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海拔最低的城市，吐鲁番以沙漠和绿洲而闻名。从空中俯瞰，大地颜色层次分明：火焰山赭红色的褶皱在东天山南麓铺陈，仿佛大地被烈焰炙烤后凝固的血脉，一条绿玉带沿山脚曲折蜿蜒，那是天山融水滋养出的绿洲，再往南，一望无际的沙漠次第展开。
这片土地的魅力就隐藏在沙漠绿洲背后。这里曾是西域最锋利的剑刃，也是丝路最温柔的驿站，匈奴人的马蹄与突厥人的弯刀，大汉的铁骑与唐朝的烽火，回鹘的梵音与粟特的商队，在沙漠与沟壑间层层叠叠，堆砌成一座岁月的迷宫。
拿破仑曾说过，“世界上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这句话的深意在吐鲁番最能得到体现。从交河、高昌故城，再到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曾经的政治与武力早已崩溃，但那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化仍世代传承，并深深影响着后人。
吐鲁番的沟谷内，散落着不同时期的佛窟遗址。 摄影 张佳
剑与莲的交响
我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抵达交河故城。它因位于雅尔乃孜沟两河床之间的高地而得名，《汉书·西域传》对此早有记载，“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
交河故城是一座生土建筑，也就是说，城内所有的建筑都依地势从黄土中挖建而成。从空中俯瞰，它形似一艘巨型航母，又如一把刺向苍穹的铜剑，河水在此分流，将城池托举成孤岛，四周是陡峭的悬崖，河流在崖下形成天然护城河，只有南面和东面两座城门可供出入。大唐安西都护府最早就设立在交河，正是看中其位置之险要。
从空中俯瞰交河故城，形似一艘巨型航母。 IC Photo 图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城内残垣断壁层层叠叠，到处是残破的佛寺、佛塔、佛坛、僧房，与衙署、民宅、街道比邻而居，透露出昔日佛教在西域的盛况。所有遗址都毫无遮蔽地暴露在阳光下，经受风霜和尘沙日复一日的洗礼侵蚀。岁月和战火，给这座土城留下难以缝合的裂痕。
也许是因为天气太冷，偌大的遗址上不见人迹，这恰好让我能够细细品味时光的痕迹。站在那些断壁前，风声正裹挟着千年前的驼铃，在残垣间游荡。佛寺内，莲花纹的柱基与箭镞的凿痕共生，菩萨低垂的眼睑下，曾倒映着玄奘风尘仆仆的身影。作为西域最初的戍边中枢、后来的中转驿站，这里不知接待过大唐多少戍边将士，而留下记忆的唯有岑嘉州，他在此痛饮西域美酒，笔锋一转，却写下“风土断人肠”的苍凉，然后又毅然决然地奔赴更远的边关。
残垣断壁遍布交河故城。 摄影 张佳
与今日以历史人文、自然风光闻名不同，吐鲁番最早是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进入人们视线的。这里背靠天山，面朝“瀚海”，地处丝绸之路北道东端，是经河西走廊进出西域的要冲之地，往北又可以沿天山中的缝隙通往准噶尔盆地南缘的奇台、吉木萨尔（北庭故地）等地——也就是著名的车师古道。这种连通东西、沟通南北的战略地位，在中原王朝经略边疆的链条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吐鲁番在西汉首次见诸中国史书，那时它还叫做姑师。伴随汉军在漠南、河西、漠北取得对匈奴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汉匈角力的主战场从中国北方转到西域。姑师和它东边的近邻楼兰首当其冲，他们因为亲近匈奴，多次阻挠汉与西域诸国沟通，甚至截杀汉使，率先受到汉军打击。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于是天子以故遣从骠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匈河水，欲以击胡……其明年，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经此一役，汉王朝构建起经营西域的“桥头堡”。
