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mp v the spies of Five Eyes

Will the president damage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intelligence pact?

特朗普总统会破坏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合作协议吗？

图片来源：美联社

3月2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指责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企图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甚至是核战争”。加巴德女士长期持有阴谋论观点且亲俄。她的前助手称，她经常阅读并分享克里姆林宫喉舌今日俄罗斯（RT）发布的宣传内容。

加巴德女士的任命引起了美国情报机构及其盟友情报机构的担忧，然而，她并非是导致美国情报联盟网络关系紧张的唯一因素。特朗普最近曾中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长达一周，以此迫使乌克兰做出让步。他既威胁要吞并加拿大，又威胁要将加拿大踢出 “五眼联盟” 情报合作协议。目前，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情报仍在自由流通。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吗？

美国情报人员通过庞大的关系网络与盟友保持联系。美国的人力情报（HUMINT）机构中央情报局（CIA）几乎与每个盟友的情报机构都设有联络官。它与这些盟友在间谍活动和秘密行动方面展开合作。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一次大胆行动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德国联邦情报局（BND）秘密共同拥有一家领先的密码机制造商，向毫无防备的国家出售被做了手脚的设备。

在信号情报（SIGINT）方面，彼此的联系更为紧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成立了 “五眼联盟”，这是一项共同收集截获的通信和数据的协议。这是历史上最具雄心的情报收集和共享安排。各方之间的信任程度极高。加拿大历史学家约翰·费里斯（John Ferris）在其关于英国信号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部（GCHQ）的历史著作中，描述了一个 “传奇时刻”：借调到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一名美国人，与借调到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美国对应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机构）的一名英国人，“代表他们所借调的机构” 相互进行谈判。一名中央情报局官员在英国的联合情报委员会任职，该委员会为英国首相提供情报评估。

一些人担心这一切如今都面临风险。存在三种可能性。其一，美国可能会破坏这些安排，或许会真的采取行动，将加拿大踢出 “五眼联盟” 以兑现其威胁。其二，盟友们担心特朗普政府在保护情报机密方面会有所松懈，可能会开始有所保留，或者寻求其他合作伙伴。例如，特朗普在其第一个任期内，曾向俄罗斯外交部长泄露过以色列的机密情报。不过，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第三种情况：特朗普对联邦官僚机构的攻击，以及众所周知的对情报界（IC）的政治化，将在美国情报人员中引发混乱和瘫痪，并波及到其盟友。

首先来看情报共享方面的紧张情绪。实际上，人力情报和信号情报面临的风险大不相同。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MI6）等机构之间的关系深厚。“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报共享程度，超过与其他任何一方的共享程度，” 英国军情六处负责人理查德·摩尔（Richard Moore）去年表示。这两个机构采用 “最佳选手” 模式，即决定由谁最适合针对特定目标展开行动。

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对克里姆林宫进行情报侦察的 “俄罗斯事务部门”，与一些欧洲同行之间的情报共享程度，甚至超过了各自与本机构负责人的共享程度。但这种亲密关系也是有局限的。一般来说，即使是与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共享情报，也只是提供经过编辑的版本，对情报来源的姓名和细节进行了掩饰。20世纪80年代，英国招募了克格勃高级官员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Oleg Gordievsky），最初对中央情报局隐瞒了他的身份，这让中央情报局颇为恼火。

西方官员告诉《经济学人》，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一切照旧。但在人力情报领域，为了应对对美国情报泄密问题和可靠性的政治担忧，情报的共享规模可以进行调整，或者对情报进行伪装。“关键在于：任何情报机构对其情报来源都负有神圣的义务，” 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的马克·波利亚梅罗普洛斯（Marc Polymeropoulos）表示，他曾担任中央情报局在欧洲和欧亚地区的行动主管。西方情报机构将 “对他们过去曾分享过的内容进行净化处理”。

