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4年12月29日，在北大国发院30周年庆典收官之际，学院推出“商学共创日”，与各界伙伴、各班同学和各届校友通过共办讲座论坛合力推进中国商学的进步。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教授、MBA项目学术主任邓子梁在上午“国发院EMBA论坛第97期”的主题演讲整理。
2023年以来，“出海”成为备受瞩目的热词，甚至有“不出海，就出局”的流行说法。这种说法虽有制造焦虑之嫌，但反映出不少企业对海外市场的浓厚兴趣与坚定决心。企业“出海”，通常指企业直接开展的各类涉外业务，包括出口产品、跨境电商、对外投资、国际工程、境外上市等，这些业务深刻影响着企业竞争格局、产业发展走向以及国际经济交往。回顾历史，从张骞凿空丝路，到郑和七下西洋，中国的国际商贸往来波澜壮阔，天下大同的理念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在近三百年的世界现代工业革命进程中，技术领先企业在持续创新的同时，向其他国家拓展业务，形成了全球范围内技术和产业的梯度转移格局。二战后的东亚雁阵模式，便是这一格局的例证。聚焦当下，中国工业制造综合能力位居世界前列，成为驱动企业加速出海的强劲动力。中国在不少细分领域的技术进步显著，正快步迈向世界舞台中央，进一步推动工业实力提升。越来越多的企业具备了探索海外市场的生产能力，某些行业已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出海企业。例如，在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领域，许多企业已展现出领先世界的研发与集成竞争力。展望未来，我国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企业的发展布局备受瞩目。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不仅是自身发展的需要，更能推动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到2050年，中国的世界一流企业是立足国内本土生产产品，向全球出口；还是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不仅提供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更能贡献先进的管理理念，引领全球企业发展潮流？相信后者应该比现在大幅增加。统观全局，中国企业出海的总体现状如何？我结合CSMAR数据库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资料，从三个核心指标入手，对中国最具引领性的企业群体展开分析。其一，上市公司中有海外营收的企业数量。自2003年以来，该数量呈稳步增长态势，从200多家增长至2023年的2700家左右。其二，有海外营收企业在上市公司总数中的占比。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迅速上升，2013年后稳定在50%左右。其三，海外营收占比。常年稳定在20%左右，意味着国内市场贡献约80%。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为企业提供了技术升级和产品下沉的双向空间。着眼安全，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逐步下降至30%左右。考虑到产业安全、供应链韧性和就业稳定，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海不能盲目跟风、一拥而上，而需要有序、稳健地推进。相当多的中国企业仍处于出海早期阶段，面临诸多挑战。下面将主要从全球地缘政治的宏观视角，以及企业管理能力的微观视角，分别进行重点探讨。世界政治经济中，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两大趋势长期并存。依据牛顿第三定律，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这一原理在经济领域其实也有所体现。在企业开展国际化业务进程中，能够借助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但也难以避免地会遭遇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正是这种长期并存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使得全球范围内的企业，尤其是处于追赶阶段的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时面临诸多挑战，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以华为公司为例，作为一家高度国际化的企业，自2009年起在年报中公开披露全球业务布局数据。2012年，华为在中国境内业务营收占总营收的三分之一，境外业务占比达三分之二。2012年后，尽管华为海外业务总量继续增长，但其占总营收的比重却逐渐下降，呈现出回流母国趋势。自2020年左右至今，海外业务占比仅维持在三分之一的水平。基于对华为及众多跨国公司国际化发展路径的深入分析，我提出“国际化钟摆模型”。即企业国际化进程并非呈线性发展，而是类似钟摆运动，在海外市场扩张与业务回流母国之间往复摆动，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当内外部环境有利于企业国际化发展时，企业应把握机遇，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但当企业在海外发展到一定阶段，可能因全球地缘政治、东道国局势不稳定以及管理能力不足等因素影响，导致东道国业务下滑，出现业务回归母国的趋势。