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犯错的管理者，是庸碌的

你有多久没对人说“是我错了”？应该有些年头了吧？我也一样。

不被逼到墙角，一般人是不会主动认错的。毕竟，犯错不是一件体面的事。台湾作家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把“死不认错”认定为国人陋习的一种。他认为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其实，不愿意承认自己犯错是天下人的通病，绝不是国人特有的缺陷。《圣经》里有类似的描述：每个人都有两个口袋，前面一个口袋装别人的错误，后面一个口袋装自己的错误。每个人睁眼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错误，自己的错误则装在别人前面的口袋里。

大概，没有人会以自己会犯错误为荣。然而，在创新引领发展的今天，有目的的犯错、试错早已成为企业管理的新趋势。

企业经营中的努力和犯错几乎是一对联袂而生的双胞胎。因为经营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为企业家认知的局限和信息的不充分，经营和管理企业免不了要犯错误。如果只想着如何避免犯错误，极端地谨小慎微，企业和管理者难免裹足不前、难有作为。

然而，如果冒险精神十足、对错误危害缺乏警觉，则企业又容易陷入险境。在国家和社会都提倡创新、呼吁建立容错文化和容错机制的今天，树立恰当的错误观显然很有必要。

01

错误分几类

西方有一句谚语，大意是说：愚者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而智者则从别人的错误中得到启示。在商学院工作多年，我参加过许多讲座和分享会。以我的观察，让听众大有收获的从来都不是成功经验的交流，而是失败教训的分享。别人的成功很难复制，别人的错误却是你珍贵的避坑指南。

犹记得“文革”时，顽皮的小学生引用最频繁的一段领袖语录是：“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居然现在还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当年，这是调皮捣蛋、闯祸打架被发现后最现成的挡箭牌。时过境迁，这则语录引申出来的对待错误的态度却仍然是极富启思的。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人生在世，只要想做点事，难免都会犯错误。再聪敏、再睿智的人都会犯错误，更何况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据说爱因斯坦的好朋友曾经给他出了一道题：一辆车要翻山，上山下山各一英里，上山时的速度为15英里/小时，问下山需要开多快才能达到30英里/小时的平均时速。聪敏如爱因斯坦看了题目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拿笔开始计算才发现上当了。因为这道题不可能有答案：上山花了四分钟（60/15），而平均时速30英里/小时，走完2英里只能用4分钟（60/30*2）。换句话说，下山无论什么速度都不可能让平均时速达到30英里。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也毫不讳言地承认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也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而这些曾经的错误恰恰是成功的踏脚石。

其次，未必所有错误都是负面的、会带来危害的。哈佛大学商学院的艾米·艾德蒙森（Amy Edmondson）教授在他的《正确的错误》（Right kind of Wrong）一书中提出，管理中的错误可分为三类：可避免的、复杂性导致的和聪明的。可避免的错误由失误和疏忽导致，可以通过强化训练、规范制度和优化流程来避免。

因环境和系统的日趋复杂而产生的错误属第二类，这类错误无法通过努力和谨慎完全规避，只能力求减少。

最有意思的是第三类，聪明的错误（Intelligent Failure）。这类错误不仅不能避免，而且在企业中还应该积极培育。在可控的前提下以小规模、低风险的实验犯错误，在错误中深化认知，找到机会。聪明地犯错误需要有容错的环境，需要让员工有必要的心理安全去大胆尝试。

在对待可能的犯错方面，管理者不仅要有识人之明，还要有用人之胆和容人之量。制度化的容错环境说起来容易，一旦具体到某些错误和损失，完全不予批评或惩罚是很难做到的。

深圳一家从事健康科技用品生产的公司SKG，在其公司陈列室里专门辟了一个“失败产品陈列展”。展览的前言里写道：“这些失败产品不仅是对过去的一种回顾，更是对自我的深刻反省”，“在这里，每一个失败案例都是一个故事，一个教训，一个启发。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强化‘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期望每一个战友在工作中能保持好奇心和跳出舒适圈，大胆试错”。有如此胸怀的公司，相信没有一个失败产品是通常意义上的浪费。可惜，这样的公司太少了。

02

不能犯的错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错误都可以通过试错的办法来学习。换句话说，有的错误应该允许，应该鼓励，而有些错误则应该警惕，应该杜绝。

