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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档：“全盘俄化”的语言政策，真的能让苏联变得永远“牢不可破”吗？

燃烧的岛群

2025-03-16 09:04发布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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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无疑是近几十年来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在没有外敌入侵与内部纷争的前提下，一个空前强大的红色巨人，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迅速瓦解成了15个独立的民族国家。

坦诚说，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元且复杂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民族问题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苏联民族问题的集中爆发，与其推行的民族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谈到民族政策，就不得不提及我们耳熟能详的民族语言问题。那么问题来了，在不同的时间节点，苏联的民族语言政策，都存在着什么样的时间流变？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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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时代的民族语言政策

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武力扩张，使得沙皇俄国的民族构成极其复杂。数据显示，在当时的沙俄境内，大约通行着180种不同民族使用的语言，囊括了印欧、阿尔泰、乌拉尔以及伊利比亚高加索等多个语系。

基于维系国家稳定的需要，沙俄统治阶层一直寄希望于“语言同化”政策，来构筑“国家共同体”。进入19世纪中叶，政府相继在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地推行“义务国语制”，并颁布了一系列禁止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法令。

沙俄的扩张

以签署于1876年5月，旨在削弱乌克兰自治权限的《厄姆斯法令》为例：

首先，政府禁止在国内出版发行乌克兰文书籍，禁止境外出版的乌克兰文书籍流入国内；其次，禁止在各大剧院上演乌克兰语剧目，禁止乌克兰人演唱乌克兰语歌曲和举办乌克兰语诗歌朗诵会；第三，禁止乌克兰学校教授乌克兰语，俄文著述中的“乌克兰”一词也全部被“小俄罗斯”所代替。

直到沙俄覆灭前的1905年，该法令才被正式废止（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恩怨情仇（修订版））。

除了“语言同化”之外，“教育同化”也被视为沙俄构建“国家共同体”的另一个重要手段。依然以乌克兰为例，早在1805年，政府在重镇哈尔科夫建立了第一所大学——哈尔科夫国立大学。1834年，政府在基辅建立了圣弗拉基米尔大学、即今基辅国立大学的前身。当然，两所高校均采用俄语教学。

哈尔科夫国立大学（上）与基辅国立大学

另外，从尼古拉一世时期（1825—1855）开始，乌克兰西部各级学校的授课语言逐渐由波兰语调整为俄语。波兰民族起义（1830—1831）被镇压后，乌克兰境内的所有波兰语学校被全部关闭。

与此同时，沙俄按照俄罗斯的社会模式、价值观念与语言文化，重建了乌克兰地区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乌克兰史”成为“禁学”，凡是研究“南俄历史”、即乌克兰历史的学者，无论他是乌克兰人还是俄罗斯人，都会遭到坚持“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立场的沙俄政府的怀疑和迫害（拓展阅读：理性讨论：为什么一些乌克兰人选择主动站到俄罗斯这一边？（修订版））。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只能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乌克兰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政权，他只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反对“俄罗斯化”并寻求独立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数量同样不可小觑。

1781年，叶卡捷琳娜二世撤销了“小俄罗斯衙门”。至此，乌克兰正式成为了沙俄下辖的一个普通行省

列宁时代的民族语言政策

早在1895年，列宁就提出了“所有民族一律平等”的观点。1903年，围绕新生苏维埃政权的语言政策问题，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展开了激烈争论。

1）要不要继续坚持“俄罗斯化”？

一些人认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应该继续推行“俄罗斯化”政策。在他们看来，“语言是国家认同的指示器，民族认同能牵涉到民族核心特征的个人情感”。因此，推行“俄罗斯化”政策，不仅有助于非俄族民众“归顺于苏维埃俄国”，也有利于构筑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感”。

不过，很多人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一致认为，“俄罗斯化政策是典型的大民族沙文主义”。在民族分裂主义思潮滥觞于整个欧洲的大背景下，倘若继续推行“俄罗斯化”政策，不仅不利于新生政权的稳定，也不利于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因此，苏维埃政权不仅要与“大俄罗斯政策”划清界限，还要大力帮扶那些处于生态位劣势的少数民族，助力他们传承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拓展阅读：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辛亥革命内涵的沧桑演变（修订版））。

反映苏俄内战的绘作

随着讨论的持续深入，一些人同时指出，“基于保证经济建设和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八正最大限度取消民族歧视的同时，应该确立一种共同语”。

