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西北局对胡耀邦的批判及胡耀邦离陕
胡耀邦的纠“左”措施，从最直接层面上讲，就是系统否定了西北局此前在“四清”中的做法和口号。根据时任西北局秘书长韩劲草的回忆，早在1月22日胡耀邦出席西安交大全体师生大会以后，刘澜涛就开始对胡耀邦产生警觉，命令西北局办公厅开始搜集胡耀邦的讲话，并且派人开始列席陕西省委常委办公会议。
胡耀邦于2月14日发布的《电话通讯》则彻底冲撞了刘澜涛的底线，刘于16日晚和17日两次与彭真（主持中央常务工作的书记，也是自己的老上司）通话，告知《电话通讯》一事，并指出其不妥当之处，会引起“翻案风”。之后，与仍在陕南视察的胡耀邦通话，与他探讨《电话通讯》的不妥之处，总的说来有：否定社教成绩，扩大社教运动缺点，为四不清的干部翻案；用停止革命的手段去抓生产；鼓励单干、实行物质刺激，否定党的社会主义集体化路线。
按照正常程序，对于胡耀邦的“不妥观点”，作为顶头上司的刘澜涛提出警告批评即可，如果再不改正，则可以进行严厉“批评教育”。不过，西北局一上来就安排对胡耀邦的上纲上线批判，并邀请中办主任杨尚昆参加。并且一方面将胡耀邦的检讨上报中央，又一方面向陕西省各市委、地委、县委传达，等于将西北局与胡耀邦之间的冲突公开化，这无疑是企图彻底打击胡耀邦的威信，使其以后无法正常工作。
尤其是，这些批判整肃发生在胡耀邦得了重病，住进医院之后，仍让其无休止写检讨，当时胡耀邦体重下降至不足40公斤，显然违背了基本的人道主义同情心。
在西北局的要求下，陕西省委也立即废除胡耀邦的新政措施，16日，宣布停止执行《电话通讯》，27日宣布停止“三个暂停”。这时候，胡耀邦时抱着较为配合的认错态度的，以求检讨过关，先是15日对西北局做了检查，继而在22日撰写了长达数签字的检讨，系统剖析自己的“错误”。同时，支持胡耀邦的陕西省长赵守一也被迫做了检讨。
到了这时候，西北局仍然对胡耀邦不放过，5月30日之后，又开始进入大揭发、大批判阶段。情况更为险恶的是，不仅要给胡耀邦扣上犯了路线错误的帽子，还要扣上反对刘少奇主席的帽子。与胡耀邦曾经共事、相交长达三十年的陕西省委书记舒同，突然一改往日友善态度，做了《我们必须分裂》的长篇发言，把胡耀邦对他的同情（舒同因为在山东的严重左倾错误，被降职到陕西）和友谊说成是“进行非组织活动，拉拉扯扯，毫不正派”，并且把4月初他与胡耀邦一同住院时两人说的悄悄话抛出来，说胡“离间两位主席的关系”，屡次发表攻击刘少奇主席的"错误言论"。
西北局一位候补书记（应是王林或王甫）也质问他：“你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形而上学有些大老爷也在所难免”，此话的矛头对准谁？你说毛主席讲过“安源煤矿只派了一个人就把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了，现在反倒不会做群众工作”，这又是指向谁？
这种情况下，胡耀邦在陕西已经无法工作，并且又身患重病，他已经萌生去意。恰好此时叶剑英借视察西北国防三线建设之机，将胡耀邦解救回京，对此胡耀邦之女满妹在《回忆父亲胡耀邦》中有详细记载：
夏收的季节到了。就在陕西省委六月工作会议期间，叶剑英元帅偕同张爱萍将军和张宗逊将军到西安视察。看见父亲人瘦头发长，张爱萍感慨地摇着头说：“我进了潼关以后，看到关中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今年要大丰收。陕西肥了，耀邦瘦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劳的啊”!