一般而言，企业界普遍认为三类错误不能犯。第一类是常识性错误，比如公司欠一笔应付款，因控制程序出错而重复付款。常识性错误不仅带来经济上的损失，更带来声誉上的负面影响。简单一点说就是会让别人看不起你，因为你连最基本的控制防范机制都没有建立起来。

最典型的常识性错误莫过于德国国家发展银行的荒唐交易。在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后隔了10分钟，德国国家发展银行麻木地按显然已经失效的外汇调期协议往即将被冻结的对方账户汇去3亿欧元，汇出去的巨款当然是石沉大海。更为离谱的是，事后居然找不到责任人。本应负责的CEO说，撤销巨额交易需要董事会讨论决定；董事长说因为还没有得到风险评估报告，没法及时开会决策；董事会秘书说，打电话给国际业务部催要评估报告总是占线，想隔一会再打；为什么总是占线？国际业务部的经理在打电话预约周末的音乐会门票，而副经理正忙于其他事情。高层官僚麻木塞责，那么实际负责交易的中层管理人员呢？负责处理雷曼兄弟业务的高级经理说他当时正在休息室喝咖啡，让文员关注，有相关新闻立刻向他报告；文员说自己看到新闻后到高级经理办公室报告，他人不在，只好留了一张便条提醒。其他相关人员也都振振有词地给出了自己不应该负责的理由。一向以严谨认真著称的德国人都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可见防范常识性错误是所有企业都不能忽视的基本建设。

第二类不能犯的错误是已经犯过的错误。好的企业一定要有学习能力，要有自我修炼的习惯。犯过的错误必须成为自己的资产，成为进步的台阶。犯了错误要反思：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正确的做法本来应该是什么？为什么没有做到？问题出在哪里？哪些环节需要改善？如此这般，错误才能带来进步。

我曾在网上看到，有一家企业发现交出去的投标标书上忘了盖公章，于是赶紧派人带了公章过去补盖。赶过去才发现公章忘了带，另找一人坐火车再带公章去，谁知派去的人因半路上下火车在站台抽烟而被关留在该站。为在截标前补上公章，无奈之下老板只好带了备用的公章自己驱车800公里赶到招标现场。这种企业，浑浑噩噩对待已经犯下的错误显然已成习惯，很难指望员工会从一犯再犯的错误中领悟到什么。

中国人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我觉得不够全面。应该加上“学习是成功之父”。敢于尝试、敢于冒险一定要与善于学习、勤于反思相结合。任何企业，如果不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提炼经验，那一定会与错误相伴永远，直至黯然收场。

股神巴菲特在今年（2025年）的致股东公开信中用了大段篇幅谈起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他把自己的错误分为两类：看错企业和看错人。但在这两类错误之上，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错误，即意识到错误却迟迟不能改正错误，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当断不断。

实际上，巴菲特所领导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一向以敢于直面自己的错误闻名，“2019—2023年间，我在致股东的信中16次使用了mistake（‘错误’）或error（‘失误’）这两个词。许多其他大公司在同一时期从未使用过这两个词”。巴菲特也坦然承认，出于诉讼风险的考虑，公开讨论公司的错误确实需要有所保留。由此可见，承认自己的错误是改正错误必要的前置条件。

第三类不能犯的错误是致命的、可能带来生存危机的错误。对这类错误，坚决要杜绝，不能存一丝一毫的侥幸心。我在课堂上经常做一个小游戏，问学员：以5元为赌注，猜一枚硬币的正反面，玩不玩？通常得到的回答是玩。我再问：赌注现在是5亿元了，还玩不玩？这时，学员一定斩钉截铁地说不玩了。因为他们不会以乐观的心态来畅想赢来5亿元所可能带来的欢乐，而是担心万一输了该怎么凑出5个亿来。

可见，一般人都有保守、稳健的本能，不愿孤注一掷。但一旦经营企业，有些人的心态便大不相同，总想着要是赌成功了企业要上多大的一个台阶啊。

当年中航油在新加坡赌油价，憧憬的是赌成功了就可以收购沙特航油公司，接下来把中东的几家航油公司都收入囊中，中航油就可以成为央企中第一家名副其实的跨国公司。一个虚幻的机遇产生了极大的诱惑，使当事人对隐约可见的灭顶之灾选择了视而不见的态度，承担了企业根本承担不起的风险。