对此，列宁给出了肯定意见。他认为，“经济与社会活动的发展，自然会推动一种应用性最广、使用最为方便的语言成为共同语言。不过，倘若采用行政权力强力推行某种语言，只能引起拥有其他民族语言的人民的强烈反感”。

列宁和他的战友们

2）列宁的一锤定音

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赤卫队员、士兵和民众包围了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冬宫。至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摧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苏维埃俄国正式成立了。

11月15日，苏俄政府颁布《俄罗斯各民族权利宣言》。该宣言不仅对“各民族享有的平等与自由发展权力”给予了充分保障，还废除了将俄语作为官方语言的规划，即主张“苏俄没有官方语言”。

宣言还进一步指出，“每个民族都有权利保持自己的民族认同，他们在任何场合都有使用母语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权利”。

列宁在红场

与此同时，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关于建立少数民族学校》的条例。不久，在官方的授意下，统筹出版和发行各民族语言书籍、接受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管理的专门机构——“民族委员会”正式成立。

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经过讨论，“废除俄罗斯化政策”的决议被正式通过，俄语被定义为苏俄的“族际共通语”。至此，“各民族语言平等”的原则被进一步落实。

在会议上，列宁不仅要求“绝不允许任何一个民族和任何一种语言，享有任何特权”，还主张“在法律上废除任何语言的特权，实现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保障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经费”。简言之，列宁明确反对政府利用最高权力来推行某一特定语言为“享有特殊地位的国语”。

演讲中的列宁

另外，基于保护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需要，政府组织了大批语言学家，帮助那些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了自己的民族文字。数据显示，52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拥有了自己的文字。

与此同时，官方还在各民族地区创办学校，建立了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善的教育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境内拥有67种民族语言放送的电台广播，50种民族语言演出的戏剧，55种民族文字印刷的报纸，46种民族文字发行的杂志以及使用52种民族文字编撰的中学教科书。

上世纪30年代的乌兹别克学生

3）列宁思想的中亚实践

在强调民族平等的大背景下，地处偏远、经济与文化发展均落后于国家平均水平的中亚地区，成为了苏俄重点扶持的对象。

资料显示，当时的中亚各民族不仅文盲率极高，一些民族还没有都自己的通用文字。因此在这一阶段，官方在中亚地区推行的语言政策，主要围绕“扫除文盲”和“创制或改造文字”两个层面进行有效展开的。

19世纪末的中亚

1919年，苏俄政府颁布《人口扫盲法》。法令规定，“8—50岁的所有不识字公民必须识字。其中，俄语和本民族语言二者可选其一”。

为了保障《扫盲法》的贯彻实行，政府在中亚境内建立了一大批扫盲中心，相关课程既有俄语授课也有本民族语言授课。按照规定，一学期为3个月，后来延长至6—8个月。与此同时，政府还为半文盲和文盲人口创办了“用最简易的文字和图画讲述故事”的“特殊报刊和杂志”。

为了满足游牧民族的特殊需要，一些扫盲中心还特意设在可帐篷里；为了提高当地妇女的识字率，政府特意采用了男女分班授课的机制。

上世纪30年代，苏联宣传中亚妇女独立的宣传画

需要指出的是，这项延续了近30年的扫盲运动，一直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相连。比如在初级课本中，经常会出现诸如“我们为苏联而奋斗”、“苏联给予了我们土地和工作”以及“苏联是力量”等字样。

用发展的眼光看，这场大规模、全方位的扫盲运动，在中亚地区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简单地说，各族人民的文化水平不仅有了质的飞跃，政治觉悟和“建设苏维埃国家”的热情也普遍水涨船高。数据显示，截至1959年，中亚地区的文盲人口不仅基本实现了清零。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苏联政府对不同民族身份的建构，让普通民众原本已经模糊的民族身份意识再度逐渐清晰起来。换言之，这种语言平等政策强化了各加盟共和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容易引发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不利于民族融合和政府稳定。

苏联政府开展发扫盲运动，大幅度提升了中亚人民的识字率

斯大林时代的民族语言政策

1924年1月，列宁因病去世。不久，斯大林成为了新的最高领导人。与列宁不同，斯大林认为，苏联的联邦制与各加盟共和国“将本民族语言设定为官方语言”的政策，不仅会强化民族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不同民族间的交流。

