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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科技现代化及其经验启示

  中国式科技现代化是在推进科技自立自强进程中探索出的一条成功路径,是科技与社会相互作用、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既遵循了科技发展的一般规律,又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既包含了对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反思,又彰显了中华文明守正创新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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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它体现为科学知识与科学方法的普及、技术引进与创新及其推广应用,是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中国式科技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回顾新中国科技发展的历程,探讨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及其经验启示,对于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积极的实践价值,对于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各自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历程

  新中国的科技现代化始于1949年,大体经历了奠基与成长(1949-1977年)、开放与转型(1978-1994年)、结构调整(1995-2005年)、体系构建(2006-2015年)、范式创新和引领(2016年至今)五个主要阶段。科技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密切相关,展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境和繁重的建设任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及相关科学社团和科研机构,吸引海外留学人员,着力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新中国科技事业逐渐起步。与此同时,采取同苏联合作的科技发展策略,学习其先进技术,引进了156项重点工矿业基本建设项目,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在这一阶段,我国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科学技术体系,为科技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随着解放思想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科技现代化进入转型时期。邓小平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国家加大了对科教事业的投入,恢复了高考制度,发展研究生教育,培养了大批优秀科技人才。同时,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选派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在这一阶段,我国抓住了新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相继实施了863计划、攀登计划等一系列重大科技专项,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进入21世纪,我国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进一步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科技“五路大军”(中国科学院、高校、产业部门、地方科研机构、国防科研机构)得到全面发展,建立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用资”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同时,我国还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不断提升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地位。这一时期,中国在高铁、航天、新能源、信息科技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科技现代化进入面向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阶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提出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这一阶段,我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战略,探索“人本科技”发展范式,将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倡导科技伦理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科技文明新形态,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实现了新的技术突破,全面提升了我国科技实力。

  回首过往,中国式科技现代化充满了挑战与艰辛,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国家始终把优先发展科技作为推动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展望未来,中国式科技现代化将继续沿着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前进,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持续提供新动能。

  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内涵与特色

  中国式科技现代化是我国科技创新发展、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独特方式。基于发展阶段、建设需求和制度优势等基本国情,中国式科技现代化既有世界各国科技现代化的共性,又有自身的鲜明内涵与特色。

  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党对科技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科技发展中国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积极响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把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向科学进军” 到改革开放后的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到新时代的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党的领导确保了科技发展始终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中国式科技现代化沿着正确的方向稳步前进。

  “科技为民”的价值导向。中国式科技现代化把人民的需要作为科技发展的立足点,坚持科技创新紧贴社会民生的现实需求,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现代化的动力,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进步的基本价值取向。如脱贫攻坚中的科技下乡制度、疫情防控中的大数据应用,都展现出技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科技现代化作为谋取超额剩余价值与“剥削工具”的价值导向具有本质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科技现代化的国家意志与人民利益、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一致性。

  “举国体制”的赶超模式。现代科技发展已从“小科学”时代转入“大科学”时代,整合各方力量组织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是当代世界科技创新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协同攻关。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发展。在“举国体制”下,中国式科技现代化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实现了后发赶超。

  “自主开放”的发展方针。我国始终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相统一,一方面强化国家战略导向,优化创新资源配置,确保关键技术自主可控,把科技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注重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充分吸收和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科技成果,推动科技创新的跨越式发展,推动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型科技创新生态,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经验启示

  中国式科技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比如,通过自主研发成功实现了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等重大突破,成为世界航天强国之一;在人工智能、北斗导航、量子通信、电子商务等一些关键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科技成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不断提高;高素质科技人才队伍的规模不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成功实践给我们如下经验启示:

  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科技现代化必须立足国情,走自主创新之路。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国情和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中国推进科技现代化的战略方针与规划也随之做出相应调整。只有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科技现代化才能按照明确的目标、方向和路径快速推进。

  遵循科技现代化的客观规律。科技现代化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需要特定的发展条件。一方面,需要提供充足的保障与支持,避免违背科技发展规律的决策,确保科技现代化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推进科技现代化又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力求各领域的均衡协调发展,把握好科技现代化进程中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

  重视科技现代化的基础支撑。科学研究与技术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和高素质人才的支撑。国家应优化资源配置,持续加大投入,确保大科学装置等科研基础设施的先进性和可靠性。同时,注重基础设施的开放共享,推动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形成协同创新的良好氛围。

  坚持“人才第一”的发展理念。着力发挥人才对科技现代化的关键作用,坚持把人才作为科技第一资源优先开发,把人才作为第一动力重点建设。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再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战略,“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贯穿始终,成为推动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根本保障举措。

  注重科技与社会的协同发展。中国式科技现代化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科技向善的建构性转化。强调以科技进步促进社会发展,以社会发展支撑科技创新。一方面,科技的发展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有力手段;另一方面,社会的需求和支持也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动力和保障。实践中,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政府、企业、公众形成了同向合力。政府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企业积极参与科技创新、社会公众对科技的关注度和认可度不断提高。

  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未来展望

  当前,中国式科技现代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比如,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仍存在“卡脖子”问题,一些重点学科基础研究相对薄弱,科技人才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不够紧密等。面对这些挑战,深入推进中国式科技现代化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激发科技现代化的内驱力,构建充满活力、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系统。应进一步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鼓励自由探索与跨学科融合,为科技创新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推动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打破壁垒,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提升中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此外,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激发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环境。

  中国式科技现代化是在推进科技自立自强进程中探索出的一条成功路径,是科技与社会相互作用、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既遵循了科技发展的一般规律,又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既包含了对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反思,又彰显了中华文明守正创新的智慧。站在新科技革命的历史关口,中国式科技现代化正在探索实践技术发展与人本价值、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国家利益与人类福祉相统一的新范式。这种探索不仅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路径的东方解答。

  【作者王伯鲁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史少春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研究”(24LLZXA096)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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