这一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普遍性，不仅华为等中国企业如此，欧美众多历史悠久的知名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也普遍经历过这种钟摆式、非线性的发展历程。谈到地缘政治，它已成为当前全球企业布局的关键不确定性因素。在当下世界格局中，群体对抗态势在局部产业愈发明显。例如，2024年9月和10月，欧盟与美国相继出台针对电动汽车的加征关税、反补贴税等政策，抑制中国相关企业在当地的发展。关于地缘政治对一国出口造成的系统性风险，我的研究团队完成了一项研究。通过将联合国货物贸易数据库中的上亿条数据，与企业出口数据进行匹配，深入分析中国产品出口面临的风险。研究结果表明，当部分国家结成对中国不利的联盟时，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受到的冲击较为显著。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24年发布的《地缘政治与全球贸易》报告指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在联合国大会投票中的不一致程度较高，体现了国际经贸关系与地缘政治相互交织的复杂性。地缘政治影响通过大国的具体政策得以强化。例如，美国大力推行一揽子“去风险”政策，旨在降低对海外所谓非盟友国家供应链的依赖，同时刺激制造业回流与发展。拜登执政时期出台的《芯片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补贴金额高达数千亿美元，主要用于支持美国本土企业以及外国在美投资企业。这些政策与各类贸易保护措施共同作用，构建起“小院高墙”式的壁垒，刺激美国在电子计算机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自2022年底起急剧增长。在特朗普2.0时代，我们需要密切观察类似政策是否会进一步推出。这些政策对世界产业链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中国企业面临不利的大规模世界产业再平衡局面，并促使世界上相当多的企业向美国投资，或是迫于压力向亚洲和拉美地区加速转移。英国学者约翰·邓宁于1988年总结出西方企业国际化的三大基本动机：寻求更大市场、获取更好资源以及提高生产效率。在当前地缘政治形势紧张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国际化还面临新的动机与压力，即风险规避或安全优先，通过风险可控的出海方式，规避系统性或根本性风险。但这一出海动机的效果有待评估。以美国苹果公司在中国的某供应链企业为例。2022年夏，该企业遭遇苹果订单大幅削减，其深层次原因之一是苹果公司在美国政府压力下，要求其产业链企业实现国别多元化。该企业历经一年艰难转型，向越南追加大量投资，在当地招募约两万名员工，完成全球资源重新配置，一年后重新获得苹果更大订单。但在此过程中，该企业承担了新建工厂、培训工人以及更高运费等多方面成本压力。这表明，企业虽然规避了美国大客户的砍单风险，却承受了因成本上升带来的财务风险。在地缘政治和技术革命的共同作用下，世界产业格局的再平衡将导致不少企业发展受挫。而那些善于战略谋划、精于企业管理、勇于创新突破的中国企业，却可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经受考验，化危为机，实现更加稳健的全球布局，最终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
在出海过程中，企业面临最核心的问题是：出海能否持续维持企业的竞争优势。要回答好这个问题，需要下苦功夫谋划全球布局，并提升若干方面的管理能力。区位选择。依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23年发布的《把握全球制造业的结构性变革》报告，在诸多行业领域，中国展现出全球领先的产业集群优势。从产业完善度与企业运营适配性审视，一方面，诸多行业的中国企业在国内拥有稳固的发展根基，无需仓促布局海外业务；另一方面，当企业基于规避国内市场内卷、拓展国际市场等考量而选择出海时，在全球范围内难以寻觅到供应体系如中国这般完备的市场。我通过访谈企业发现，在不少热门海外投资目的地，中国企业设立总装车间后，原材料供应仍高度依赖国内进口，除劳动力成本与土地租赁费用相对低廉外，其余运营成本均显著高于国内。这反映出企业在海外选址决策时，需全面权衡供应链完整性、成本结构以及市场潜力等多方面因素，以确保海外业务的可持续发展。技术研发。当企业将部分生产经营环节拓展至海外时，面临着全球布局管理与市场利益维护的双重挑战。我基于BVD-IP全球专利数据，对中国电动汽车电池领域某领先企业的专利申请态势进行了分析。该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持有近3万件有效专利，其中大部分在海外申请，旨在维护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然而近年来，受海外市场准入壁垒以及自身财务压力等多重因素影响，该企业不得不削减研发投入，直接导致专利申请数量急剧下滑。这一案例表明，企业在海外技术研发与市场拓展过程中，需构建多元化的研发保障机制与风险应对策略，以抵御外部不确定性对技术创新的冲击。供应网络。在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与全球价值链深度重组的大背景下，企业的全球价值链网络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与动态性。借助孚盟国际贸易大数据平台，我对中国风电整机行业某领先企业的海关提单数据进行了精细化分析。过去两年间，该企业需统筹管理分布于全球的47个生产与销售相关分支机构，这一数据直观呈现出，大型企业海外业务模式已从传统的国内生产-全球销售模式，向全球布局、本地化生产与协同运营模式转变。