斯大林

1）能不能建立一个“苏联民族”？

实际上，在填写各种文件的过程中，关于“民族”的填写方式，一度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讨论。

比如一些人认为，“自己是苏联公民，族群不同充其量是语言差异而已”。还有一些人认为，“禁止在任何官方文件，比如护照、各种身份证件，机票以及个人问卷当中，提供与民族相关的信息”。

苏联宣传画：战斗中战无不胜，劳动中一马当先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人提出，“苏联应该放弃传统的民族联邦结构，建立一个统一的苏联民族”。为了验证观点的准确性，他们给出了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民族联邦结构”让各民族群众难以融合与包容。展开来说，“加盟共和国结构，阻碍着苏联各地区经济发展，在国内形成经济障碍，是一种过时的国家结构体”；其次，苏联放弃加盟共和国体制，能够加强国家的政治一体化；第三，一些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本地人口对外地人的比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即主要民族已经变成了该地区的少数民族。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提议除了衬托苏联在“同化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草率和鲁莽之外，并没有太大意义。

1931年在莫斯科修路的压路机

2）“俄罗斯化”政策的落地生根

1935年，苏联官方曾试图创制一种“融合语言”，即包括英语、法语、俄语以及世界语的“混合语言”。然而到了1936年春，这一计划便宣告彻底破产，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对此买账。

世界语的常用单词读法

该计划失败后，苏联决定让那些使用其他字母拼写本民族语言的少数民族，改用俄语西里尔字母。

在经过缜密的评估后，1936年5月，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率先开启了这一尝试。资料显示，截至1937年年底，该国境内的所有少数民族文字都实现了“文字西里尔化”。很快，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文字西里尔化”进程迅速在苏联全境推广开来。

短短十几年间，部分民族的文字经历了多次转化。这样的举措，无疑为这些民族居民全面掌握本民族文字制造了一定的困难。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带有一定程度“俄罗斯化”的举措，为俄族与非俄族民众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乌兹别克共和国海报：“废除旧文字，拥抱新文字”

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行“文字西里尔化”的同时，俄语的地位也有了显著的提高。1938年3月，苏共中央与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各加盟共和国及各地区学校开设俄语必修课》的决议。

决议要求，各加盟共和国的学生，在小学阶段学习结束时，不仅需要具备基本的俄语说读写的能力，还可以满足从事办公室类工作的需要”。这就意味着，俄语正式成为了所有学校的必修课。与此同时，一些对决议提出异议的非俄族领导干部，几乎都被扣上了“民族主义”的帽子。

上世纪30年代的中亚女学生

3）“俄罗斯化”政策的全面落实

总的来说，在斯大林时代，“俄罗斯化”的语言政策的推行，总体而言还是比较顺利的。坦诚说，除了他本人的巨大威望和铁腕手段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二战时期俄罗斯人的英勇表现，显著提高了俄罗斯民族的地位。

简言之，在二战结束后，俄语成为了苏联境内“广受尊敬的语言”，各大学校的俄语教学更在很大程度上被赋予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使命”（拓展阅读：捍卫先辈的荣耀：俄罗斯人是如何维护二战史中的苏联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苏联政府不仅将俄语设置为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要上的必修课，还要求各加盟共和国的历史教材“必须以俄罗斯为主线，进行重新编写”。至此，俄语已经成为了法理上的官方语言。

苏军攻克柏林

用发展的眼光看，苏联希望通过语言政策的调整，逐渐使俄语成为全苏联“通用语言”的做法，是存在一定道理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新版本语言政策的制订与实施，本身就严重违背了苏联宪法中“废除任何语言的特权，实现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的法条。

更何况，将俄语调整为全苏联“通用语言”的做法，很容易引起非俄族居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民族情绪的反弹。一言概之，倘若在细节问题上处理不当，很容易产生民族隔阂，进而引发不必要的冲突（拓展阅读：理性讨论：为什么波罗的海三国，如此痛恨苏联？）。

活跃于波罗的海三国，一直坚持反苏的“森林兄弟”武装组织

后斯大林时代的民族语言政策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在战胜了多位竞争对手后，赫鲁晓夫登上了苏联的权力巅峰（拓展阅读：赫鲁晓夫主导的“去斯大林化”改革，为什么没有取得全面成功？）。

赫鲁晓夫

1）民族主义思潮的卷土重来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议中指出，“社会主义并不是要消除各民族之间的不同，而是要繁荣各民族的文化”。

