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羲之诸多传世书迹中，《兰亭集序》因本身具有很高文学水准，且字数最多，被认为最能全面反映王书神韵之作。又因其原作消失，为后人提供了无限想象空间，有关其临本、摹本、刻本不断涌现，洋洋大观而自成体系。围绕各类版本的各类传闻、考证、争辩至今未绝。
北宋以降，传为欧阳询所摹的“定武兰亭”被诸多论者推崇为正宗。其原石两度消失，但各类拓本及周边产品却日益丰富、络绎不绝、枝分叶散，成为“兰亭集序”——这场跨越一千六百余年的文化叙事，一条最为重要的线索。
这段风流到了极致的往事，还将继续演绎，且永不落幕。
上回为您讲到，传为欧阳询所摹的“定武兰亭刻石”，在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9年）重被发现，藏于定州州衙府库。
到了熙宁年间（1068—1077年），定州知州薛向及其子薛绍彭监守自盗，将原石藏于家中，而将翻刻的“五字未损”刻石留在府库，后被送入汴京，入藏内府。
等到艺术家皇帝宋徽宗赵佶上台后，对于兰亭刻石自然特别关注。他的宠臣，同样热爱艺术的蔡京在临写墨迹本时，对比内府所藏“定武兰亭刻石”，发现不太对劲。于是怂恿徽宗下诏索取原刻，薛氏后人不敢隐瞒，只有献上原石。由此，定武刻石入徽宗御府，置于宣和殿。
对于上述这段剧情，宋人也有其他说法，有人认为薛氏翻刻了一本，也有人认为翻刻了两本、甚至三本；其次，也有人认为“五字未损”本为原本，如此后的赵孟頫在“兰亭十三跋”中就持此观点。
靖康之变，东京失守，宋室南渡。
留守东京的大将宗泽做了一份与郭子仪同样的工作，将定武刻石由开封送往扬州，献给驻跸该地的宋高宗赵构。
建炎三年（公元1129 年），金兵进逼扬州，高宗仓皇逃离，这块刻石从此再度消失。
正因原石消失，由宋入元后的赵孟頫，在《兰亭十三跋》中感慨道：“兰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间者有数。有日减，无日增，故博古之士以为至宝。”
尽管如此，南宋自宋高宗始，就极力推崇定武兰亭。
宋高宗为宋徽宗第九子，他出生后三个月，被徽宗赐名“构”，并授定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封蜀国公。
自幼年起，高宗便对“定武”有着深刻的印象。在其“定武情节”影响下，南宋文人以欧阳询摹定武兰亭刻本为正宗，皇室宗亲、王公大臣不断加入对“定武兰亭”的搜集和研究。
赵孟頫在第二跋中提到：“兰亭帖当宋未度南时，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无虑数十百本，而真赝始难别矣。”
这一说法并非夸张，如前文所述，在桑世昌《兰亭考》、俞松《兰亭续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等文献记载中，藏有百本以上的不乏其人。到了南宋末宋理宗（1224—1264年在位）时期，内府所载兰亭版本名目，有一百一十七种。
权相贾似道不仅藏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且藏各类版本的兰亭帖就达八百余种；
理宗朝宰相游似，也是一位隐形的收藏家。游似，字景仁，四川南充人，藏有王羲之兰亭序拓本百种。这些藏品长期未进入学者视野，直到明末清初之际，才见诸文献记载，被研究者称为“游相兰亭”。
这些大量的兰亭藏品中，定武兰亭当然最为世人推崇。
宋理宗时期的学者、诗人、藏书家王柏（1197—1274年），曾写过一首《题定武兰亭副本》的七言诗，描绘了当时真伪莫辨的疯狂乱象：
“维扬苍茫驾南辕，百年文物不堪补。纷纷好事竞新模，倾欹丑俗亡遗矩。”（全诗见文后）
2 存世的定武兰亭谱系
如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游相兰亭”八种，分别为宣城本、勾氏本、卢陵本、春草堂本、开皇本、王文惠公本、薛绍彭重摹唐搨硬黄本和王沇本。
其中《宋拓王沇本兰亭序》（文物号：新00109266），是典型的定武系兰亭拓本。
宋拓王沇本兰亭序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据该帖后游似题跋，源自庆元年间（1195-1200年）临江王沇的重刻本，是南宋重刻定武本的代表之作。因初拓精良且保存游似、翁方纲等名家题跋，成为研究定武兰亭谱系流变与传承的重要实物。
除游相兰亭的“王沇本”外，如今存世的定武系宋拓本还有“落水本”、“荣芑本”等诸多版本。
