尽头，留在高校当老师，几乎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毕业前，还不曾认真找工作，工作就找到了我。偶遇一位同窗告知，一所京城高校汉语教研室缺人，我就去投了简历。面试、试讲都很顺利，未来工作就这么轻快地决定了。
一天，意外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说单位需要一名应届语言学博士，就向领导举荐了我。既然我的前途早无悬念，只有婉言谢绝。但他坚持让我参加面试，算是帮他的忙。出于对朋友热心的回报和对社科院的好奇，我答应了。令我惊讶的是，面试的部门领导对我的专业十分了解，他说训诂学是一门冷门绝学。这让我不由得对社科院刮目相看，这儿果然平台高，人员素质高。更没想到的是，办事效率也高。第二天，我就接到了电话，通知签约。我这才意识到，同学们的去处纷纷尘埃落定。我很早敲定的单位却迟迟没有动静。赶忙打电话询问，没想到对方跟我说，他们学校用人指标要经部委批准，一向下达得晚。我若另谋高就，他们也不拦着。这样的腔调，让我既意外又生气。想到我从来没走出过校园，又常听说“学校是半个社会”，索性就改弦更张，尝试一段别样的职业生涯。
就这样，转念之间，我到了科研局。上班没两天，突然接到了部门领导的电话，听到的命令是：我必须改变对他的称呼，不能再叫“朱老师”，改叫名字“朱渊寿”（注：其时为科研局副局级学术秘书），限期一周。他的语气严肃又认真，让我不知所措，只有唯命是从。这是我入职后完成领导布置的第一项任务，不难执行，只是心里嘀咕：这未免太较真，太小题大作了吧？相处久了我发现，朱渊寿非常敬重院里的两位学者：科研局的第一任局长鲍正鹄先生、文学所的樊骏先生（注：1930—2011，历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与他们相知相熟多年，交谊深厚。张口老鲍，闭口樊骏，虚心受教，深得真传。后不断听闻文学所轶事，原来德高望重的樊骏和王信先生，亦只肯让晚辈直呼其名。
我终于明白，他们看重的不是形式上的尊称，在意的恰恰是真诚、平等的关系。
事隔多年，我才意识到了这一改称的重大意义。
一调到研究所我就察觉，职能局的同仁一律变成了“院领导”，须得毕恭毕敬。好在朱渊寿永远是朱渊寿，依然那么亲切、自然。一个称呼奠定了终生的友谊，这在当时的我，是万万想不到的。当我开始负责年鉴编辑部的工作时，正好赶上疫情，又遇到了些棘手的难题，一时举棋不定。我立刻向朱渊寿求教，问题果然迎刃而解。这让我在敬重之余，心存感激。离开科研局，我失去了一个领导，却多了一个师友。这事儿一想起来，就令人心情舒畅呀！
在朱渊寿身上，还发生过一件事儿，惊到了我。
2005年的某天，他像往常一样走进办公室，一边放包，一边淡然地说：我戒烟了。我点点头，心里却想：十六年的烟龄，可不是说说这么简单！没想到，自此他居然再没碰过一根烟！烟戒得如此果决，可真算得上是凤毛麟角！虽说他戒烟了，却照旧陪老搭档刘白驹（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下楼吸烟，这个习惯居然一天都没变。
对我来说，白驹老师是科研局的大神。
刚入职时，未见其人，先闻其名。从多个同事口中听了N遍“白驹”之后，我才终于见到了本尊。只是之后许久，依然云山雾罩，神龙见首不见尾。他每天雷打不动，“按时坐班”，现身单位，不过是在下午两点以后。他的作息，每每让我想起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局长黄浩涛同志说，谁都不要跟白驹比，他在家里做科研。
白驹老师研究法律，是精神障碍法学方面的专家。他精通法言法语，局里起草、制定的科研管理规章制度，经他的法眼，条文、用语立刻变得严谨、规范。他负责社会政法学科片（后改为社会政法学部工作室），深得局领导的信任和器重，局务会安排在每周四下午，像是特意为了关照他。局里开大会，他一向敢于直陈己见，既有洞见、灼见，又不乏幽默感，不时会引发大笑。
他和朱渊寿差不多同时来院，两人关系默契。除了每天一起吸烟，步调一致的还有，但凡局里组织的会议、出游、年会等集体活动，从不缺席。平时跟他闲聊，海阔天空，很随意。但共事多年，对我来说，他始终带有几分神秘，几分难以捉摸。
2013年5月我调入文学所不久，听说白驹老师去了社会学所（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专事科研。
有一次在院部餐厅偶遇，他略带无奈地说，跟你不同，我是被迫调离的。确实，他在科研局工作31年了，早已与之融为一体，很难割舍。
一次，他在网上看到一个学术事端，事关我的文学所同事。于是，马上找到我，分析研判，帮当事人出谋划策，直至风波平息，后患消除。这让我由衷地敬佩这位科研管理前辈，没有领导的指示，不求表扬和回报，该出手时就出手，维护院、所、学者的声誉于无形！就像少林寺中那位不声不响的扫地僧，高手的境界莫过于此。
