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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世界的,从一开始就是科技的,从一开始就是开放的,从一开始它就有生发我们熟悉的所谓现代文明的那些力量。
对谈 | 张笑宇 x 刘苏里 x 施展:想象一个世界主义的中国
中国为什么被称为“中国”?古希腊文明与秦汉帝国有关联吗?为什么土生土长的道教会有类似西方宗教的“救世主”?中亚的粟特人为什么会影响大唐帝国的走向?一条鞭法的成败与地理大发现有怎样的必然联系?
历史学里有一个说法:我们的历史观取得进步,往往不是因为发现了新的史料,而是因为我们用全新的视角看待自己的过去。
带着这样的理念,“文明三部曲”之后,作者张笑宇撰写了一部充满想象力的作品《世界之中》。它从远古到清末,以10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呈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是被世界多元力量共同塑造之中国。当中国历史中的往复与博弈被置于世界之中时,一切又有了新的解读。
《世界之中》
张笑宇| 著
北京贝贝特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3月
近日,张笑宇博士与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施展教授、万圣书园创办人刘苏里先生以“把世界还给中国”为主题,展开了一场对谈,与广大读者一起回溯中国5000年发展史,探寻曾经被忽略,却是关乎我们这个文明的种种可能。
以下为对谈精选。
我们需要世界主义的中国
刘苏里:我先告诉大家《世界之中》这本书写了什么,就是一个词——超级事实,大家看这本书要掌握这4个字。这个词并不是张笑宇发明的,但是用于中国史以及中国与世界史的研究,他可能是第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是颠覆性的。
张笑宇:说起现在最大的超级事实,就是特朗普的第二任期。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超级事实,而且现在这个时间点,没有比它更大的超级事实了。因为美国在本届特朗普政府领导下,正在放弃世界主义,而我想说的是,我们不得不很快地、急迫地开始另外一种构想,就是能不能想象一个世界主义的中国。我讲句不好听的,如果要内循环,北美是最有资格的。
刘苏里:稍微停一下,施展,你怎么看笑宇的观点?
施展:我之前一直对笑宇有一个评论,叫“偏执的深刻”,笑宇的思考极其偏执,但是极为深刻,所以他经常给出大量的我根本无法接受的结论出来,但是即便我很难接受,我也会去认真地看一下他到底在说什么。
他的偏执使我无法接受,但是他的那些深刻经常会传递出很多之前我完全没有注意到的东西,而那些东西会时刻提醒我自己的盲区,使得我能够把自己之前自以为是的很多东西颠覆一下,重来一下,让我更加完备。
张笑宇:这个没办法,世界已经很偏执了,超级事实的本性就是偏执。
回到刚才的主题,北美最有资格内循环:第一,北美的油气能够自给。第二,它是移民国家,只要能保持移民边境的开放,在所有工业化国家里美国的人口结构是最健康的。第三,它没有地缘政治上任何特别大的风险。但是旧大陆没有一个国家能这样,过去80多年的全球化,使得所有的旧大陆国家都没有资格内循环,欧洲、日本、中国以及其他国家都是这样。
道理很简单,我们说全球化,但是“一战”之前的全球化跟现在全球化的逻辑完全不一样。“一战”之前的全球化是帝国主义内循环,那时候主要的技术革命成果是蒸汽机,主要的能源是煤炭和钢铁,煤炭和钢铁这种资源在所有国家基本都有分布,所以每个工业国都有自己内在的这套能源体系,有制造业工厂,有殖民地,把原材料拿过来加工就可以卖出去。
但是“二战”以后的全球化不再是这样,首先技术变了,石油变成资源能源,而全球的石油分布极其不均——希特勒一直打到罗马尼亚才有石油;整个东亚都是缺油气资源的,今天东亚作为世界工厂,但是世界工厂并不出产世界工厂所需的全部能源和原材料,整个东亚在油气方面需要从中东进口。
日韩这些国家和经济体要进口70%,中国是40%,中国从中东的进口量是日本的3倍,东亚海军至少目前没有能力护航中东航线,所以美国一撤,中东再发起战争的话,东亚的制造业工厂可能瞬间就停摆了。欧洲也是一样,俄乌战争打了这么久,为什么还要向俄罗斯买油气?因为用量太大,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买。
世界主义对旧大陆是不得不选的东西,反而对新大陆,美国搞孤立主义的时候就是它负担最轻的时候。十九世纪不需要大政府,所有政府就靠关税,欧洲政府让老百姓服义务兵役,美国人不需要,只要搞到船票到新大陆,你自己种地,慢慢机械化,就可以过得非常好,直到它出手开始管全世界的时候,就开始增加负担了。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主题,“把世界还给中国”,本质上讲,我是通过历史写作想象一种世界主义的中国的可能性。但是在我个人的问题意识里面,包括我现在的人生选择和所选择的事业里面,这不是一个想象的可能性,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因为我们熟悉的世界主义在坍塌。