“落水本”兰亭，是定武系中颇负盛名的一本，且也与赵孟頫关系密切。
赵孟頫的朋友周密，在《齐东野语》记载称，赵孟頫的族兄赵孟坚得到一本定武拓本，高兴得不得了。带着这本兰亭序泛舟夜游，就像苏轼在《后赤壁赋》那样风流不羁。
不过他运气不好，风作舟覆，所幸并无生命危险。被人找到后，发现落水后的赵孟坚浑身湿透，但手持兰亭拓本，甚是得意：“《兰亭》在此，余不足介意也”，后来他在卷首题：“性命可轻，至宝是保”。
赵孟頫、柯九思、陶宗仪都曾谈到此本，到了清代，“落水兰亭”经孙承泽、高士奇、王鸿绪、蒋质甫递藏，乾隆年间入内府，乾隆年间命人双钩摹刻上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以下《清拓清内府摹刻赵子固落水兰亭卷》，为墨纸，纵29厘米，横677.5厘米。
清拓清内府摹刻赵子固落水兰亭卷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该卷外签书“御刻落水兰亭”，帖中依次刻乾隆御书引首“山阴真面”四大字及行书诗题，王铎隶书签“墨林至宝”，五字未损本定武《兰亭》，后附赵孟坚、赵孟頫、孙承泽等跋文。
“荣芑本”为五字未损本，由活动于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的鉴藏家荣芑所鉴藏，不过他认为并非欧阳询所摹，而是出自王羲之后裔智永和尚。桑世昌的《兰亭考》中，曾引用其跋文观点：“定武《兰亭叙》，凡三本，其一李学究本，传为陈僧法极字智永所模”。
如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多件宋拓定武本兰亭，如这卷《宋拓定武本兰亭》（文物号：新00045442），此本被著录于孙承泽《庚子销夏记》、朱彝尊《金石文字跋尾》李光暎的《观妙斋藏金石考略》等书有著录。麻纸剪裱装册，共7开，每开纵35厘米，横10厘米。
宋拓定武本兰亭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文物号：新00045442）
又如以下这卷《宋拓定武兰亭序》（文物号：新00135367），外有木盒，木面楷书题签“宋拓九字损本”，九字（亭、列、幽、盛、游、古、不、群、殊）及五字俱损。
在赵孟頫的时代之后，明、清两代，关于兰亭刻本更是推陈出新、名目繁多，构成了更为洋洋大观的兰亭碑学体系。明代以后出现的定武系本，主要有“国学本”、“东阳本”、“玉枕本“等。
所谓“国学本”，据传在明初由徐达在“天师庵”发现，后送至国子监。具体镌刻时间未详，或为明代石刻拓本；
到了明宣德四年（1492年），东阳人何士英任两淮都转盐运使，时扬州石塔寺僧淘井，发现了一块兰亭刻石，被何士英重金收入，因其风格接近定武，故被认为是定武原石再现。这一版本称作“何氏东阳本”；
此外，还出现了传为欧阳询临蝇头小行楷，可能为“定武本”的前身，又名”玉枕本“或“袖珍本”；
由明入清之后，乾隆还完成了一项重大的兰亭工程，在圆明园留下了“兰亭八柱”，这项“兰亭文化工程”配合了更为宏大的“四库全书编修工程”，对清朝完成“大一统”蓝图，掌握了文化上的话语权。
有关“东阳兰亭”和“兰亭八柱”，且待后文再为您详叙。
如赵孟頫所言：“古今言书者以右军为最善，评右军之书者以禊帖为最善，真迹既亡，其刻石者以定武为最善。”既然定武为最善，那么在上述这诸多“定武系”版本中，有哪些是最为重要、也被认为最为接近原石风貌的版本呢？
当然，其中最为重要的包括赵孟頫在元至大三年（1310年)乘舟北上所携五字已损的《独孤长老藏本》，以及同舟有吴森所带的《王晓藏本》。
有关详情，且待下回再为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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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南宋诗人王柏《题定武兰亭副本》
玉华末命昭陵士，兰亭神迹埋千古。
率更搨本入时珉，盐帝归装投定武。
薛家翻刻愚贵游，旧石宣和龛御府。
胡尘横空飞渡河，中原荆棘穴豺虎。
维扬苍茫驾南辕，百年文物不堪补。
纷纷好事竞新模，倾欹丑俗亡遗矩。
如今薛本亦罕见，仿佛典刑犹媚妩。
清欢盛会何足传，右军它帖以千数。
托言此笔不可再，慨然陈迹兴怀语。
今昔相视无已时，手掩尘编对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