我在科研局工作时，院、局领导提倡以科研的方式来管理科研，鼓励年青人从事学术研究。白驹老师无疑就是个榜样。只是他的特立独行，无人能效仿。对他的研究，我也知之不多。直至去年，偶然读到他撰写的回忆性散文《行走在法学与精神病理学的边缘地带》，这才恍然大悟。
他1978年考入人大法律系，是该系复建后的第一届本科生。1982年分配到社科院时，本来要去法学所做研究，没想到被科研局“截胡”。他能在科研局长驻久安，是因为能“双肩挑”，一肩科研管理，一肩学术研究。对于科研管理，他在文中评论说：“这些工作是繁忙的，总体讲是有益的，我从中也有所收获，但一些具体事务是无趣的，甚至是令人厌烦的。”现在想来，我非常认同他的说法。行政事务虽繁琐，却并不烧脑。对于做过研究的人来说，单纯的管理工作无法满足内在的精神需求。每天上下班，如果只是跟着琐事走，时间久了，难免会精神空虚。如果能像白驹老师一样目标明确，完全可以创造另一个精神空间。
对于充实人生来说，科研，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生存方式。
科研局以科研的方式做科研管理，体现在规章制度的起草、制定过程中。出台任何文件，都要先深入调研，撰写调研报告，在此基础上再拟定条文。我参与过的，比如起草“青年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管理办法”，就是先调研高校已实施的同类项目，分析其优劣利弊；访谈我院新进院的青年科研人员（我在通县宿舍随机采访，其中包括前不久不幸突发疾病去世的吴波，他的诙谐、开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了完成调研报告，韦莉莉老师还带我专程去社会学所，学习如何设计问卷、抽样调查，问卷收取之后如何统计分析。之后，我们撰写了调研报告并发表，然后起草了管理办法。
我还参与过学风建设文件的起草，由浩涛同志亲自挂帅，我们查阅了教育部学风建设的相关资料，我负责撰写调研报告中“我院老一辈学者的优良学风传统”部分，研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进行归纳分析。同时，又在院内举办了至少4次座谈会，还作了电话访谈，分析研判我院的学风状况，起草了厚厚的调研报告，最后撰拟《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学风建设的决定》。自此，我持续关注学风问题，发表过有关“一稿多投”的文章。还有，为了设立院“国学研究论坛”，我跟随刘晖春（“必记本”注：现任边疆研究所党委书记）老师去高校调研，至今犹记走进北大校园时的凛冽寒风，在人大国学院会议室讨论时的热烈情形。
2012年院创新工程启动，我忙于起草文件。家离单位远，尤其是冬天，每天披星戴月。女儿上了小学，三点半放学，无人接管。这些变化，给我带来很大压力。2013年初的某天，文学所科研处的严平老师跟我聊起，年鉴编辑部有两位老师同时退休，急需人手。我不由地脱口而出，我去呀！她说，你开玩笑吧？我说，我是认真的。虽然之前我从没想过去文学所，可能是坐班十二年，我太渴望回到安静的书桌了。
就这样，我偶然到了文学所。
虽说年鉴编辑部在所里是个边缘部门，我却感到十分幸福。年鉴的组织编纂和文字编辑工作，类似科研管理，对我来说，驾轻就熟。一手编辑，一手研究，仍是两手抓，只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充裕多了。即使2024年文学年鉴进行了较大力度的改版，举办两次编纂研讨会，组织两次作品评审会，又采用通讯评审的方式来评选年度论文和专著，还跟中国作协、院社会科学评价院等建立合作关系，事务性工作增多了，但毕竟做过12年科研管理，仍算是轻车熟路。只不过，比起白驹老师多年从未放手科研，巨著煌煌，成果丰硕，我自愧望尘莫及，还在努力前行的路上。
总之，我在社科院工作了20多年，从科研局到了文学所，从科研管理岗到了编辑岗，从语言学转到文学，自身经历有一定特殊性。看似偶然，实则必然。我从科研局、文学所一些敬佩的同事身上学到的是，人真正需要得到的是人生和事业上的充实，自己是否认真努力，能否胜任并完成工作，有没有解决问题的智慧，能不能面对各种生活和学术挑战，这些都是实在的内力提升，不需要依靠外在评价来支撑，也不会被外力所剥夺。在单位，我既非功成名就的学者，亦非名编要人。因为在社科院工作，我把科研当成一种生存方式，用来研究工作和人生，解决遇到的问题和困惑。无论是做管理还是当编辑，科研于我，既是一种工作状态，也是一种生活态度。这让我得到成长，收获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