旧大陆,包括中国在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选择世界主义,在今天如果不去选,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这又回到“把世界还给中国”这个主题,也是在这本书里有相当长的篇幅关注的主题。
我们要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可能同时需要打开我们自己对中国的另外一种想象,因为如果我们对中国的想象阻碍现实到来的话,后果会非常惨重。当然我觉得打开这个想象也并不是那么困难,因为我们刚刚经历的40年就是因为打开了这个想象,采取了世界主义,所以才能反过来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
从世界视角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历史与未来
刘苏里:中国无论是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作为一个慢慢衍生的实体,它都是在跟周边环境、人群或者周边世界互相塑造的过程中形成的。实际上人类关于国家的概念形成得很晚,欧洲稍微早一点,在中国估计也就是100多年时间,不会超过150年。
认同这个事,今天听起来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但事实上历史的演进告诉我们,以前的人根本没有这个概念。最早的时候,人群无非就是这个聚落、那个聚落,一小撮变成一大撮,变成更大一撮,因此谁站在什么地方、谁跟谁来往,都很正常。但是看看今天我们跟世界的关系,几乎是全方位的,不论是合作、交往,还是博弈,乃至冲突,几乎没有抵达不了的角落。
总之这本书的核心,实际上是中国的出现和成长本身,它跟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大话题,施展的研究从他最著名的《枢纽》开始,写到《溢出》《破茧》。笑宇在这本书之前有3部特别有名的书,《技术与文明》《产业与文明》《商贸与文明》。
他们俩人至少有3个共同特征:首先写作这块,他们整个的视角是全球的。不只是全球的,而且是古今中外的,因此难免或者必须地要跨学科。我不能说跨全学科,但是重要的学科都是跨的。
还有一个特点,他们的研究实际上可以归在所谓大历史写作,但是他们的这个大历史写作又不同于我们熟悉的那些。虽然施展的背景是历史学,但是他更多的关注点在政治哲学,笑宇本身就是学政治哲学的,不论在北大还是在柏林,学的都是政治哲学。因此从他们的研究当中渗透了从政治哲学这个视角展开论述的特点。
施展:我觉得笑宇这个书里讨论更多的是古代中国,我们所有的发展,看上去觉得很牛的、很厉害的那些伟大的事迹,实际上一直是内在于整个欧亚大陆的。它是不断从外部,从各个方面吸纳好东西,当然未必全都是好东西,反正不断有外部东西进入,反过头来使中国内部产生一系列之前没人想到的变化,孕育出我们的历史。
所以如果真的想理解中国史,仅仅就中国看中国,是看不清的。当然理解中国史的目的、意图又是什么?从我个人的角度,我相信笑宇也是类似的,理解中国史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当下以及看出它的演化路径、演化的内在逻辑,从而帮助我们去理解未来,去构想未来。
在《世界之中》里,把世界还给中国,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过去对于中国的讨论,对于中国史的讨论,都是就中国论中国,实际上你完全没有看到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它所依赖的外部环境是什么,它所依赖的条件是什么。
我们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必须把视野超出中国,在一个更大的空间、更大的结构,看内外怎么样不断地相互塑造,不断地互动,不断地相互学习、相互传播自己已有的东西以及在各自最适合的生态位上不断地演化。
拥抱海洋的华人自古就孕育着世界主义的可能性
张笑宇:打开世界的想象,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必选项。没有说让世界主义到非常高的程度,但是要打开这个想象,其实是不用太多论证的。但是反过来说,有没有这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是不是在我们这个文明之中?它绝对是在的,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世界的,从一开始就是科技的,从一开始就是开放的,从一开始它就有生发我们熟悉的所谓现代文明的那些力量。
因为我爱人工作的关系,我搬到新加坡两年了,这样的生活体验也特别能让我有一种重新看待咱们自己的新方式。第一,新加坡75%是华人,跟你共享的是同一种文化认同。第二,他跟你并不共享你的那些政治问题意识,他有自己的。所以你就会看到一个让你震撼的事情,哦,华人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他用这种方式活着,而且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那些问题。
