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人才奇缺，王春才这批年轻人成为建厂骨干。他在担任基建科长、党支部书记时，带着400余人的技术建设队伍常年住在工地。在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的艰苦条件下，王春才带领大家克服自然、生活、工作各种困难。背水泥、卸木材，干的都是苦活累活，爱人见他又黑又瘦，心疼不已。“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安排，努力建设新中国，是我们共同的信念”，这是王春才的质朴心声，也是数百万三线人的奋斗写照。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助中国156个建设项目。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前身）将苏联援助的4个电子厂——784厂、715厂、719厂、773厂定点在成都东郊。1956年初，厂领导将王春才从基建科抽出，担任苏联专家格·阿索特尼柯夫的助手。王春才跟着这位教授级的建筑学专家学习了3年技术，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被召回，对于这位良师益友，王春才至今难以忘怀。半年后，在厂领导的支持下，王春才将苏联专家的技术建议和讲课内容进行整理，编写成《格·阿索特尼柯夫专家建议汇编》，在系统内部发行学习，促进技术人才的培养。
1964夏天，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调整第三个五年计划，加大国防三线建设的资金投入，三线建设被放在第一位。随后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和西南局国防工业办公室，从各地抽调人加入。经第四机械工业部推荐，王春才被抽调到西南局国防工办基建规划处工作。那时的建设方针是“靠山、分散、隐蔽”，把工厂建在大山深处，所以三线人远离城市和亲人，整天在荒山野岭中战天斗地。1966年2月，王春才陪中共中央西南局国防工办领导田栋梁、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高峻及其秘书陈国志在四川广元081基地建设现场蹲点，住在席棚里3个多月，“当地的风沙特别大，被子上总积有一层厚厚的沙土，大家将头埋在被窝里才能入睡”。1972年，王春才陪成都军区茹夫一参谋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国防工办主任蒋崇璟到四川省青川县789厂检查工作，“我们住在青川县招待所，被子上有虱子，领导们就带头脱光衣服睡觉”。领导们艰苦朴素的作风给王春才留下深刻印象，经历创业初期的各种艰难，王春才真正了解了三线建设的意义。
1983年，三线建设开始调整，覆盖全国13个省（区），涉及28个行业，前后延续28年。调整初期，王春才调到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任规划二局局长，与国务院三线办的同志长期在地方调研，对困难企业进行关、停、并、转、迁的审查甄别和鉴定。1994年5月，王春才担任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与张培坤、吉大伟一起，为三线调整企业服务。为解决三线企业困难，王春才带领三线建设调整小组多次向财政部、税务总局汇报情况，固守北京跑下退税优惠政策，为三线企业累计退税140多亿元，推动了三线调整工作的进程。退休后，尽管不在一线，王春才依然关注三线调整情况，并开启三线研究的新历程。
1999年，王春才突发脑梗塞，3年后才恢复健康。这次生病，使王春才明白，趁现在身体还可以，必须加快撰写三线建设的历史，抓紧把知道的人和事写出来，让更多人了解三线建设，否则哪天突然走了，就会留下太多遗憾。基于这种想法，他全身心投入研究和撰写三线事业历史中，着手大力宣传三线建设。采访三线建设老人，走访三线建设旧址，王春才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功夫不负有心人，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厚的回报。近年来，他出版了多部著作，尤其是《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大西南》一书，成为首部反映彭德怀在三线工作经历的著作，再现了彭德怀元帅的音容笑貌、高尚情操及铮铮铁骨，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
1965年11月30日，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彭德怀顾全大局，为了国家安危，担任西南局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上任伊始，彭德怀听取有关部门汇报后，他以军事家的眼光，提出西南三线建设要突出“一点、一线、一片”，一点指的是攀枝花攀钢大型建设项目，一线指的是成昆铁路，一片指的是贵州六盘水煤炭建设基地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基地等配套项目。彭德怀强调要突岀重点，排纵队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虽然只在任一年多时间，彭德怀却以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巡视了几十个县市、几十个大型三线工地，解决了不少建设难题。由于工作关系，王春才在这段时间能经常近距离接触彭德怀。