汉武帝元丰三年（公元前108年），姑师改称车师，汉与匈奴围绕这里又展开五次大规模争战，两者在“五争车师”的刀光剑影中轮番登场，最后以汉军取胜告终。汉随后将车师分为前后两国，车师前国王治交河，车师后国王治务涂谷，在天山北麓的吉木萨尔县南山中。中原王朝全面经营西域的局面彻底打开。
交河故城的中央大塔遗址 摄影 张佳
半个世纪后，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由在“五争车师”中战功卓著的郑吉出任首任都护。他将屯田制度引入交河，不久又扩展到汉军驻地高昌壁（即今高昌故城）一带。随着屯田规模不断扩大，汉在西域屯田的重心逐渐转移到车师，成为经营西域的重要支点。
之所以选择交河，是因为其特殊的自然环境。吐鲁番以干燥酷暑著称，原本不适合耕种，但这里有着发达的地下灌溉系统——坎儿井，天山融水经地下水系无声滋养着大地，让这片极度干燥的土地也能孕育出丰饶的物产。
高昌壁的屯垦力量主要来自中原，有着丰富的农耕经验。此后数百年间，经过开垦发展，它逐渐成为与交河齐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为另一个王朝经略西域做好铺垫。
冬日交河故城更显历史沧桑。 摄影 张佳
废墟与诺言的对望
高昌以“地势高敞，人庶昌盛”而得名，与交河故城直线距离四十多公里。两城隔着吐鲁番市区，一东一西遥遥相望。同交河故城相似，高昌故城内的遗址也大都为佛教寺院或与佛教有关。所不同的是，这里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元，汇聚了中原、印度、希腊罗马、阿拉伯等文化，除了佛教，道教、祆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能在这里找到踪迹。其多元与繁华程度，据说可以比肩唐都长安。
20世纪初，西方探险者闯入这片被遗弃已久的土地，开始粗暴的考古挖掘，以德国人冯·勒柯克收获最大，他在这里找到充满犍陀罗风格的佛像、带有拜占庭风格的壁画、《马太福音》残卷、用希腊文书写的尼西亚信经，还有据说是描绘摩尼教创始人摩尼的壁画和失传已久的摩尼教作品，他还在一座房子内发现众多僧侣的遗体，据推测，他们都死于征服者之手。
人类自我保护的痕迹在高昌尤为明显，故城四周厚厚的夯土城墙虽然破败不堪，但从残高和厚度仍能看出昔日规模。从最初的屯田场所，到行政郡县，再到王国都城，高昌成为当地居民和往来商贾、僧侣庇护自己的场所。在一个夏日正午，我穿过早已坍塌的城门，走进千年前的岁月。
高昌故城的佛塔遗址上，有超过26种文字体系的涂鸦，记录了丝绸之路上的多元文化交流。 摄影 张佳
黄沙漫卷，烈日如焚。四周看不到丁点绿色，到处是耸立的遗址，在阳光炙烤下显得孤独而无助，四周寂静无声，蚊蝇在耳旁嗡嗡作响。我在一处佛寺内停留许久，在丝绸之路沿线，关于文化交流融合的故事可谓司空见惯，可这一方不大的天地，竟能同时容纳如此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遍览中国历史，只有盛唐能做到如此包容。
黄土宫墙反射着白花花的阳光，刺得人眼生疼，空旷的遗址上只有我一个人踽踽独行。我显然高估了自己的抗晒与徒步能力，没过多久便感觉头晕心慌，为躲避暴晒，不得不沿着城墙下的阴凉处行走。原本平静的世界被打破，甲壳虫惊慌失措地飞起来，四脚蛇窸窸窣窣从草丛中窜过，对于它们来说，我的到来不啻于一场灾难。在经过一处缺口时，不经意朝外望去，城外是大片葡萄园，一望无际的绿色向远方蔓延。城池与农田、戍守与屯垦，正是高昌使命的起点。
