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将陈璘丨陈璘文化的历史和当代意义

2014年7月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韩国时，在首尔大学发表的演讲中专门谈到：“400多年前，朝鲜半岛爆发壬辰倭乱，两国军民同仇敌忾、并肩作战”，还特地指出：“明军统帅陈璘今天还有后人生活在韩国”。这个重大消息，当即在世界上，尤其是在中国与朝鲜半岛引起强烈反响。

习近平主席所说的这次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在四百多年前我国明朝万历年间。当时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掌握海上霸权，猖狂对外扩张，对我国及沿海诸国大肆骚扰，当时称其为日倭侵犯。1592年，日倭发动侵略朝鲜战争，近20万日军在釜山登陆，分三路进攻汉城（现首尔），朝鲜面临亡国危险。朝鲜国王被迫退到中朝边境的新义州，多次请求明朝出兵援救。明朝当时亦受到日倭侵犯威胁，与朝唇齿相依，便决定派出援军赴朝，共同抗倭。在这支援军中的海军主力，是陈璘率领的广东水兵。陈璘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赴朝参战。1598年8月，丰臣秀吉病死，遗命从朝鲜撤军。时任明朝水师提督的陈璘，最先获悉日军撤退的情报，决定在露梁以西海域阻击日军。1598年11月19日，在陈璘率明军主力与朝鲜水师名将李舜臣联合夹击下，焚毁日军大部分战船，给侵朝日倭以歼灭性打击，取得这场海战的辉煌胜利。

习近平主席所说“陈璘今天还有后人生活在韩国”的历史真相是：陈璘胜利回国后，朝鲜国王向明朝皇帝为陈璘请功。明朝亡后，清朝实施剿灭前朝旧臣后裔政策，陈璘之孙陈诏（字泳溸），为躲避满清朝廷追剿，率领家族部分成员从南京出发东渡黄海，到达陈璘抗倭故地——朝鲜王朝古今岛（该岛是当年陈璘设立水师都督府的地方），在设有陈璘塑像的玉泉寺附近村庄，定居下来，一直受到朝鲜朝野维护，繁衍后代。根据韩国广东陈氏族谱的记载，陈璘后裔陈凤仪等3人在汉城参加朝鲜王朝为此特别设立的武科考试，并被授予官职。直至2013年12月，陈璘第14代曾孙、韩国广东陈氏宗亲会会长陈邦植还回乡祭祖，可见陈璘留在韩国的后代仍与故乡交流不断，血脉长流，结下传统亲谊。

从这两件历史真相可见，陈璘率领的广东水师，是中国最早的出国支援邻国的海军，是与邻国在海上共抗侵略并取得伟大胜利的首创者，具有在海洋文化中开创邻国共抗侵略的历史意义，值得特别重视。因为在学术界的观念中，对于海洋文化，一般偏重理解为只是海上的和平交往与经贸往来，忽视其中有国际之间的利害冲突，尤其是发展为侵略与反侵略的军事冲突的一面。陈璘当年在朝海战大捷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揭开了海洋文化这一方面的本质和历史，取得了具有千古意义的历史经验。20世纪50年代初的抗美援朝战争，实际上就是海洋文化这方面本质和历史的再现。所以，陈璘的这场赴朝抗倭海战，是很有历史和当代意义的。

从这两件历史真相还可以看到，陈璘和他的后代，是中朝人民传统友谊的开拓者和坚守者，其经历四百余年、持续14代的历程和历史经验，是海洋文化中邻国之间睦邻友好、同舟共济关系为另一方面的体现。所以，可以说陈璘文化是将海洋文化的两个方面特质和历史都同有体现的一种文化。

值得特别重视的是，习近平主席是在2014年7月首次访问韩国时，将陈璘在历史上援韩抗倭与当今仍有陈璘后人留在韩国生活这两件事并列提出来的，这就意味着是在当今世界形势下，尤其是在中韩两国的关系上，需要重申并弘扬这两件历史真相所体现的海洋文化两个方面的特质和光辉历史，即陈璘文化所内含的共同反侵略和传统友谊的海洋文化历史经验和精神。通过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韩的“邻居加朋友的战略互信旅程”，中韩两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在习近平主席刚提出建设“一带一路”之初，韩国成为首批参与合作的国家之一等光辉成果，正就是习近平主席重申陈璘这两件光辉历史经验和精神的成功体现，也是把握海洋文化两个方面特质的成功体现。

