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源寺，这座初建于唐太宗时期、完成于武则天时期的古刹，原称悯忠寺，历经岁月洗礼，最终以清代法源寺的面貌留存于世。每至春暖花开之时，法源寺中总是挤满了前来欣赏丁香花的市民，去年法源寺还专门推出了“寻找五瓣丁香花”的活动。
可惜的是，近日，竟有游客推倒了寺内放置的石狮子，导致石狮子从胸部断为两部分。历数法源寺内的文物，宛如散落的明珠，每一件都承载着独特的故事，这些文物，都需要我们每个游客去爱护，使其能永久传承。
元代古碑刻大白话
细细数来，法源寺的历史已有千年。如今，只有通过大雄宝殿和藏经阁内的四个莲花柱础，以及残破的史思明造塔碑，才能感受到来自唐代的历史气息。除此以外，其他文物基本上都是不同时期从各处寺庙迁移而来的。
踏入法源寺，天王殿前的两尊清代青铜狮子映入眼帘。它们造型独特，颇具“犬”的神韵，这种造型的狮子，多出自清代中叶。据学者推断，青铜狮子应造于清雍正年间，最初可能守卫在紫禁城内的咸安宫。咸安宫见证过诸多历史风云，清乾隆年间，和珅、和琳兄弟曾在咸安宫官学就读。1912年，咸安宫主体建筑被烧毁，之后民国政府在原址兴建起放置文物的宝蕴楼，而这对青铜狮子最终落户法源寺，成为历史的忠实守望者。
距青铜狮子不远处，矗立着几排古碑。其中的一通，是十分罕见的“蛇儿年”碑。“蛇儿年”出现在皇帝下达的圣旨中，而且被明明白白地镌刻在石头上，以便留存千年。
细读一番，才发现这原来是蒙元帝王说大都白话的碑。在碑上所刻文字中，有“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甚么差发，休当告……”大致意思，就是和尚、道士们，不管什么官差都不用承担。最后，在碑的落款部分，呈现出“蛇儿年二月十三日”的字样。这“蛇儿年”，在元代历史上出现过好几次。而此“蛇儿年”究竟是哪一年，目前还没有最终答案。
据学者推测，这样的元代白话碑，全国有四十通左右。保存在云南大理崇圣寺内的《大崇圣寺碑》，年款是“猪儿年”，据考是元武宗海山至大四年（1311年）。而云南昆明西北郊的筇竹寺内，有一通落款是“龙儿年”的古碑，据考证是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至于法源寺的这个“蛇儿年”圣旨碑，会不会是延祐四年（1317年）所立的呢？
此外，根据考古学家黄秀纯的研究，这通碑出土于西直门内的元大都遗址。到了1970年代，此碑被移到法源寺保管。
天王殿内中心位置是弥勒佛像，背后为韦陀造像，两侧则是四大天王的造像。据著名文史学家周绍良的研究，无论是弥勒造像，还是背后的韦陀及两壁四尊天王，都是青铜所制，勇猛威严，应出自明代名家之手。根据学者陈未在《北京寺院建筑》一书中的说法，这些造像皆来自海淀区的大觉寺。此外，从大觉寺移出的造像，还有放置于西城区广济寺大雄宝殿内的三世佛等。原本弥勒佛与韦陀造像的大小比例，应该是前者更大一些，然而法源寺内的弥勒佛坐像高1.12米，韦陀坐像却高达1.7米。
另据学者朱耀廷主编的《北京的佛寺与佛塔》所述，法源寺天王殿内的四大天王，应出自西城区大石桥胡同的拈花寺。“由于拈花寺年代久远，已经有些破旧了。寺中原有的诸天及罗汉铜像，分别存放在法源寺和妙应寺内。”笔者曾用了一天时间，在法源寺与妙应寺之间来回奔波，最终实证这两处“诸天”的身量基本一致。
“大玉海”为乾隆时仿制
离开天王殿，前行不远，登上台阶，便是大雄宝殿。殿内供奉着一佛两菩萨，即构成“华严三圣”的毗卢遮那佛、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这组三圣造像乃明代所造，工艺上乘。关于其来历，有说法称出自西城区广化寺，广化寺曾是“文物仓库”，调拨文物给法源寺并不意外。
除却三圣，大雄宝殿的两侧还放置着十八尊罗汉。按照资料介绍及罗汉的式样推断，此乃清代中叶的文物。根据学者推测，这些罗汉应该来自河北承德的罗汉堂。起初罗汉堂失火，随后便一蹶不振，庙宇处于荒废之中。五百罗汉由此流散，其中的十八尊被移到了法源寺。
其实，这十八尊罗汉可视作西山碧云寺诸罗汉的“堂兄弟”。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帝首次下江南。在领略了杭州净慈寺罗汉堂之壮观后，乾隆帝下旨：分别在清漪园大报恩延寿寺和北海西天梵境的西边修建了罗汉堂。此外，香山碧云寺内的罗汉堂，也仿照杭州净慈寺罗汉堂而建。到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乾隆帝又下旨建造起承德罗汉堂。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的一场大火，烧掉了未完工的西天梵境罗汉堂，只留下了一座九龙壁。而英法联军火烧清漪园，又毁掉了一处罗汉堂。而今，保存完整的乾隆年间罗汉堂，就只有碧云寺的一座。