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海外产品生产与深加工环节的增加，不可避免地涉及复杂的物流网络规划、国家间贸易政策协调以及汇率波动风险管理等核心议题。企业需构建敏捷、高效的全球价值链管理体系，以提升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韧性与竞争力。本土融入。企业在海外市场拓展进程中，深度融入当地市场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中国手机企业传音基于对非洲深肤色人群的精准市场洞察，研发出针对性的成像技术，彰显了其在本土化技术创新方面的深度探索与战略布局。此外，针对非洲地区基础设施不完善、通信网络覆盖不均的现状，传音推出四卡四待技术，实现了产品与服务的深度本土化运营。这些本土化策略使得传音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市场长期稳居榜首，超越了众多国际知名手机品牌。这充分证明，企业在海外市场需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开展本土化技术创新与产品适配，方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品牌建设。许多在国内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时，往往面临品牌认知度偏低的困境，因此，构建海外品牌网络成为企业出海的重要任务。实现这一目标可通过与当地专业机构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借助其本土资源与市场经验，提升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或者采取并购并保留当地知名品牌的策略，实现品牌的快速本地化渗透。此外，若民营企业在国内与中央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可借助中央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大型项目中的品牌与资源优势，实现“借船出海”。根据商务部最新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对外投资存量中，民营企业与中央企业、国有企业各占一半，形成了协同共进、优势互补的全球化发展格局，共同推动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深度布局。集团管控。中国企业在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实施有效的集团海外管控方面，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以能源资源行业某央企二级公司为例，该公司在海外业务布局上展现出较高的国际化水平，业务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然而在财务管控层面，曾长期面临着资产闲置、资金周转效率低下等严峻问题。由于其业务涉及战乱或局势不稳定国家，海外项目经理为应对投标需求，往往过度占用资产，导致资源浪费与财务风险增加。为解决这一问题，该企业借鉴了海尔集团的小微革命与稻盛和夫的阿米巴模式，将考核体系细化至每一位项目经理，要求其在年终绩效评估时，先行扣除所占用资产设备的折旧费用。这一举措有效优化了资产配置，提升了资金使用效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产占用的情况，为企业海外财务管控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进入模式。业界常将“出海”简单理解为产品出口与海外并购等较为极端的模式。事实上，在这两种极端模式之间，存在着丰富多样的工具可供选择，如合资经营、战略联盟、代理销售、跨境电商、工程承包等。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与国际竞争的加剧，海外并购的难度日益增大，尤其是对于科技含量较高的行业企业而言，面临着技术封锁、反垄断审查等多重障碍。自2017年以来，中国企业在海外收购的技术资产规模，以及海外政府监管机构允许购买的资产范围，均呈收缩趋势。因此，中国企业需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出海路径，依据自身行业特点、资源禀赋与战略目标，选择最适配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风险管理。在海外并购过程中，涉及的流程、风险评估、尽职调查、反垄断调查等各个环节均极为复杂，且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中央企业在风险管理方面，既面临来自国资委、发改委、商务部、外管局等多个部委的严格外部监管，也在不断探索完善企业内部多个委员会的协同治理机制。对于众多民营企业而言，在出海过程中，可借鉴中央企业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成熟经验，构建涵盖风险识别、评估、预警与应对的全流程风险管理体系，提升自身在海外市场的抗风险能力，确保海外业务的稳健发展。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企业出海应秉持“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的战略原则。企业不应盲目跟风，而应基于对行业特性、核心竞争力以及全球市场趋势的深入分析，审慎决策是否出海以及选择何种出海方式。同时，持续加强自身在技术创新、市场拓展、财务管理、风险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建设，以应对海外市场的诸多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