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一：中国“应该”在俄乌停火谈判中扮演何种角色？
学者们主要有三类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强调中国对国际影响力的追求，认为中国或有意愿推动一项兼顾欧洲等利益攸关方的停火方案；第二种观点聚焦于中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影响力，认为中国可以促使俄罗斯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第三种观点则对中国在止战和谈中能发挥何种作用持怀疑态度。
观点一：出于对国际影响力的追求，中国或愿意推动达成一项兼顾各方利益的俄乌和平方案。
帕维尔·巴耶夫（Pavel K. Baev）指出，特朗普目前旨在迅速结束俄乌冲突，而中国并不希望在这一过程中屈居次位，仅扮演配角。因此，如果美方草率拟定的停战方案遭到俄罗斯方面的强硬否决，这种僵局将为中国介入斡旋创造契机，使其展示在促成和平方面发挥实际影响力的能力。中方近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等多个场合都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所有希望实现持久和平的利益攸关方都应参与和平进程，共同努力达成被各当事方所接受的和平协议。帕维尔·巴耶夫还表示，中国近日称美国削弱中俄关系的图谋是徒劳的相关表态，可能为日后美国因谈判受挫而退出后，中国提出新的和平倡议铺垫道路。
帕特里夏·金（Patricia M. Kim）表示，根据中国愿意为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提供场地的相关报道，可以看出中国日益增长的外交雄心。鉴于中国对俄罗斯拥有显著影响力，以及乌方对中国参与和平进程表示欢迎，中国在未来任何可能的和平进程中都不应被彻底排除在外。帕特里夏·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应将中国的参与视为一种交换条件，而应将之视为对中国负责任全球大国形象的考验。作为中国积极接触的合作对象，乌克兰和欧洲应该主导并提出其对中国参与和平进程抱有哪些期待。帕特里夏·金称，“俄乌之间任何和平协议的核心，都将聚焦于如何划定（临时）边界以实现停火，并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由于中国一贯声称致力于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原则，国际社会应鼓励中国利用自身影响力，推动达成一项尽可能维护乌克兰领土完整的解决方案。
▲3月12日，普京在会见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州长亚历山大·齐布利斯基时表示，他支持扩大俄罗斯颗粒燃料对华出口。
观点二：在经济等领域对俄罗斯的巨大影响力，可以使中国在和谈中发挥关键作用，提升停火谈判成功的可能性。
迈克尔·奥汉隆（Michael O'Hanlon）表示，中国在防止俄乌冲突升级中扮演的角色非常关键。迄今为止，中国在劝阻俄罗斯不要动用核武器方面发挥了作用，同时并未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此外，中国持续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实际上符合美国的利益，即打击俄罗斯财政能力的同时，避免全球能源供应短缺，引发油价飙升或能源危机。迈克尔·奥汉隆认为，中国若通过停止向俄罗斯出口工业设备，减少对俄经济合作，或许可以使俄罗斯接受国际社会提出的“妥协版和平方案”。由于在俄乌冲突中与西方持不同立场，中国若在和平谈判中扮演调解者角色，甚至与美国一道共同斡旋，反而会提升谈判成功的可能性。
罗宾·布鲁克斯（Robin Brooks）则指出，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中国迅速成为俄罗斯的主要出口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中俄之间的贸易不仅包括中国对俄直接出口，也包括通过第三国，尤其是中亚国家的转运。这些出口已经完全取代了战前来自西方国家的商品流通，对维持俄罗斯的经济运转和军事能力至关重要。罗宾·布鲁克斯认为，中国对俄罗斯拥有巨大影响力，除显而易见的能源购买（天然气、石油、煤炭）外，其它领域的杠杆也不容忽视。因此，中国可以利用这种影响力推动停火进程。
观点三：出于中俄关系的紧密程度的考量，或美西方遏制中国的需要，对中国参与和谈进程持消极态度。