经过一处遗址，上面写着“可汗堡”，我心中一动，丝绸之路上那个最具传奇色彩的国王与法师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当时的高昌历经了阚氏、张氏、马氏时期，正值麴氏时代。时任国王麴文泰是忠实的佛教徒，当他得知玄奘路过西域，盛情邀请他来城中弘扬佛法。麴氏希望玄奘能留在高昌，法师以绝食抗议，国王终于妥协，在得到法师取经归来到高昌讲法的许诺后，赠送财物，派兵马护送，为法师取经成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
这种矛盾性格贯穿麴氏一生。他与中原渊源颇深，早年曾携妻子赴长安朝觐，妻子被册封为常乐公主，与唐朝建立起融洽的关系，“西域诸国所有动静，辄以奏闻”。但高昌后来犯了与交河同样的致命错误。唐灭东突厥后，将目光向西转移，高昌成为唐与西突厥争夺西域的焦点，唐王朝多次向高昌抛出橄榄枝，但麴氏自认为远唐而近突厥，选择倒向后者，攻击亲唐的焉耆，拦截入唐的使者。
对于长安的警告和征召，麴氏不但置若罔闻，还语带讽刺地对唐使说，“鸟飞于天，雉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活耶？”太宗皇帝终于失去耐心，公元640年，大将侯君集率军过河西、出碛口，一路势如破竹，兵临高昌城下，所谓“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闻听唐军骤至，麴氏惊惧而亡，其子开城纳降。唐在高昌故地置西州，又于交河城设安西都护府，高昌延续180年的地方政权宣告终结，被重新纳入中央政府行政体系下。
历史同时展示了遗憾的一面。十五年后，当取经人带着657部梵夹重返故地，只见宫阙易主，旧友成冢。高昌的消亡，让一个承诺成为永恒的缺页，唯有讲经台的夯土仍在风中固执地等待。
高昌故城里坍塌的城墙，犹见昔日气势。 摄影 张佳
“都护行营太白西，角声一动胡天晓。”大唐的武力在此刻达到鼎盛，以交河和高昌为支点，唐军不断向西开疆拓土，一度筑城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影响力越过中亚，直达阿拉伯世界。高昌与天山南麓的安西四镇、北麓的北庭都护，共同构成唐王朝在西域的战略防御体系。至“安史之乱”爆发后，西域唐军大举东撤，高昌在唐与吐蕃的争锋中几度沉浮。
几乎在同一时期，北方草原上的回鹘汗国受到黠戛斯的打击，被迫离开故土，一支迁往甘州（约在甘肃张掖附近），被称为甘州回鹘，即今天裕固族的祖先；另一支迁往西州（即吐鲁番），史称西州回鹘，即维吾尔族的祖先。
高昌故城遗迹众多，值得细看，不过夏天前往恐耐不住高温干热。 摄影 张佳
新与旧的矛盾
我去交河与高昌，虽然在不同季节，但是前后雇佣的当地两位维吾尔族司机都同样健谈。第一位司机早年担任和田某乡副乡长，在南疆最基层、偏远的乡镇从事乡村治理工作多年。在他看来，和田与吐鲁番两地居民虽然都以维吾尔族为主，但群体差异明显，他形容南疆人们“说话语调偏‘硬’”，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度偏低。他的家乡则恰恰相反，能快速跟上新疆现代化的整体步伐。
价值理念的冲突，加上长期与家人两地分居，他决定辞职回到家乡，与朋友在吐鲁番合开一家餐厅，晚上忙店里的生意，白天驾车招揽来自各地的游客，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作为一位曾经的基层治理者，他对家乡的发展势头颇为乐观，“吐鲁番的魅力就在于丰富多元的历史，真正的吐鲁番就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
在某个瞬间，他像是恢复了公职身份，语调也抑扬顿挫起来，接着又介绍起几年前当地的“万人游家乡”活动，十数万计的吐鲁番人走进交河、高昌、伯孜克里克，在历史的遗留和专业的解说中听岁月沧桑，看家园变迁。
第二位司机更多了些乡土气息。他跟一众司机站在高铁站出口处，听说我此行目的地除了高昌还有柏孜克里克，他扬起手打着响指，“跟我走、跟我走！那个地方我熟，小时候每星期都要骑自行车过去。”
