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卡尼曼，世界顶级决策思想家的最后决策

The Last Decision by the World’s Leading Thinker on Decisions

去年3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给朋友们发了封电子邮件，称自己选择在瑞士结束生命。一些人至今仍对他的这一选择难以释怀。

亚历山德拉·西特林-萨法迪（Alexandra Citrin-Safadi）/《华尔街日报》

2024年3月中旬，丹尼尔·卡尼曼和他的伴侣芭芭拉·特沃斯基（Barbara Tversky）从纽约飞往巴黎，与他的女儿及其家人团聚。他们花了几天时间在这座城市四处漫步，参观博物馆、观看芭蕾舞演出，品尝舒芙蕾和巧克力慕斯。大约在3月22日左右，当月刚满90岁的卡尼曼，也开始给几十位他最亲近的人发送私人信息。

3月26日，卡尼曼告别家人，飞往瑞士。他在电子邮件中解释了原因：

这是一封道别信，我要告诉朋友们，我正在前往瑞士的途中，我的生命将于3月27日在那里终结。

卡尼曼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011年首次出版的国际畅销书《思考，快与慢》的作者。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一直致力于研究人类决策的不完美和不一致性。根据大多数人的说法——尽管他本人并不这么认为——卡尼曼在选择结束生命时，身体和精神状况仍相当不错。

近一年前，当卡尼曼去世的消息公布时，人们普遍表示哀悼。然而，只有他的亲朋好友知道，他是在瑞士的一家协助自杀机构离世的。一些人至今仍在努力接受他的这一决定。

我也是如此。我认识卡尼曼将近三十年了，我花了两年既令人兴奋又让人抓狂的时间，协助他进行《思考，快与慢》的研究、写作和编辑工作。2008年，我们 “因书而分道扬镳”，因为丹尼（卡尼曼的昵称）觉得他需要独自完成这本书——而我则加入了《华尔街日报》。

不过，我们的分手是友好的。在随后的几年里，我在一些活动中对他进行了现场采访，还定期在《华尔街日报》的投资专栏中采访他。我们不时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保持联系。我没有收到他的最后那封邮件，不过在过去的一年里，有几个人把邮件内容分享给了我。

对我来说，丹尼的离世引发了我各种各样的情绪。我上大学的时候，父亲过量服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我敬爱的父亲当时正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他的肺癌已经转移到了骨头，在经历了几次手术后，他拒绝让医生继续对他进行毫无治愈希望的治疗。

妈妈、哥哥和我握着他的手，告诉他我们爱他。在守夜的那个晚上，我坐在他的床边，不知不觉睡着了，醒来时，父亲已经走了。

但我没能和丹尼道别，也不完全理解他为什么觉得自己必须离开。他的离世引发了一些深刻的问题：这位世界顶尖的决策学权威是如何做出这一终极决定的？在做出这个决定时，他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了自己关于如何做出正确选择的原则？他的这一决定，在关于极端长寿的弊端的日益激烈的争论中，处于怎样的位置？我们对自己的死亡拥有多少控制权，又应该拥有多少控制权呢？

2021年，丹尼尔·卡尼曼在他位于曼哈顿的公寓里。图片来源：本尼迪克特·埃文斯（Benedict Evans）为《华尔街日报》拍摄

在卡尼曼进行那些具有开创性的研究之前——其中很多研究是与芭芭拉·特沃斯基已故的丈夫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共同完成的——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认为人类是理性的。他们所说的理性是指，人们的信念在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他们基于所有相关信息做出决策，而且他们的偏好不会改变。

通过一系列简单而又精妙的实验，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反驳了这种对理性的定义。但卡尼曼从不认为人们是不理性的。相反，他认为人们的行为是不一致的、易受情绪影响且容易被误导的——最容易被自己误导。“自我欺骗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大多数人，” 几年前他曾对我说。简而言之，他认为人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不理性的，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人。

卡尼曼常说，几十年对人类思维的研究，教会了他如何识别——但不是如何避免——这些决策中的陷阱。

我认为，丹尼最想要的，是避免身体和精神状况长期衰退，按照自己的意愿离开人世，掌控自己的死亡。也许，他长期以来所倡导的那些做出正确决策的原则——依靠数据、不相信大多数直觉、从最广泛的角度看待证据——与他的这一决定并无多大关系。