乔纳森·茨因（Jonathan Czin）的观点指出，西方认为，若邀请中国参与停火外交，只会因其和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而赋予中方在欧洲安全事务中前所未有且与西方期待值不匹配的角色，同时削弱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施加的影响力。康斯坦策·斯特尔岑米勒（Constanze Stelzenmüller）则认为，俄罗斯迄今为止没有展现出真正结束军事行动的意愿，特朗普政府可能严重低估了俄罗斯在实现快速停火上所面临的障碍。中国若要在停火或和平斡旋中发挥可信作用，必须提供明确可信的承诺，表明其愿意且有能力采取中立立场。
问题二：美国是否有能力影响中国对俄乌冲突的态度？它能从中国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又应该避免什么风险？
从支持中国斡旋和平谈判的角度出发，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应该寻找利益交汇点，在推动和平进程上联手合作，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美国应对中国施压，迫使其参与斡旋。
迈克尔·奥汉隆（Michael O'Hanlon）认为，战争既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特朗普认识到尽快结束冲突的重要性，并且从冷静而非同情的角度看待乌克兰的遭遇，这反而有利于他与中国在此问题上进行合作。他称，只要特朗普避免在关税问题上避免彻底破坏中美关系（例如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或更高的关税），那么中美在结束其他地区的战争方面仍存在合作的基础。迈克尔·奥汉隆表示，中美以及更多国家可以形成广泛的国际阵线，通过协同行动，对俄罗斯同时施加激励和限制，将有助于结束冲突。激励措施可以是解除对俄罗斯的相关制裁，中国则可以运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影响后者在谈判中的判断与策略。
帕维尔·巴耶夫（Pavel K. Baev）也主张美国将与中国拥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作为切入点，从而推动俄乌谈判的进程。俄罗斯担心特朗普可能会对谈判中发生的挫败反应过度，而乌克兰则迫切希望不会被美国抛弃，因此双方或许都会欢迎中国的积极介入。他认为，如果美国调解俄乌冲突的努力受挫，中国可能会提出新的和平倡议，而特朗普团队几乎无法左右该倡议提出的时机亦或内容。不过，中国曾在多个场合提出其反对核冲突升级的立场，这可能成为中国新倡议中的一个关键内容，特朗普团队则可以表达对这一立场的支持。
帕特里夏·金（Patricia M. Kim）和罗宾·布鲁克斯（Robin Brooks）则认为，在俄乌问题上被边缘化不符合中国的利益，美俄关系的重新调整可能会削弱中国的战略地位。因此，特朗普政府应利用这一点，鼓励中国在推动和平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不过她也指出，美国不能因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帮助，从而在其他领域对中国做出让步，因此美国必须与乌克兰及欧洲密切协调，设定其对中国参与的合理预期。此外，中国可能会积极主张解除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美国应避免过早采取这一行动。罗宾·布鲁克斯则认为，目前特朗普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使美国对中国的平均税率从略低于20%提高到接近30%，展现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不断升高的关注度。因此，特朗普政府可能会继续在关税问题上对中国施压，促使中国与俄罗斯协商，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让步。
聚焦于中美之间的地缘战略竞争，部分学者们认为特朗普政府不能在俄乌和谈问题上为中国提供外交契机。
乔纳森·茨因（Jonathan Czin）认为，除在某些边缘领域施加些许影响之外，特朗普政府几乎无法改变中国对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政策，因为俄罗斯的失败不符合中国的核心利益。为此，中国愿意承担一定的代价，但不希望过于影响其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而特朗普政府在俄乌问题上立场的转变，进一步削弱了其影响中国对俄、乌政策的能力。乔纳森·茨因还认为，美国寻求中国的帮助只会提升中国的战略自信，并且由于特朗普政府的“鹰派”主张美国在乌克兰停战后将军事物资重新部署到印太地区，因此帮助美国并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所以，美国的关注重点应放在防止中国介入未来的欧洲安全架构，并尽可能限制其对俄罗斯的支持。
