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四川凉山警方侦破的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引发关注：涉案程序员彭某利用维护学生信息平台的职务便利，非法窃取70余万条学生信息，并通过多层中间商转卖给17省市的培训机构，涉案金额高达400余万元。这起案件犹如一记重锤，再次敲响了数据安全的警钟。
在该案件中存在的黑色产业链中，学生们的原始信息以0.5元/条的价格流入市场，经“数据清洗”“效果测试”等专业化处理后，终端售价暴涨至数元甚至更高。这种畸形生态的背后，是教育机构对精准营销的病态依赖，以及数据从业人员的权力寻租。彭某作为系统维护人员，本应是信息安全的守护者，却成为监守自盗的“内鬼”，这充分暴露出了平台在内部监管与技术防护上的双重漏洞——既未能实施最小化授权原则，也未建立有效的权限审计机制。
而近年来，与上述案件类似的事件频频发生，数据安全已经成为广大网友重点关注的问题。诸如2024年某高校研究生非法获取全校学生数据制作“颜值打分”网站、2023年南昌某高校教职工信息遭内部人员泄露等涉及数据安全的案例层出不穷，这些案例都深刻揭示了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部分机构存在的重技术应用轻安全防护，重效率提升轻风险管控等问题，这导致数据安全防线形同虚设。
由此可见，在数据安全日趋重要的当下，破解数据安全困局必须多管齐下，加快构建“技术+制度+法律”的三维防护体系：首先，强化技术防控至关重要，相关技术部门应当推广零信任架构，通过动态权限管理实现“最小化授权”；同时建立区块链存证系统，确保数据操作全程可追溯。其次，在制度层面则需要政府部门完善制度建设，为数据安全防护提供保障，建立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实行最小化授权原则。而在法律方面，则要加大力度筑牢法治防线，对数据犯罪保持高压态势，同时建立数据安全追溯机制，让违法者付出相应的代价。
总而言之，在这个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要素的时代，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已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关乎社会信任的治理命题。唯有构建政府监管、企业主责、社会协同的治理体系，才能让数据安全真正成为数字时代的“护城河”，让每个公民都能在信息浪潮中安心前行。这不仅是对法治精神的坚守，更是对社会文明的守护。（郑州大学 蔡子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