他的亲朋好友表示，卡尼曼的选择完全是个人行为。他并不支持其他人选择协助自杀，也从不希望被视为在倡导他人这样做。

卡尼曼的一些朋友认为，他的行为与他自己的研究是一致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他都比我们大多数人聪明得多，”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泰洛克（Philip Tetlock）说，“但我又不是读心术大师。我猜他是觉得自己在认知和身体方面都在逐渐衰弱。他真的很想享受生活，而他预计生活的乐趣会越来越少。我怀疑他进行了一种关于享乐的计算，算出什么时候生活的负担会开始超过它带来的好处——而且他可能预见到自己在90岁出头时身体和认知会急剧衰退。”

泰洛克还说：“我从未见过比丹尼设计得更周全的死亡方式。”

卡尼曼的妻子安妮·特里斯曼（Anne Treisman）在患有血管性痴呆症数年后，于2018年因中风去世。她的病情让卡尼曼极度痛苦。正如他在2015年7月给我发的电子邮件中所说：“我非常担心安妮的健康状况，整个人状态也不太好。” 2018年2月，他邀请我参加在他们公寓为她举行的追悼会，不过我没能去成。多年前，他的母亲也是在认知能力下降后去世的。

在我的文件中，有卡尼曼在2008年初为《思考，快与慢》草拟的一章初稿。他写道：“在母亲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她失去了对自我的记忆……她无法告诉你太多关于她目前在医院的情况，因为她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我沮丧地发现，我对她所经历的事情的了解，比她自己还要多。”

2002年，卡尼曼（右）和他的妻子安妮·特里斯曼在一场庆祝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招待会上举杯庆祝。图片来源：唐·默里（Don Murray）/盖蒂图片社

卡尼曼不希望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继续表明，他觉得这很快就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我从十几岁起就认为，人在生命最后几年所遭受的痛苦和屈辱是多余的，而我现在正按照这个信念行事。

然而，他最珍视的原则之一就是重新思考的重要性。“大多数人讨厌改变自己的想法，” 他说，“但我喜欢改变想法。这意味着我学到了新东西。”

正如我去年在一篇关于卡尼曼的专栏文章中所写的那样：“有一次，我给他看了一封读者来信，信中读者告诉我——虽然说得对但很不客气——我在某件事情上是错的。‘你知道有几千个人能指出你的错误，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吗？’ 丹尼说。”

在飞往瑞士的几周前，卡尼曼就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几位最亲近的人。尽管他们试图说服他推迟这个决定，但他不为所动。有一位朋友一直苦苦哀求他，卡尼曼最后让他不要再劝了。这位朋友很不情愿地放弃了让卡尼曼改变主意的努力。

“我没有沉没成本的顾虑，” 卡尼曼总爱这么说。他总是希望用证据，而不是之前付出的努力或承诺的多少，来决定自己的信念和行动。但不知为何，他无法放弃几十年前就形成的观点。

生命对他来说无疑是珍贵的。在大屠杀期间，卡尼曼和他的犹太家人在法国南部躲避纳粹，度过了他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我们像兔子一样被追捕，” 他说。

我现在仍然精力充沛，享受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除了每天的新闻），而且我会幸福地离开人世。但我的肾脏已经快不行了，出现精神恍惚的频率也在增加，而我已经90岁了。是时候离开了。

卡尼曼在2024年3月5日年满90岁。但他没有接受透析治疗，而且他身边的人也没有发现他有明显的认知能力下降或抑郁的迹象。他去世的那一周还在撰写几篇研究论文。

2016年，贾森·茨威格（左）在《华尔街日报》首席执行官理事会会议上对卡尼曼进行现场采访。图片来源：保罗·莫尔斯（Paul Morse）为《华尔街日报》拍摄

正如斯坦福大学心理学荣休教授芭芭拉·特沃斯基在卡尼曼去世后不久发表的一篇网络文章中所写的那样，他们在巴黎的最后几天非常美好。“在宜人的天气里，我们走啊走啊走……和家人朋友一起欢笑、流泪、用餐。” 她回忆道，卡尼曼 “带着家人去了他在塞纳河畔讷伊的童年故居，以及河对岸布洛涅森林里他儿时玩耍的地方”。“他上午写作，下午和晚上就和我们一起在巴黎度过。”

据她的网络文章描述，一天下午，她问卡尼曼想做什么。“我想学习一些东西。” 他说。

卡尼曼知道美好结局在心理学上的重要性。在反复进行的实验中，他证明了他所谓的 “峰终定律”：我们对一段经历的记忆是愉快还是痛苦，并不取决于这段经历感觉良好或糟糕的时间长短，而是取决于这些情绪在峰值和结束时的强度。