同年6月，苏共机关报《共产党人报》全文发表了“从未公开”的列宁“遗言”。在这份“遗言”中，“列宁”着重强调，“官方不仅要提防并反对大俄罗斯主义，而且在向少数民族让步以及宽容方面，应该多做一些”。

坦诚说，在“全面否定斯大林”的时代背景下，这份“遗言”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是有限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遗言”很快催生出了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意识。

苏共二十大上的赫鲁晓夫

1956年10月，乌兹别克共和国党中央召开了上千人参加的“乌兹别克知识界大会”。

在会议上，时任乌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努尔丁·穆希第诺夫（1917—2008）不仅宣布“将为在斯大林时代受到迫害的乌兹别克作家与干部平反”，还号召知识界“要承担发展民族文化、记载其精彩历史及培养民族干部的责任，因为一直被描述为落后地区的中亚地区，其实一直都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最古老的中心之一”。

努尔丁·穆希第诺夫，先后担任国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乌共中央第一书记、乌兹别克部长会议主席等职

同样在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鞑靼知识分子开始向苏联党委和政府机关写信，控诉“鞑靼民族权利所受到的侵犯”。他们在信中强调，“鞑靼人不仅没有鞑靼语广播、电影电视和音乐作品，出版的鞑靼文书籍，在数量上也远远无法满足鞑靼人民的精神需求。”

尽管这些鞑靼知识分子们一度受到了当局的“特殊照顾”，但“抗争”还是起到了一定效果。资料显示，在莫斯科不断组织示威游行的克里米亚鞑靼人，终于在60年代末顺利返回了故乡。

今天的克里米亚鞑靼人

与乌兹别克人和鞑靼人一样，乌克兰知识分子们也发起了旨在“去俄化”的“保持母语纯洁性”运动。1963年2月，他们在基辅召开“乌克兰语言问题大会”，并在大会上提出，“希望所有乌克兰人，在所有组织和企业里、铁路等交通工具上和进行贸易过程中，广泛使用乌克兰语言”。

但需要指出的是，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并非都是“温和派”。比如在乌克兰西部地区，活跃着一批行动激进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不仅在公共场合悬挂乌克兰国旗、散发“反苏”传单，甚至还会做出暗杀共产党员、在公共场所纵火等暴力活动（拓展阅读：三百多年前，为什么乌克兰主动要求与俄罗斯“合并”？）。

斯捷潘·班德拉，二战期间“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袖，也是是乌克兰反苏联叛乱的代表人物

2）“俄罗斯化”政策的梅开二度

在各加盟共和国民族意识勃兴的当口，“感到情况不妙”苏共中央迅速回到了以“加强俄语教学”为主要手段的“民族融合”之路。

1958年11月，苏共中央发布了新的教育改革方案，其中便有涉及俄语教学的“Thesis 19草案”。官方认为，考虑到非俄族儿童需要学习本民族语言、俄语以及一门外语的负担过于沉重，因此要求家长们做出选择，即在“本民族语言教学学校”和“俄语教学学校”二选一。

坦诚说，这是一个不平等的选择。因此，“Thesis 19草案”一公布就遭到了乌克兰、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加盟共和国的反对。比如格鲁吉亚代表就警告说：“我们不能以允许在俄语及民族语言之间选择一个的方式，来使俄语及民族语言对立起来。”

但现实情况是，为了孩子的未来着想，绝大多数家长们不得不选择将子女送入俄语授课的学校求学。

上世纪60年代的苏联儿童

在苏共中央的巨大压力下，“Thesis 19草案”在大部分加盟共和国均获得通过。截至1959年夏天，仅有阿塞拜疆和拉脱维亚两个加盟国没有通过这一草案。

1959年6月，苏共中央撤掉了大部分阿塞拜疆籍的高层领导，第一书记也被革职，其中一条罪责是“在原本思想完全统一的语言问题上引起混乱”；11月，拉脱维亚党中央书记和总理等人也被撤职。至此，自1938年起逐步确立并已经延续了二十余年的“双语教学模式”，彻底成为了历史。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会议不仅正式确立了“俄语作为苏联各族人民第二母语”的地位，而且明确了所谓“两条线战略”，即“民族语言被用于当地文化的发展，俄语被用于其他更宽的途径”。随着时间的推移，俄语成为了各加盟国政治宣传、经济交往以及科技发展和工业建设的唯一用语。