和彭德怀一起看电影的经历一直令王春才记忆犹新。那是1966年9月15日晚上，与会人员在锦江宾馆看电影《战上海》，王春才碰巧与彭德怀一起坐在第12排。服务员递给彭德怀一杯茶水，彭德怀客气地把水杯让给王春才。当看到影片中解放军冲锋的场面，彭德怀跟王春才说：“不是这样冲法，这是要吃亏的……”这位平易近人的元帅给王春才留下了深刻印象。王春才永远记得彭德怀在永兴巷和玉沙路背着手、看批判自己的大字报时的场景，英雄迟暮的身影让人深感心痛。他在心中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用笔墨再现彭德怀在三线晚年的岁月。
积累素材20年后，在众多老同志支持下，王春才采访了近百位知情者，于1986年10月开始撰写长篇报告文学《彭德怀在三线》，叙述了彭德怀忍辱负重，在大西南任职期间工作、视察和生活的情景。中央军委《彭德怀传记》编写组顾问、彭德怀夫人浦安修在301医院为该书改稿并题词：“人间毁誉淡然对之，身处逆境忠贞不矢。”张爱萍将军为该书题词：“逆境受命气犹壮，为民为国心无私。”中央军委《彭德怀传记》编写组顾问、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保卫延安》一书作者杜鹏程身患中风，颤抖着手为该书题词：“彭德怀同志在三线工作，还未见著作文字记载。《彭德怀在三线》填补了这个历史空白，是传记的重要补充，对读者有重大教育意义。”
1994年，《彭德怀在三线》被改编成电影剧本，经中央重大影视题材领导小组批准，北京电影制片厂与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摄制电影《彭德怀在三线》。电影获文化部授予华表奖提名奖，被四川省评为“五个一工程”奖。2008年，在彭德怀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之际，四川人民出版社第四次修订再版，并将书名改为《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大西南》，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和凤凰网进行连载。彭德怀的三线岁月受到社会重视和读者好评，王春才由衷高兴，“学彭总、写彭总是我应尽的责任，能为后人学习研究三线贡献珍贵史料，是我人生中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之一。”1998年，女作家原郁在《中国军工报》发表文章，称王春才是“为彭德怀补碑的人”。
“三线”二字，在新中国历史上曾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词。三线人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但由于保密原因，三线建设的巨大成就，三线人艰苦奋斗、拼搏奉献的精神，未能得到很好的宣传。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三线建设开始进行调整、改造，三线建设的神秘面纱也随之被揭开。但提起三线建设，许多人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甚至将“三线办”说成是管退居二、三线干部的管理机构，也曾有人将“彭德怀在三线”改写成“彭德怀在三八线”，把彭德怀的西南三线经历误解成在朝鲜三八线的事情。王春才认为，研究和传承三线已变得十分紧要。
1991年，王春才主编《中国大三线报告文学丛书》，主张由三线人写三线人、三线事。1999年，王春才协助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四川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主编《三线建设铸丰碑》，将读者带入热血沸腾的年代，再现峥嵘岁月里的艰苦奋斗与卓越成就。他的个人著作《日出长江》《九九艳阳天》《巴山蜀水“三线”情》等，都是由积累多年的三线素材创作而成，很多故事都感人肺腑。
提到《日出长江》的创作背景时，王春才难掩激动，往事历历在目。1994年11月23日，湖北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主任李庆、孝感市委书记邓昌德、市长曹世佑陪王春才与孟渝到安陆县考察核工业309大队险情，队长宋忠飞、副队长潘广焱带领他们参观生产民品的平房、队区。这个地方缺水，是雷击区和血吸虫病区，当王春才见到患病工人大着肚子还在岗位上工作，生活条件艰苦，座谈时他控制不了感情，低着头哭了。他想起1953年在扬州读书时患血吸虫病的痛苦经历，很同情找铀矿的国家功勋队职工，深受教育。几年后309大队脱险搬迁到孝感开发区，队长潘广焱向王春才介绍调迁后的喜人变化，于是王春才又拿起笔，写下颂扬他们的文章。
经历较长时期酝酿，在王春才推动下，2014年3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正式成立。该会的成立极大推动了三线建设理论研究的纵深发展和群众性三线文化活动的开展。近年来，广安、攀枝花、六盘水、遵义和大邑等地纷纷筹划、建立三线建设博物馆，为三线建设这段历史保存珍贵的历史物证。在这些博物馆建设中，王春才付出不少心血，并捐赠了许多宝贵的三线文史资料，为三线文化的传承作出巨大贡献。
“写稿出书，校勘核改，的确很累人。但能为后人了解三线、研究三线多留下一些东西，这是我心甘情愿去做的事。”作为三线建设的参与者和研究者，王春才一生都围绕着三线建设奋斗。“一生专注一件事”，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亦是个人追求的极致表达。如今，前行的脚步不止，“三线”的故事仍在续写。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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