吃完饭后，叶帅把父亲单独留下，他对父亲说：“我听贺老总说，陕西这个地方在整人哪！”父亲说：“这句话我可没敢说，我在会上检讨六次都没过关呢！”叶帅同情地说：“小老弟呀，你在旧社会少吃了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啊！”他说“你在西北谈不清楚，就回北京谈吧”。父亲摆摆手说：“我走不脱啊。”
临行前，叶帅要父亲送他去机场。到了机场，叶帅对父亲说：“再聊一会儿嘛！”便将父亲拉上飞机。父亲跟他进了机舱，刚坐下，舱门就关了。叶帅命令：“起飞！”父亲这才明白叶帅的良苦用心，由衷地感激道：“叶帅啊，你看，我还甚么都没带呢！”叶帅得意地说：“这我不管，回京治病重要” ！
（十二大期间，叶帅与胡耀邦在休息室）
就这样在6月20日，胡耀邦以养病名义，搭乘叶剑英的军用专机回京， 结束了200多天的曲折的陕西生涯，可谓壮志未酬，铩羽而归，所经受斗争之残酷，让他回京之后仍心有余悸。笔者曾经听胡耀邦三子胡德华讲述一个故事：
前些年我偶然见到一位中青报社的工作人员。他说文革期间，有一次是他押着我父亲游街，他们站在报社印刷厂拉报纸的卡车上，这人就问我父亲：老胡，没有受过这苦吧？坐卡车的滋味，远远不如你坐部长轿车吧？没想到我父亲立即反驳道，这算什么？！1965年在陕西的挨整比这惨多了。
不可否认，胡耀邦在文革中也遭受了严重的迫害，被红卫兵非法关押拘谨达两年之久，期间还被红卫兵多次严重殴打。我们也无从判断，这个故事否生在他被打之前还是之后，但是至少说明：在胡耀邦心中，陕西的经历的确是一个梦魇，是他遭受的最残酷的党内斗争。
（五）中央的后续处理
不过，刘胡之间关于“四清”的冲突，并没有随着胡耀邦“败走麦城”、返回北京而结束，西北局仍然对胡耀邦采取追杀态势。从7月13日至8月4日，西北局在兰州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再次讨论胡耀邦的错误。
然后，陕西省委又在8月16日至21日，8月22日至9月9日连续两次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为了彻底“肃清胡耀邦流毒”，后一个会议特意邀请了胡耀邦视察过的安康和汉中地委书记，以及长安、西乡、延安三个社教试点县县委书记参加。由于这些发言太完全枉顾事实，以至于后来接替胡耀邦的霍士廉看省委扩大会议全部记录后，很不以为然地对秘书说：“这纯粹是谩骂嘛！谩骂不是战斗。”
为了推动胡耀邦问题的最终解决，刘澜涛分别在8月2日、9月11日和10月6日，三次向中央呈送西北局对胡耀邦的“揭发材料”。尤其是9月12日至10月20日之间，刘澜涛借来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之机，不断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与邓、彭谈胡共四次）等中央领导汇报“胡耀邦的错误”。
在向毛泽东的汇报时，刘澜涛说：“陕西生产一直上不去关键在革命不彻底，革命不彻底的关键是少数领导人的错误”，接着他历数建国后西北局历届领导及胡耀邦的错误，谈到胡耀邦的错误时，他说：“在今年过去的十个月中，由于胡耀邦同志在政治组织上的错误，陕西省委在8月以前实际上是独立的、半独立的，中央和西北的方针得不到贯彻执行，工作耽误了近一年”。在周恩来面前，刘澜涛则批评说胡有严重的个人主义，“自以为主席天下第一，自己天下第二”，“酷爱引用主席的话，拿主席压人”。
不过，对于刘澜涛的这些揭发，毛泽东、邓小平并不感兴趣。在胡耀邦尚未离开陕西的时候，在听取彭真关于西北情况的汇报时，毛泽东只是轻轻说了一句：让耀邦注意一下。这次他当面反问刘澜涛：“胡不革命，如何回去？谁是主谋？”刘一时无言应对。
邓小平也明确指示刘澜涛：胡耀邦的问题西北局不能自行裁决，必须由中央下结论，如果西北局自行开会解决，那又成了“无情斗争”。用“无情斗争”一词显然是对西北局的过火行为已经有察觉。田家英或许也对胡耀邦非常同情，他还给毛泽东转来汉中地委书记张军控告舒同的信，指责舒同作风有问题，揭露胡耀邦的言论并不可信。
面对双方势同水火的态势，中央意识到胡耀邦回陕西工作已经没有可能，于是改派浙江省长霍士廉接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职务。10月6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找胡耀邦谈话，邓开门见山对胡说："你们的争论搁下，不要谈了。你不要回陕西去了，休息一段时间，另行分配工作。"胡耀邦追问："中央能否给我做一个结论？"邓说："没有必要，它是一级党委，中央又不能解散它！"
那么西北社教之争孰是孰非呢？多年以后两位主要当事人都客观做了评价。第一位是当时在刘澜涛和胡耀邦之间做调停的杨尚昆，他在晚年曾经对秘书苏维民说：
现在看来，胡耀邦大体是正确的。胡耀邦对1964 年下半年全国各地“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本来就有看法。到陕西后，对面上“四清”搞夺权斗争，乱批乱斗、处理过重，致使干部情绪消，严重影响生产，他心情十分着急。他提出四条纠偏措施用心是好的,只是做法急了些，组织程序也不周全, 自然会遭到西北局领导的反对。在这个问题上，我能够做的只能是尽量缓冲当时他们的紧张关系，稳住大局，别无良策。（苏维民：《听杨尚昆谈“四清”运动》）