03

犯错误的人

就犯错误的人而言，大致可分为小人犯错和君子犯错两类，各有可怕之处。小人犯错，狗苟蝇营，两面三刀，犯错前刚愎自用，见利忘义；犯错时不择手段，机关算尽；犯错后或百般抵赖，诿过于人，或腼然人面，全无悔过之意。但小人毕竟是小人，可以得逞于一时而不能骗人一世，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过街老鼠，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时间长了，大家对小人犯错容易引起警觉，小人得逞的机会会大幅减少。

而君子犯错就完全不一样了。很可能是动机良好而一往无前。明朝的李贽说得好：“公但知小人之能误国，不知君子之尤能误国也。小人误国犹能解救，若君子而误国，则末如之何矣。何也？彼盖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益决，孰能止之？”（《焚书·党籍碑》）当然，真正的君子事后一定会幡然醒悟，但大错已经铸成，悔恨的眼泪挽救不了造成的损失。对此，君子应当保持警觉。

一个行业或企业对待错误的文化，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后果大不一样。德国学者格尔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在他的《风险认知》（Risk Savvy）一书中对比了商用航空业和医疗业对待错误的文化。

商用航空业以积极的态度和严格的规则把错误发生的概率降低到了乘坐飞机几乎成了最安全的出行方式。商用航空之所以安全，靠的主要是两条：留有充分安全余量的措施和及时坦诚的错误报告机制。前者的例子包括每架飞机载油量准则，每次飞行的最低油量必须包括：航段燃油、预备燃油（防止因风力预测错误等原因而额外耗油）、代用燃油（在目的地复飞及飞往备用机场所需的油量）、最终储备（在备用机场上空飞行30分钟的油量），以及由机组自行决定的额外备油。充分的安全余量带来相当大的成本（在长途飞行中约30%的油量耗费在运载燃油上），但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把因燃油不足可能造成的事故降低到了几乎不可能发生的程度。

商用航空业对错误的报告有近乎苛刻的要求。飞行中发生任何问题必须以手册要求的程序处理，落地后立刻如实报告。通常会有一个特别小组来跟进调查，必要时请飞机制造商、航空监管机构、机修人员、空中交通管制员等一起来分析。相关的调查结果会分享给其他飞行人员和其他航空公司。

相反，医疗领域的错误文化基本上是消极的，医疗事故的报告制度经常形同虚设。因为面临被起诉或投诉的风险，医院步步设防，把患者当成潜在的原告，有失误能遮掩的遮掩，能抵赖的抵赖。医院为了自我保护，对患者做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普遍成为常态。患者在医院的安全系数和乘客在飞机上的安全系数不可同日而语。吉仁泽引用某航空公司一位风险管理负责人的话说：“如果我们的安全文化和医院一样，每天大概会有两架飞机失事。”

吉仁泽进一步分析了为什么航空和医疗行业在错误文化方面会有如此之大的区别。有两个重大的差异特别引人关注。首先，在飞机上机组人员和乘客需要承担同样的后果。飞机如失事，乘客丧生，机组人员也不可能活下来。但在医院，患者如果遭受重创或死亡，医生一般不会有生命危险（患者家属事后的报复是另一个话题了）。当然，医生的职业道德和良知会促使他/她谨慎行事，但谨慎和害怕产生的压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次，飞机的事故，特别是重大事故，很难隐瞒。但凡有飞机失事，马上会有铺天盖地的报道，追问事故的真相。而在医院，患者因医疗事故死亡，如果不是名人，如果家属或朋友没有采取激烈的抗议行动，一般不会招来公众和监管部门的注意。由此带来的启示是，防范重大错误重复发生，一是需要让可能会犯错的人清楚地知道错误可能对他本人的伤害，二是使错误的公开成为惯例。

让我们倍感困惑的是，在一些重大错误发生后的检讨中经常看到，其实当时犯下大错的可能已经隐约可见甚至相当明显，但当事人仍然一意孤行，拒绝收手。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地产公司碧桂园在马来西亚开发的超大楼盘“森林城市”，规划的投资金额达1,000亿美元。项目从规划开始就广受质疑，圈内资深人士也直呼“看不懂”，但老板杨国强对质疑之声充耳不闻，铁腕推进。到今天，项目骑虎难下，公司岌岌可危。

当事人之所以会对铸成大错的危险视而不见，我以为背后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与过去相关，另一个与前景有关。