“丹尼的朋友和家人都有些困惑，因为他在生命的最后似乎还非常享受生活，” 一位朋友说，“我们恳求他，‘为什么现在要结束呢？’ 虽然我仍然希望他能多陪我们一段时间，但事实是，按照这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丹尼能够为他90年的人生创造一个美好的结局，这符合他的峰终定律。如果他任由自然发展，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年满90岁在他的决定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早期的研究表明，当人们不确定时，他们会通过 “锚定” 来估计数字，也就是说，会抓住任何一个随手可得的数字，而不管这个数字与决策的相关性有多大。

卡尼曼的另一个原则是采取他所说的 “外部视角” 的重要性：不要把每个决策都看作是一个特殊情况，而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类相似情况中的一个。从这个参考类别中收集类似例子的数据，然后再考虑为什么你面临的这个特殊情况可能会有更好或更差的前景。

一种可能的方法是：卡尼曼本可以收集数据，来确定活到95岁及以上的人，是否会后悔没有在90岁时离世——当然，要考虑到从患有痴呆症和其他衰弱性疾病的患者那里获得可靠报告的难度。也许他做了类似的事情；我并不清楚。

法国的塞纳河畔讷伊，卡尼曼在这里度过了部分童年时光，并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重游了此地。图片来源：盖蒂图片社

他似乎特别关注另一个问题。正如卡尼曼最后一封电子邮件的下一段所说：

毫不奇怪，一些爱我的人更希望我等到很明显我的生命不值得延续的时候再做决定。但我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正是因为我想避免那种状态，所以这个决定看起来必然会显得有些操之过急。我很感激那些我早早告知的少数人，他们都很不情愿，但最终还是支持了我。

卡尼曼的朋友安妮·杜克（Annie Duke）是一位决策理论学家，也是一位前职业扑克玩家。她在2022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放弃：懂得何时离场的力量》。在书中，她写道：“适时放弃通常会让人感觉放弃得太早了。”

她对卡尼曼的决定感到沮丧。“感觉放弃得太早和实际上放弃得太早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她说，“你又不是绝症患者，你还好好的。为什么不采取外部视角呢？为什么不听听那些能给你提供客观好建议的人的话呢？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俄勒冈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在50多年前就和卡尼曼成为了朋友。他说：“丹尼是那种会对事情进行长时间深入思考的人，所以我想他肯定是经过了非常缓慢和慎重的考虑。当然，像我们这些毕生都在研究决策的人，会对这些决策的原因进行很多思考。但很多时候，那些所谓的原因并不是真正的原因，它们只是感觉而已。”

卡尼曼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继续写道：

我并不为自己的选择感到羞愧，但我也不想把它变成一个公开声明。家人会尽可能避免透露关于死因的细节，因为没人希望它成为讣告的焦点。请在几天内避免谈论此事。

尽管协助自杀在大多数国家仍然是非法的，但这种情况正在增加。在瑞士，如果患者心智健全、至少18岁，而且协助者的动机并非出于自私，那么协助死亡就是合法的。患者必须自行服用致命剂量的药物。

这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话题。最近的一项盖洛普调查询问，医生协助处于极度痛苦中的绝症患者自杀是否应该合法化，66%的美国人表示应该。另一方面，在盖洛普的另一项单独民意调查中，40%的受访者表示医生协助自杀 “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除了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性之外，我认为人们对此态度矛盾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在尚未陷入极度痛苦或精神衰退之前就过早结束自己的生命，你就可以保护自己和你所爱的人，使他们免受你即将遭受的痛苦。但你也会让你所爱的人承受你离去的痛苦，以及因永远无法完全理解你的选择或你为什么不听他们的话而产生的遗憾。

2021年，卡尼曼在他位于曼哈顿的公寓里。图片来源：本尼迪克特·埃文斯（Benedict Evans）为《华尔街日报》拍摄

正如丹尼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中继续所说：

做出这个决定后我发现，我并不害怕不再存在，我把死亡看作是入睡后不再醒来。最后这段时间其实并不难熬，除了看到我给别人带来的痛苦。所以，如果你想为我感到难过，大可不必。

当死亡临近时，我们是应该充分利用与最爱的人在一起的剩余时光呢？还是应该让他们和我们自己尽可能免受不可避免的身体和精神衰退之苦呢？我们的死亡完全是我们自己能掌控的吗？

丹尼教会了我说出 “我不知道” 的重要性。而对于这些问题，我确实不知道答案。我只知道，他最后一封邮件的最后几句话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不知为何又感觉有些不对劲：

感谢你们让我的人生变得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