信号情报领域的情况则不同。“五眼联盟” 并非是一项牢不可破的法律协议；没有书面合同要求盟友必须分享从克里姆林宫的WhatsApp群组截取的每一条情报。但联合情报收集系统以及用于分发和处理情报的安全网络，意味着信号情报领域的自动共享程度，远远高于人力情报领域。20世纪70年代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一位负责人比尔·邦索尔（Bill Bonsall）指出，隐瞒情报的想法是危险的：“五眼联盟” 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 “每个合作伙伴不仅不会隐瞒情报，甚至不会延误情报的共享”。

1984年，新西兰禁止携带核武器或核动力的船只进入其港口和水域，实际上将美国海军拒之门外。据费里斯先生称，在2006年之前，新西兰 “在很大程度上，但并非完全” 被排除在 “五眼联盟” 之外。这是一个罕见的例外情况。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美国和英国因英法入侵埃及而发生激烈分歧，但信号情报方面的合作并未受到影响。1973年，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要求美国切断与英国的情报联系，以惩罚英国在中东政策上的争执。“我要切断与他们的联系，” 他私下表示，“我们必须展示我们的强硬态度。” 费里斯先生写道，美国国家安全局 “拒绝了这一命令”，因为这 “将破坏美国在欧洲和中东的信号情报收集工作”。2003年，美国和加拿大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发生冲突，加拿大 “被排除在许多军事和军事情报合作关系之外”，但并未被排除在 “五眼联盟” 之外。

一位前英国情报部门负责人表示，实际上，除了 “贡献不大” 的新西兰之外，若要将任何一个国家从 “五眼联盟” 中剔除，而不破坏整个联盟的运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的动荡往往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当美国国内就《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该法律规定了海外监视的相关事宜）发生法律对峙时，英国的信号情报机构不得不做好准备，一旦美国的这项法律失效，就对其系统进行重大调整。

当然，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是不平衡的。“我们没有对外情报机构，” 乔迪·托马斯（Jody Thomas）表示，他直到去年一直担任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Justin Trudeau）的国家安全顾问。但美国也会有所损失。例如，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加拿大在北极地区的信号情报工作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英国在密码学方面投入巨大。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对于追踪东方大国在亚洲的活动至关重要。

尽管如此，所有人都会受损这一事实，未必能阻止特朗普的行动。“这是一个独特的情况，” 费里斯先生认为。过去，“五眼联盟” 内部的危机得以解决，是因为美国情报机构明白这些合作关系的价值。他说，即使他们并非公然违抗政治上级的命令，至少也会在安全的官僚层面上保持一定距离，“悄悄收拾残局”。如今，美国情报人员 “对未来感到极度恐惧，不知道（特朗普这把）大斧会砍向何处”。

大斧已经开始挥舞。最近，中央情报局已开始解雇一些官员。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领导的削减成本的机构 DOGE似乎已经导致了多起安全漏洞事件，包括中央情报局一处设施的曝光，以及该机构坚持要求中央情报局向其发送新员工的名单，包括名字和姓名首字母，这可能会帮助外国情报机构识别这些人员。

风险不仅在于美国情报机构可能无法像过去那样，抵制将情报作为武器对付盟友的做法。还在于这些机构可能会分心或偏离正轨。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卡什·帕特尔（Kash Patel）多年来一直支持一些荒诞的阴谋论。澳大利亚情报官员克里斯·泰勒（Chris Taylor）目前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智库任职，他指出，帕特尔决定改组联邦调查局领导层并专注于犯罪问题，“对美国的反情报工作来说不是个好兆头”。

目前，西方官员感到担忧，但并未惊慌失措。“所有通过情报渠道传递的信息都像往常一样在流通，” 一位内部人士表示。“我不认为这是‘五眼联盟’内部的一场重大危机，” 费里斯先生说。至少目前还不是。2021年，在人们对独立后的苏格兰能否加入 “五眼联盟” 存在担忧之际，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前官员、其防御部门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负责人西亚兰·马丁（Ciaran Martin）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来理解西方联盟中的权力平衡。“‘五眼联盟’……几乎没有正式的管理机制，非正式的管理机制也很少，” 他写道，“实际上，它只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美国制定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