与过去相关，就是过去已经做出的努力让人不忍、不舍放弃。我已经为此付出这么多了，要是放弃岂不是前功尽弃？殊不知，当前的决策不应该受到以前付出的影响。管理会计上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沉落成本”（sunk cost），意即当前的决策不应该受以前已经产生的成本的影响，因为这些成本已经沉落，不能为当前的决策所改变。这是不相关的成本，应该排除在当前的决策之外。

比如，我们为开发一个新产品持续努力了一年多，眼看产品就要成形，突然发现另一条技术路线可能更成熟、更有效。但改用另一条技术路线需要另起炉灶，已经付出的所有努力就要付诸东流。已经发生的巨额投入让放弃变得异常困难。

再看一个更生活化的例子。假如你为申请某国外大学的硕士课程投入了很多精力，考雅思，考GMAT，填报名材料，找资深人士写推荐信，电话上被面试了两次，焦急等待了很长时间终于等来了录取通知。然而，你最想加入的公司此时也给你发来了录用通知，你知道即便留学回来也未必一定会被这家公司录用，即使录用在年资和待遇上可能也会吃亏些。理性的选择看起来应该是立刻加入该公司，但你只要一想到留学申请的过五关斩六将，放弃一定心有不甘。

与未来相关，就是觉得成功的希望越来越大，以前希望不大的时候都没有放弃，现在虽然风险不小，但毕竟离成功仅一步之遥了，放弃实在太可惜了。

据说有一个开锁大盗，技艺精湛，从未失手，而他的同行则几乎没有不被抓的。一次有人问他有什么独门之秘。他回答说：知不知道我开锁用的最短时间是多长？两分钟。我开锁用的最长时间呢？也是两分钟。因为两分钟一到，我坚决收手离开，不管进展如何。每一秒的犹豫都会让被抓的风险成倍上升。其他人之所以会被抓，其实他们的技术未必比我差，只是他们被“马上就成功了”的念头支配，虚幻的成功希望让他们看不到暗中正在迫近的风险。

股票投资决策中的止损纪律体现的是相类似的精神，能不折不扣做到的都是高手。想象一下，你果断止损后发现卖出的股份后来都涨得不错，如此这般，几次以后还能铁腕止损真要有点反人性的决心。

04

建立正确的错误文化

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因素驱动的错误，背后都是一种侥幸心理作祟。“大到不能倒”是大企业的凭仗，“船小好调头”是小企业的自恃，其实都很虚幻。恒大、海航轰然倒塌时，它们的规模和社会影响力都救不了曾叱咤风云的大老板。

风平浪静，外部环境平稳的时候，企业犯错误大多是因为麻木，因为掉以轻心。而市场出现危机，风高浪急的时候，企业的错误常常是因为心慌手急，因为茫然不知所对。

如何应对外部产生的危局，中国传统智慧有很到位的建议：“上智不处危以侥幸，中智能因危以为功，下愚安于危以自亡。”（《后汉书·吴汉传》）最好不要让自己处于险境，办法是戒掉侥幸心理；如果不能避开风险，那就培养管理风险、由危转机的能力；最不济的是处于危境而不知所措，甚至安之若素，这就接近愚昧了。

作为企业的管理者，我们都犯过错误，也还会继续犯错误，既不意外，也不可鄙。有目的、受控制的犯错是企业快速进步的不二法门，初创企业尤其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企业想要成功首先需要建立正确的错误文化。从不犯错的管理者通常意味着没有勇气创新，没有胆量冒险，庸碌无为。相对应的，从不犯错的企业往往安于现状，希望世界永远在既定的轨道上均速运行。

要想建立好的错误文化，不妨来商学院，因为我们商学院汗牛充栋的案例里满满都是别人错误的剖析。不要问商学院自己会不会犯错误，告诉你，案例里从来没有商学院。

教授简介

苏锡嘉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荣誉退休教授，在中欧任会计学教授前，他是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会计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苏锡嘉教授毕业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市Concordia大学，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1982年和1987年分别获得厦门大学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苏教授主要从事国际会计、审计、公司管理、中国会计与审计等方面的研究。其研究课题主要包括家族企业的公司管理、审计员的岗位轮换、审计质量以及盈余管理。

苏教授的研究发表于众多知名的期刊，如《审计：实践与理论》《亚太会计与经济研究》《会计与公共政策期刊》《国际会计期刊》《中国会计与金融评论》《国际会计研究》《国际审计研究》《当代会计研究》等。

编辑 | 李钰婷

责编 | 岳顶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