大雄宝殿身后，是清代改建的悯忠阁。过了此阁，经过无量殿遗址，一座石质的精美文物，便呈现在眼前，这便是山寨版的“渎山大玉海”。
话说元世祖忽必烈所使用过的“渎山大玉海”，原本放置于北海琼华岛顶部，也就是而今的白塔位置。与后世不同的是，元时的琼华岛顶部，曾经矗立着一座广寒殿。无论在皇宫大内，还是广寒殿堂，都摆放着饮酒大缸。而这“渎山大玉海”，便是见证元代历史的难得文物了。到了明代，尽管广寒殿垮塌，但大玉海仍存。后来，宦官们将此物移至西华门外的真武庙内。
待到乾隆年间，该物件又被眼尖心细、嗜好古物的乾隆帝瞧上，且由真武庙请回。据说，在请回之前，大玉海正被用来腌制咸菜。为了对看庙者有所补偿，乾隆帝命工匠仿制了一尊“大玉海”，留给道士们继续腌菜。当然，仿制的“大玉海”不再为玉质，而是改成石质。近二百年之后，西华门外的真武庙已然无存，“大玉海”也挪到法源寺的毗卢殿门前不远处。
毗卢殿在明代是后殿，清代成为敬业堂，到了民国时期，由于供奉着玄奘法师遗骨，而被称作“舍利殿”（正名叫大遍觉堂）。如今，此殿内安放着的是一尊高及屋顶的铜铸五方佛。据测量，该佛像高达4.58米。与寻常所见一字排开之五方佛不同，这尊铸像分为上中下三层。除最上层的毗卢遮那佛以外，剩下两层形成千佛围绕之势，于是被称为“千佛绕毗卢”。这尊造像来自西四报子胡同内的隆长寺。由于造像移入，该殿也由大遍觉堂更名为毗卢殿。
毗卢殿门外东西两侧，分别矗立着一方画像碑。西侧的一座，前刻旃檀佛像，有诸表臣记；后刻达摩像，有李言恭赞。东侧的那座前刻观音像，后刻关圣像，并有“万历己丑八月”字样。这两方画像碑，由于几乎贴在毗卢殿外的两侧墙壁上，所以“旃檀佛像”与“关圣像”的一面，已无法见到。而这两方石碑，出自距离法源寺不远的金代古刹圣安寺。有学者推测，两碑原本放置在圣安寺的瑞像亭中。如今，瑞像亭被迁建于陶然亭公园西门内北山顶。
卧佛辗转落户藏经阁
毗卢殿后的大悲殿供奉着三尊同名异款的明代观音造像，这三尊造像原本不是“一家人”。有学者认为，其中的一尊铜制自在观音像，乃护国寺中的遗存。当我前往法源寺“寻宝”时，得知此像已被转移到广济寺内的圆通殿。大殿身后抱厦内所收藏的一组木制塑像（一主两仆），亦出自古刹护国寺。查阅了有关资料之后，笔者发现，这组木制塑像的主像乃是“大智法王”班丹札释。而班丹札释又是何许人也？此人实乃藏传佛教的一位重要僧人，亦为拥护明朝统治的著名宗教人士。自永乐帝起，他便被册封为“大宝法王”。随后，宣德帝、正统帝皆对其加以册封。这尊造像，据说塑造于宣德十年（1435年）。根据学者陈未的研究，班丹札释造像曾经移入故宫博物院，1980年代才被调拨至法源寺。
在法源寺藏经阁的一层殿堂内，安放着京城仅存的一尊木质大卧佛，这也是与北京植物园卧佛寺铜质卧佛齐名的佛教文物。跟法源寺内其他的文物一样，这尊卧佛亦属于流浪到此的。
这尊卧佛从何而来？据文献记载，东花市斜街曾有一座始建于明天顺年间的寺庙，镇寺之宝乃是一尊明代木质大卧佛，所以坊间称其为卧佛寺。又因寺内藏有明正德三年（1509年）的铁钟一口，于是亦被叫做妙音寺。该庙于倾颓之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缮，是在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及至上世纪中叶，卧佛寺之前殿、后殿相继倾斜，中殿内的三尊大佛亦遭毁坏，于是，后殿的卧佛移至中殿，其身后站立的十余弟子则被弃之于殿内一角。
时隔未久，卧佛寺之前后殿及两庑被相继拆除。值得庆幸的是，留在中殿内的卧佛，被保存了下来。直到1965年，卧佛被用卡车拉走。1979年，卧佛又被移至法源寺的藏经阁内供奉，且难得对世人开放。2006年，撰写过《北京法源寺》的台湾知名人士李敖到访该寺，藏经阁曾为其开启。彼时，让李敖一并见到的，还有大卧佛身边的西城区广济寺舍利阁铜塔。这座小塔，或见证了西山灵光寺（八大处的第二处）佛舍利转至广济寺藏经阁保存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法源寺的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这座千年古刹，不仅是佛教圣地，更是一座珍贵的文物宝库，让我们共同维护古刹之安宁和文物之周全。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 高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