（胡耀邦与杨尚昆）
在中顾委1984年的整党活动中，刘澜涛也对1965年他与胡耀邦的争论，做了深刻反思和总结：
我在西北，特别在陕西“社教”中，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分严重，开展民主补课，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错误地补划了地主、富农，在党内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伤害了基本群众和很多干部，对这些同志采用了过火的斗争方法，使他们受到了打击，受到了委屈。
这里，我还要说到，1965年，胡耀邦同志主持陕西工作后，主张“二十三条”下来后，“社教”中要反对“左”的倾向，陕西农业落后，应该采取措施把农业搞上去，要抓好生产。他还对“社教”中“左”的错误，提出了一些纠正的办法。这些正确的远见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受到了错误的批评。这一点我也要负主要责任，因为当时西北局是以我为核心的。虽然耀邦同志曾经说过这些问题已经过去了，已经解决了，不要再提了。但我总觉得现在整党，仍然有必要再次向他承认错误，以便更好地接受教训，不再重犯。（《刘澜涛生平纪事》第308页）
历史本身自然也有清晰的结论，由于胡耀邦在春季采取的解放干部、停止阶级斗争、大力发展生产的措施，1965年陕西粮食获得了大丰收，达到125亿斤，是历史最高水平，比上一年增产40%以上；工业产值达到31.7亿元，比上年增加38%，1965年成为建国后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陕西的干部、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胡耀邦的新政，让陕西产生了一个短暂的小阳春。
（六）余绪
然而，复杂曲折的西北社教政争，仍然没有随着胡耀邦被免去职务而终止。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布后，西北局再次拿胡耀邦祭旗，企图通过把胡耀邦作为西北区的文化革命对象，来过躲过清算。6月17日，西北局将胡耀邦以及支持他的工作的赵守一、李启明达成“西北三家村”，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炮制了《关于胡耀邦同志和反党分子赵守一等相互勾结进行反党活动的材料》，里面称：
胡耀邦同志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底调来陕西工作。他在陕西工作期间，很快同XXX反党集团在陕西安下的钉子、培养的忠实接班人赵守一和李启明结成一伙，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西北局，反对中央。
材料还声称“彭、罗、陆、杨反党分子支持、干预了胡耀邦等反西北局的活动”。胡耀邦作为早已在西北没有任何职务的局外人，被打成“西北三家村”就已经属于文革权力斗争的奇谈，西北局又把一直支持自己的彭真，说成是胡耀邦的幕后黑手，更反衬了这些行为完全是不讲基本道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同时，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把大量干部打为“西北三家村黑帮分子”，仅厅局级以上官员就有40多名，仅文教系统就包括陕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郭琦，《陕西日报》总编辑丁济沧、《西安晚报》总编辑袁烙、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刚等，他们被秘密转移到耀县的一个山沟里，进行无休止审讯批判，直到 1966年 12 月中旬被西安部分大专院校红卫兵发现后才解散。
与当年批判自己的对手形成鲜明对比的事，胡耀邦在文革之初，并没有以反刘（少奇）英雄自居，也没有落井下石揭发当时身陷囹圄的西北局那些人，反而仍能坚持实事求是讲他们的优点和功劳，并且照顾他们。
据舒同女儿舒均均回忆，文革中舒同和胡耀邦曾经一起挨斗，胡耀邦不顾自己的安危，反而要求造反派红卫兵 “快去照顾一下舒同，舒同年纪大了，都站不稳了。”专案组还数次来找胡耀邦，要求他证明舒同是否有过变节经历（舒同曾经在大革命失败后担任过国民党政治部宣传大队的记录员），胡耀邦于1967年7月3日、1968年4月6日两次写长信作证，说明自己在延安时期曾经审查舒同的革命经历，他虽然曾经一度脱党，但完全因形势所迫，并无发现变节行为，并向专案组提供了其他证人名单。此时胡耀邦也正在被羁押，如果他能顺势揭发舒同，就可以立功赎罪，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