他的语气不容置疑，引我走向出租车，但我走到跟前才发现，出租车比他脸上的皱纹还显沧桑，打开车门，车座被磨得明光闪闪，一股混合着汗水、劣质香水，还有阳光暴晒的味道直冲脑门。
“我的车拉过法国人、德国人，还有俄罗斯人……都满意得很。”似乎看出我心生退意，他忙说道。我决定听听他的故事。他叫拜合提亚热，是吐鲁番胜金乡人，距柏孜克里克约15公里。中专毕业后，他筹钱在乡里开了家超市，当起小老板，收入可观。但后来，他决定送孩子到吐鲁番“接受最好的教育”，于是转让了超市，带着一家人来到市里，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干得多了，挣得反而少了，没办法，孩子要上学。”
拜合提亚热还总结出游客游玩规律：年轻人大多是去火焰山和葡萄沟，老人和外国人则主要去各个遗址。有一次，他拉了一位会汉语的德国人，对方说，柏林的博物馆里有不少来自吐鲁番的文物，他此行就是想看看那些文物的原生地是什么样子。我告诉拜合提亚热，不只是柏林，在伦敦、巴黎、莫斯科、东京，都保存着大量出土自新疆的文物。他疑惑，“为什么不要回来？”我一时语塞，车内陷入短暂的沉默。
天空烈日高悬，天气预报当日气温在39摄氏度，地面实际气温要远超这个数字。拜合提亚热丝毫没有开空调的意思，我只好摇下车窗，在夹杂着沙尘的滚烫热浪里，穿过戈壁朝柏孜克里克驰骋。
冬日的柏孜克里克虽退去高温，但冷清寂寥。 摄影 张佳
王家寺院的起落
拜合提亚热对柏孜克里克最深刻的记忆，还停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时的佛窟还没有今天这样完善的管理制度。在周末的午后，他和伙伴们骑自行车绕过木头沟东侧的荒山来到这里，趁守门人不注意溜进去。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坍圮的佛塔，残缺的佛像，虽经破坏仍难掩色彩璀璨的壁画，还有窟外漫天黄沙、落日残阳和博格达峰顶的雪山，给孩子们留下无限遐想空间。
柏孜克里克在维吾尔语中的意思是“艺术馆”。大约1500年前，麴文泰的先祖们统治高昌时，当地僧侣开始沿木头沟两侧峭壁开凿洞窟，经过长年累月的修建终成规模，其中就包括一度作为高昌王家寺院的宁戎寺，即柏孜克里克。
那也是汉传佛教最繁荣的时期，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龟兹石窟群，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石窟、中部的凉州石窟，以及远在中原的大同和龙门石窟，大约都在同一时期开凿和发展。如果在地图上把它们连接起来，会发现那正是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图。
1984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柏孜克里克发现《杨公重修寺院碑》。杨公即大唐最后一任北庭大都护杨袭古，碑文记载他在经营西域的最后几年里，重修宁戎寺院，建冬厨一所、厅院四处，栽种葡萄树等事迹。时光维度再次回转。
“安史之乱”后，安西、北庭都护府的精锐兵力奉调入关平叛，唐与吐蕃在西域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处于全面劣势，杨袭古与一众留守将领苦苦支撑。公元790年，他以两千兵力迎击数万吐蕃大军，战于西州，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随后被吐蕃人诱杀，北庭与长安的联系从此断绝。
之后柏孜克里克不复昔日盛况。13世纪初，蒙古帝国开启向西征服世界的战争，草原铁骑沿丝绸之路狂飙突进，席卷中亚、西亚、中东和欧洲。当时管辖这片土地的是高昌回鹘王国，回鹘人自知无法与蒙古抗衡，于是选择主动归附，并在不久后将王室迁往甘肃永昌。相比武力征服，蒙古人这期间奉行较为宽容的宗教政策，包括柏孜克里克在内的佛教文化并没有遭受过多的破坏。但王室东迁后，昔日王家寺院的地位一落千丈，颓势已经不可避免。