50年代的苏联英语教材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中央进一步强化并巩固了俄语的“苏联第二母语”地位。比如在1978年10月，官方正式颁布了《关于强化加盟共和国俄语教学的若干措施》。

措施规定，各加盟共和国境内采用俄语教学的学校，需要实施旨在进一步强化俄语教学的新版教学大纲；在俄语不是主要教学语言的民族学校，同样也需要施行旨在加强俄语学习的新版教学大纲。对此，有学者认为，这是“Thesis 19草案”的升级版本。

坦诚说，一系列带有“俄罗斯化”意味条例的颁布，进一步激化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比如在1978年4月，在得知格鲁吉亚取消了宪法中“以格鲁吉亚语作为官方语言”的规定后，数千人来到党总部门前游行示威，并成功迫使格鲁吉亚当局取消了这一规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化政策”引发的一系列后遗症，陆续在苏联全境蔓延开来。资料显示，不仅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等地“反对俄化”的游行示威此起彼伏，即便在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等地，也出现了一定规模的抗议活动。

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小学生

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即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俄语尽管没有被正式官宣为“国语”，但已经实际上承担起了“国语”的作用。数据显示，截至1979年，中亚各民族人口中不能流利地说本民族语言的人众，已接近500万人（拓展阅读：理性讨论：如何评价50年代的苏联垦荒运动？）

对此，俄罗斯学者鲍里索夫深刻地指出，“民族自治的纲领从未贯彻实行，苏联国内没有能够保障民族文化和语言发展的正常条件，一些民族处于丧失民族特性的境地。”

位于塔什干的大地震纪念雕像

3）民族语言政策的“魔幻转变”

很多时候，历史推进的进程就是这么诡异。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了新一代的苏联最高领导人。为了有效解决“老人政治”留下的烂摊子，一场艰难但充满了雄心壮志的全方位改革，正式拉开了帷幕（拓展阅读：理智讨论：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大力推行民主化改革？）

遗憾的是，伴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入，原本惨淡的局面不仅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苏共中央的权威也遭遇到了严峻挑战，各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均遭遇到了危机，甚至逐渐失去了对地方局势的控制。与此同时，一些加盟国境内弥漫着较为强烈的“去俄化”情绪。

戈尔巴乔夫

面对如此不利的局面，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制止，反而幻想通过新联盟条约来巩固“民族团结”。

他先后三次提出的新联盟条约草案，做出的让步一次比一次多，不仅一度想将国名中的“社会主义”和“苏维埃”删去，旨在突出各加盟国的“主权”，甚至还在新宪法中规定，“未来的国家是邦联而不是联邦”。

可即便如此，戈尔巴乔夫做出的一系列“努力”，根本无法挽救国家大厦将倾的局面。以中亚五国为例，在1989年7月—1990年5月期间，相继通过了新的语言法。根据新的法律，主体民族语言的国语地位被全面落实，俄语降格为“族际交际语”。

随着局势的持续恶化，这种民族情绪成为了民族分裂运动的导火索，最终让这个庞大的联盟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需要指出的是，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一直充当着引领这股风潮的“急先锋”。

反对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民众

尾声

学界普遍认为，假如苏联能够循序渐进地修改宪法，比如对原有的联邦制进行调整、逐步取消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以及可以退出联盟的条款，在强调建设“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保证增进不同民族交流的同时，加强俄语教育，或许能最大限度缓解非俄语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思潮。

但是，苏共中央对民族语言的“过度重视”，使得颁布的诸如“强制推行俄语教学”等一系列举措，不仅激起了少数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情绪的反弹，更成为了苏联解体的导火索之一。

“波罗的海之路”运动

不客气地说，苏联从来就不是一个“坚不可摧”的联盟。原因很简单，在这个疆域辽阔的联盟当中，身为国家“中央民族”的俄族与其他非俄族之间，在政治、文化等领域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令人遗憾的是，俄族对少数族群的态度并非是包容，更多的是偏见与排斥。其结果就是，伴随着国家机器的逐步失灵，联盟走向分崩离析是历史进程的必然。

最后想说的是，民族认同不等于民族分离主义，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一定会有自己的民族认同。过分强调语言的作用，希望通过强制推广主体民族语言教学来加速“民族融合”的举措，只会更容易引发少数民族民族情绪的反弹，进而强化客观存在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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