1972年10月，舒同的女儿舒均均到胡家，求见胡耀邦，希望他能帮助父亲向中央申诉，当时胡耀邦正会见客人，于是让舒均均等在客厅等候，此时舒均均联系到父亲曾经伤害过胡耀邦，以为胡耀邦是在给她吃闭门羹，于是悄悄离开。八日之后，胡耀邦写信给舒均均，劝其不必为父亲与自己曾经的过结过意不去，胡耀邦写道：
你既然下定决心来找我聊聊，为什么不再下决心等我一下呢？你把你爸爸和我的关系问题放在心上，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即使我们双方之间还不相互了解，这同你们做儿女的，毫无一点牵连。我们这一代老了，做不了多少事情了，比你们更年小的下一代，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大斗争，大世面，知识和经验很难比你们更丰富，更深刻。你们这一代应该珍视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加倍学习，加倍动脑子，千万不可被暂时的困难迷失方向，随波逐流！
当时舒同尚属于被专政的阶级敌人，胡耀邦并不因此有忌惮，没有像舒同那样“我们必须分裂”，与其划清界限，而是仍然敢于给他的家属通信，并做勉励，显然超出常人所为。
本文的另一个人历史主角刘澜涛，文革中更是遭受了巨大苦难，被批斗1000多次，甚至在做手术的病床上还要被专案组审讯，关押期间夫人刘素菲被迫害致死。文革末期，他被安排到安庆劳动，据他的日记记载“四年多来，门口清清、无人问津”。1978年6月，当时距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还有半年，距离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呼吁为“六十一人叛徒案”平反相差五个月，接任中组部长不久的胡耀邦已经秘密重审此案，此案是文革中仅次于刘少奇案的第二大案，牵扯高层领导太多，当中是充满压力和风险的。8月25日，他派自己的得力助手贾素萍亲自前往安庆，听取刘澜涛的申诉。
（胡耀邦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的批示）
贾素萍对刘澜涛态度和蔼，刘澜涛曾经回忆道：“与专案组蛮横态度有天壤之别”，在时隔十二年之后再次感到“同志般的温暖”。刘坚持用自己种的瓜菜做饭给贾素萍吃，被贾婉言谢绝，他当晚高兴地赋诗一首《喜党中央派人到安庆面谈》：
一九七八八二五，中央派人临安庆。
详询三六真实情，十载奇冤得亲陈。
不论四凶多狡诈，历史面目定还真！
12月初，中组部通知刘澜涛回京，被安排住在万寿路招待所，胡耀邦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百忙之中，携子胡德平一起去探望他，对此胡德平有回忆: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有一天（12月16日——引者注），父亲在家里对我说：“我秘书有事，你跟我出去一趟吧，去看望一位老朋友”。我不知道父亲要看谁，直到上了车，父亲才告诉我，是去看望刘澜涛同志，他要“化干戈为玉帛”。
很多人说胡耀邦是“东郭先生”，或是“老唐僧”，是人是妖分不清，胡耀邦都是莞尔一笑：我怎么不知道他是坏人，但是冤冤相报何时了？胡耀邦正因有如此宽广的胸怀，赤子之心，才有了以后的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四类分子等善举，也才有勇气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敢于挺身而出保护知识分子。
刘澜涛在经历了苦难之后，对过去所犯的错误，也做出了反思。1979年4月24日，他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做了检讨，并提出向胡耀邦及其他受害者道歉，他说：
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我是犯过错误的，在西北四清运动中，犯了严重错误，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分严重，实行民主革命补课，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了敌我矛盾，伤害了基本群众和很多干部。其中包括一些省市一级的领导干部。对这些同志采取了过火的斗争方法，使他们受到委屈，这是终生难忘的教训。在这里我要向十三年前陕西省委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及其他有关同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刘澜涛纪事》第255页）
此后，他又多次表达歉意，以及呼吁警惕“左”的错误重演。应该说，高层领导人在文革中经历了很多苦难，甚至是家破人亡很多，但是能像刘澜涛这样一再检讨自己错误的还是极少数。还有一个小故事，1992年，在全国政协系统十四大代表选举时，刘澜涛看到候选人中有胡德平的名字，他于是大声喊道：“我投年轻的胡德平同志一票”，而当时胡德平的处境并不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