在蒙古扩张过程中，受到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影响，不同的宗教都曾尝试赢得蒙古人的皈依——雄踞东亚的元帝国选择了佛教和道教，而包括由成吉思汗长子术赤、二子察合台、四子托雷后人分别建立的术赤汗国、察合台汗国和伊利汗国在内，中亚至中东的汗国大都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也为后来的伊斯兰东扩埋下伏笔。
由此带来的影响复杂而悠远，大约150年后，政治与宗教的博弈，使柏孜克里克在最短时间内陷入沉寂，近千年的文化积淀，几乎在瞬间凋零。
拜合提亚热还记得少年时听老人们说过，佛像和野兽的眼睛必须挖掉，否则它们会在夜间复活进入村庄，制造灾难。
木头沟内的佛寺遗迹 摄影 张佳
佛光余烬
“切割拆取壁画的工作，连续不断地进行了两个多月……切割下来的壁画，足足装满一百多箱……用骆驼、牛、驴运输，经过近3000里的路程（运到印度）。”这是20世纪初，英国人奥雷尔·斯坦因在《西域探险记》一书中，关于在柏孜克里克的“考古”记录。
晚一步的德国人冯·勒柯克来到时，柏孜克里克还有寺庙，当他进入其中一间，无意中破坏掉一处沙堆，即时打开尘封许久的艺术宝库，“刹那间，好像变戏法一般，我看到左右两旁墙上显现出使用各种染料绘制的色彩鲜明的壁画。画面是如此光彩夺目，似乎艺术家们方才着笔。”
为了把这些壁画运往柏林，冯·勒柯克先是用刀子划开壁画边缘，再从旁边凿出深洞，最后用狐尾锯锯下整块壁画，经过数月努力，几乎将全套壁画都凿了下来——他在《中亚发掘记: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一书中完整记录下整个过程。
如今，佛窟内遍布的凿痕和残缺的佛像，大都是那个年代留下的。而被掠走的宝藏，散落在德国、英国、法国、瑞典、俄罗斯、日本等13个国家的博物馆。
柏孜克里克31号窟内，汇聚着高昌回鹘时期的佛教艺术，顶壁是千佛，每个佛头周围残留着金箔，窟门正上方留有一处方孔。在它繁盛的时候，每天清晨太阳升起，阳光透过方孔洒进洞窟，与金箔相辉映，窟内佛光普照，此时僧众开始一天的早课，山谷里梵音阵阵，香烟袅袅，使者、商贾和不同派别的教徒就在这一派祥和的图景里往来奔波。
这片佛窟，曾为那么多被迫害、被遗弃的文化提供过包容和护佑，却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
暮色中，火焰山褪去赤焰，化作一片温柔的赭红。 IC Photo 图
傍晚，拜合提亚热原路返回送我去高铁站。暮色中，火焰山褪去赤焰，化作一片温柔的赭红，吐鲁番此刻又恢复了它西域的身份，诗人的豪情、交河的剑痕、高昌的诺言、柏孜克里克的泪痕，在文明交汇的熔炉中淬炼成独特的纹路。
虽然因为我的参观拖沓，旅行比预计时间超出两个多小时，但拜合提亚热并没有多收钱，还像见面时那样潇洒，挥手与我道别。
在车站前的小饭馆里，我独自点了当地有名的白酒。一千多年前，在交河城内不知名的酒肆里，满身风尘的岑嘉州是不是像眼前一样，独酌一杯美酒，然后挥毫写下那些雄浑壮丽的边塞诗。恍惚之间，我又回到交河，风沙依旧在故城的巷道间穿梭，将戍卒的叹息、商贾的吆喝、僧侣的吟唱，编织成一张无形的经幡，日夜不停地诉说着往事。千百年来，面对人世沧桑，这片沙漠绿洲将自己拆解成无数文明的基因，经历重重轮回，如今正重新醒来。
我在进站时遇到一个外国旅行团，其中一位新加坡姑娘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她说，他们团里的游客来自东南亚、韩国和欧洲，都是交河、高昌故城迷，此番专程前来一睹风采。说罢登上旅游大巴，汽车发动朝着灯火辉煌的吐鲁番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