某种程度上,他没有经历过你的很多历史,比如宋以前对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宋以前还没有系统地下南洋。反过来说,山西从来没有经历过南宋,北方的朋友也没有跟南方朋友共享过很多历史。但是没关系,我们都是Chinese。在南洋华人的历史中,你可以看到一种特别神奇的现象,他们自己发展了那么长时间,发展出来很多卓有成效的东西。
郑成功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赚钱的家族的族长。我们说南方华人,或者南洋华人,是一种全球化的华人。他们是东亚三角贸易的主要承载者,在南洋建立过各种共和国,公司国家。我觉得特别经典的就是“公司”这个词。在东南亚你会见到很多公司,但“公司”这个词是中国词还是外国词?公司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中国词,它是从南洋华人的公尝和公祠变过来的。
各位如果有南方朋友一定会很熟悉,一个大家族,从你的几代先祖有一个公尝,你的所有家族成员,爷爷、父亲、儿子都是这个公尝的一分子。这个公尝里面有一块地,是你们家族共有的。这块地的产出会有一些公益性质,比如谁家鳏寡孤独,谁家遭了火,或者谁家孩子特别优秀要送去考秀才,从这里面出。
出这个钱,因为是公家的,所以要公共分配,要在祠堂面前,族长召集族中元老,在这个地方开一个会,决定这个东西怎么分配。这不是一言堂,不是他一个人决定的,是一堆元老决定的。在国内有一个祠堂,所以叫公祠,下南洋没了祠堂,所以叫公司。它是一个自组织。
最有名的是兰芳公司,兰芳公司是不是一个共和国?因为二十世纪很多民国知识分子说兰芳公司是比美国还早的共和国,后来又说这个太扯了,因为它根本没有那么现代化。
最早把兰芳公司、Chinese公祠称为共和国的是谁?是荷兰人,因为兰芳公司在印尼加里曼丹岛西部的坤甸。这个地方后来被荷兰农业公司吞并了,兰芳公司的所有史料在东印度公司图书馆和资料文献库保存,直到1960年代被荷兰汉学家重新发掘出来。
他们当时用Chinese republic来称呼它,因为在他们看来,这跟他们中世纪时的组织是一样的,无非落后一点,但是公共的财务、事务由众人掌握。反过来,其实是南洋华人看到这个东西是发达的公司,所以用公司来称呼company。然后被一个广东人知道了,就是魏源,是魏源最早用“公司”来翻译company。
我想说的是,这是人类的一种公认的治理结构,这是生发在人心里面的,所有世界的东西都是人心本源的,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己生发出来,不需要非得去读一个什么启蒙运动的东西,你自己就走过这条路。不看这段历史,就不知道世界主义原来就在你的精神内核里。
最后一个小插曲,当年坤甸的一位华人,因为那个地方的公司都被荷兰人消灭了,他一个人搬到了马六甲。他的一位女性后裔嫁给了一个叫李进坤的人,而他们的孩子便是新加坡开国元首李光耀。
把世界还给中国,没有世界就没有我们熟悉的中国
张笑宇:我想澄清一下,把世界还给中国,不是说世界欠中国的,而是中国需要世界,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玩意儿,有些人在把世界的眼光从我们这儿拿走,我们希望把这个东西还回来,而不是说世界现在欠中国很多,中国那么好,所以世界欠中国,中国要把这些拿回来,不是这个意思。是中国需要世界,需要世界主义。没有世界,就没有我们熟悉的中国。
这本书里很重要的一点是,过去的士大夫塑造了一个好像封闭的、自足的、跟世界不发生关系的历史叙事和思想叙事,就是因为他是士大夫,他的生计不需要这些。
但是我们的人民不是这样,如果我们看到人民在自然的日常经济生活中,我们首先会发现,第一,他们非常需要世界;第二,他们非常理解世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从来不封闭,不自大。
施展:我把笑宇说的还可以再引申一下。有不少人说“把世界还给中国”,别人会怎么看这样一个中国?实际上笑宇这本书里,是讲我们的历史,这几千年来,中国一直都是内在于世界的,你没有办法脱离开世界来理解中国的发展,这是书里谈的一个内容。
但是这样的历史,仅仅是一个既存事实,它是一种自在状态,没有获得自觉状态。所谓“自觉”,是我们是否意识到这样一个意识,以及如果意识到,我们会怎样重新理解我们自己,重新理解我们跟世界的关系,从而以一个更积极的态度、更积极的姿态去构想我们的未来跟世界的关系。
既然我们从来都是内在于世界的,从来都是依托于世界获得成长和发展的,当然未来我们也应该从一个世界的角度来思考中国跟世界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从中国的角度思考我们要怎样。如果仅仅从中国的角度思考,肯定全世界都是我们的敌人。应该从世界的角度考虑问题,这反过头来才是对世界好,也是对自己好。
而我们这样考虑问题,并不是今天突发奇想、拍拍脑袋就觉得该怎么样了,实际上我们历史上一直都是这样,只不过历史那么走过来的时候,我们对它没有自觉,而笑宇把历史怎么走过来的说明白了,因此我们今天的自觉是有一个历史基础的,这也是中国的未来应该走的方向。这样可以说是笑宇这本书更完整意义的表达。
(本文节选自张笑宇、施展与刘苏里的线下对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