康斯坦策·斯特尔岑米勒（Constanze Stelzenmüller）则表示，过去四周的情况表明，特朗普政府的直接目标是通过改善美俄关系，使俄罗斯疏远中国，同时削弱与乌克兰的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让欧洲盟友置身事外。与此同时，特朗普一方面威胁要与中国开展贸易战，另一方面又释放出希望与中国达成大国协议的信号。如果这才是美国的终极目标，那么美方应当说服中国减少对俄罗斯的支持，同时警惕将欧洲推向中国的风险。她声称，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不应最终帮助中国加强在全球、尤其是在欧洲的影响力。
问题三：中国是否应在停火协议的保障或乌克兰重建过程中扮演任何角色？如果应当参与，其能发挥什么作用？
在中国参与战后停火保障方面，持支持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可以同欧洲一起进行战后维和行动；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可能与美国的观点类似，即让欧洲独自负责自身的安全保障，并敦促西方解除对俄罗斯的所有制裁；不支持中国参与战后停火保障的学者则因中俄关系的紧密，而对中国不信任。
迈克尔·奥汉隆（Michael O'Hanlon）认为，中国可以在一个“大西洋—亚洲安全共同体”（Atlantic-Asian Security Community）框架下发挥安全保障作用，与西方国家一道，在乌克兰部署维和部队，既作为观察员，也作为“警戒线”。他认为这一方案或许比乌克兰加入北约更具可行性，有助于切实加强乌克兰的安全保障。迈克尔·奥汉隆提供的思路是，在达成和平协议后，向乌克兰派驻来自多国的军队观察员，并承诺一旦发生危机就增援和保护他们（而不是像2022年2月开战前那样被迫撤离），可以帮助降低战争重启的风险。按照这个设想，各参与国不需要一致同意才行动，可以各自快速回应，从而增强威慑力。
帕特里夏·金（Patricia M. Kim）也表示，一个值得考虑的安全保障方案是建立一支多国维和部队，这支部队除了有欧洲军队和观察员外，也应吸纳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人员，以提高俄罗斯违反停火协议的潜在成本。他认为，违反协议的外交、军事和经济代价越高，带来的威慑作用就越大。
在邀请中国参与乌克兰重建方面，有学者在表达支持的同时，提醒乌克兰必须警惕安全风险，确保多样化的选择；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对乌克兰战后重建可能会有浓厚兴趣，并发挥关键作用；还有学者认为邀请中国参与重建会削弱美国对华遏制的努力。
帕特里夏·金（Patricia M. Kim）认为，重建乌克兰需要巨大的财政支持，截止2023年12月，世界银行估算乌克兰的重建和复苏成本高达4860亿美元，这一数字很可能已经进一步上升。因此，面对如此沉重的经济负担，美欧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她指出，中国在2023年发布的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立场文件中承诺帮助乌克兰进行战后重建。不过，帕特里夏·金也认为乌克兰必须保持警惕，防范战后重建过程中参与国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为了降低风险，乌克兰应尽可能广泛地吸引国际合作伙伴，确保获得多样化的选择，同时依靠法律、技术和安全领域的专业知识，以实现可持续、安全的重建。
乔纳森·茨因（Jonathan Czin）则不支持中国参与乌克兰的重建，认为美国若寻求中国的帮助，将显得虚伪又不明智。他解释到，美方一直在批评中国主导的发展和基建项目存在风险，并努力阻止其介入他国关键基础设施，尤其是电信领域。现在若邀请中国参与重建，不仅会削弱这些努力的正当性，也会影响美国未来对中国相关项目提出关切的立场。同时，他认为中国目前提供的援助也是有限的：第一，面对国内经济压力和可能升级的中美贸易战，中国需要优先应对自身问题；第二，“一带一路”倡议自2021年以来已明显收缩，中国对外投资趋于谨慎；第三，中国主要提供的是贷款而非援助，而且贷款条件不利于像乌克兰这样急需援助的国家。他由此表示，乌克兰应更多依靠国际金融机构，或由欧洲国家牵头，联合日本等支持乌克兰的亚洲国家，建立融资机制，助力战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