从珠江文化的视角上看，陈璘率领广东水师赴韩抗倭并取得辉煌胜利事件，正是历来不受注重之海洋文化特质，尤其是海洋军事文化的优势方面得以充分展现之实例。当时陈璘率领的广东水兵有5000名，战船500余艘，是赴朝参战的水师主力。在当时是一支不小的海上武装力量，而且还可能是全国最强的地方海上水师力量，否则，为什么不派邻近朝鲜的渤海、东海的水师，而远派南海陈璘率领广东水师呢？可见当时的广东有较强的海上武装的军事观念和实力。这种观念和实力，正是具有特强的海洋文化邻国共反侵略的特质和实力的体现；而这种特强的特质和实力，又是与明代广东具有特强的海洋经济文化的特质与实力成正比并相互辉映的。蜚声世界的中国征服海洋的壮举——郑和七下西洋，都经广东南海海域出洋，并且第二次是从广东港口出发（史书未载具体港口）；前些年在粤东海域出水的“南澳1号”，以及最近在粤西吴川海域发现的古沉船，都满载着明代海上丝路的大量瓷器，即是这方面特强海洋经济文化特质和实力的体现；这些辉煌的历史和实绩，正是陈璘率领的广东水师所体现的广东海上武装的军事观念和实力的经济文化基础，并且互成正比、相互辉映之佐证。显然，陈璘文化所体现和代表的这种文化现象，在历史和当今时代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纵观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主要有三部历史：

第一部：从民族学上说，是民族之间反复对撞交融的历史。从轩辕黄帝与神农炎帝由涿鹿大战的融合而开创的华夏族之后，几乎每个历史时期或每个朝代，都是因民族之间的对撞融合而更替，或者是都具有民族之间的对撞融合之重大历史事件的；这种对撞交融的更替现象和事件，大都是通过战争或以和平手段，取得两种结果，一是在对撞中融合，二是在融合中又分裂而再对撞。例如，在原始时期，炎黄二帝从对撞而交融为华夏族后，又出现了蚩尤的对抗，经黄帝镇压下去，逃至南方，直至贵州，变成了苗族，此后一直在各个朝代都有其与华夏族演变的汉族对撞交融的事件。尧、舜先后接黄帝位后，都时有与苗族对撞交融的事件发生。据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记载，舜接尧位后，继续驱赶苗族至西北边疆，同时又收抚南方“交趾”——即当时开发南方的百越族，由此，既持续与蚩尤后裔苗族的对撞，又开始了与南方百越族的融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长城抵御匈奴，派五十万大军南征百越；汉武帝派班超通西域，又派大军灭南越国，在广信（今封开、梧州）建交趾部统岭南九郡；晋代因民族抗争而分东西晋，又再分南北朝；而南北朝也因民族之争而分别改朝换代；宋代因民族纷争造成北南两宋，随后被元朝所灭取代；此后明清两朝的更替，也都在于民族之间对撞交融历史规律的演变更替。至于在历史上，尤其在地方历史上的民族纷争事件的评价，也应当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从这总体规律上分析其功过是非，其事件如此，对事件的主政者和主事者也当如此。

第二部：从政治学上说，是以农民起义促使改朝换代的历史，从秦朝陈胜、吴广到明朝的李自成、张献忠，大都是因农民起义而促使当朝政权的灭亡。值得注意的是，每次农民起义的结局，都必然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即成功者做皇帝，如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等。在正史中，已经占了清朝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皇帝洪秀全，最后是国灭人丧的结束，也只能称其为“匪”或“寇”了。应当看到，过去社会所称之“匪”或“寇”，大都是像《水浒传》所写的梁山泊好汉那样，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造成的。因为对这些因起义或造反失败的“匪”“寇”，应当具体分析，对于将这些失败者镇压下去的事件和主政者或主事者，也应当从其历史条件和历史效果而论析其得失功过。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第三部：从社会学上说，是各种社会与地方势力兴风作浪从乱而治的历史。从总体看来，几乎每个朝代或地方，都发生过社会动乱，大至祸国殃民的氏族或地方争权夺利的战争，如晋代“八王之乱”，唐代“安史之乱”，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等所制造的动乱；小至破坏社会稳定、扰乱社会治安的骚乱，包括社会黑势力、邪教道门、土匪盗贼、兵痞恶霸等所制造的骚乱。历代主政当局对这些动乱或骚乱，采取武装镇压或其他措施将其解决，使社会从动乱转危为安，恢复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如此从乱而治，治后又乱，循环反复，形成了一种社会发展规律，也构成一部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在这历史中，代表主政当局的主事者，其解决动乱骚乱、使社会从乱而治之功，无疑是应予肯定的。

纵观陈璘戎马一生的经历，完全应当在这三部历史，尤其是在明朝史中写上一笔，因为他在这三个方面都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发挥了重大历史作用。1562年是陈璘戎马生涯的起点，当时为了平息潮州地区的叛乱，陈璘响应当时两广总督的号召应募入伍，并颇受赏识。此后的10余年间，陈璘一直在广东地区作战。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潮州、英德等地数万平民起义，陈璘平乱有功，任指挥佥事，后升任广东守备，接着剿灭了土匪赖元爵和岭东残寇。万历初年，陈璘又先后平定高要邓胜龙叛军和揭阳山贼钟月泉，因此升任署都指挥佥事，佥书广东都司。万历二年（1574年）三月，因张元勋部将李诚立攻打潮州府贼寇诸良宝战败，总督殷正茂临时授予陈璘参将职，让陈璘统帅一支部队，平定诸良宝后陈璘被授予肇庆游击将军，调任高州参将。万历四年（1576年）十一月，陈璘任广东罗旁战争先锋官，平定罗旁山瑶民动乱有功，升为副总兵，代理东安（即今云浮市云城区、云安区一带）参将事宜。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陈璘出征朝鲜，立下援朝第一功回国，即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率兵投入贵州的播州（今贵州遵义毗邻贵云川广交界地区）战役，首先击破杨栋梁军，后歼灭四牌、七牌贼军，攻破青龙囤，致使叛军首领杨应龙自焚，取得大胜，即被封左都督，世袭指挥使，并受命镇守贵州，当时苗民已有叛乱苗头，不久开始动乱。时任贵州巡抚郭子章向朝廷请求以兵镇压。于是陈璘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四月，率部一万人平定苗民暴乱，保持了社会安定，为边境治安再立新功，被加赠太子太保，再次荫封为百户。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五月，改派镇守广东，驻军以罗定为首府的“三罗”地区，即当今以云浮为中心的粤西南江流域地带，为和睦俚族、瑶族等百越族后裔，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受到地方群众高度尊敬爱戴。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五月八日陈璘去世。朝廷赐予“祭葬”（国葬的一种），还恩准在陈璘的故乡广东翁源龙田村建造“龙田城”，城内设“太保祖祠”和“太保祠”。

从以上经历可见，陈璘在赴朝抗倭前后，在国内主要是包括两广和贵州云南在内的珠江流域地带的戎马生涯，使命是平定地方和少数民族的动乱。在这些被平定的动乱肇事者中，除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之外，其余可能属于农民起义和社会地方势力者皆有，有待以后专题研究，才能具体分清动乱事件的是非功过。但从总体而言，陈璘的这些经历，都是在当时起到保持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发展作用的，都是在民族、地方、社会的发展中具有历史意义的。同时也说明陈璘在民族文化与地方文化领域，也创造了丰富的对撞融合的历史经验，对历史和当代都具有重要意义和启示。

从珠江文化视角看来，陈璘除在援朝海战和海防的功绩外，主要是在珠江流域地带创下民族融合与地方稳定的功绩，而这两个方面的历史和社会问题，对于珠江流域地带而言，又是极其突出而有重要意义的。因为这个地带，是中国的南方边陲，又是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地，从原始时代被黄帝和尧舜打败蚩尤的后裔苗族，从北方一直被赶到这地带生存；同样是在原始时期从海上登陆岭南的百越族，沿珠江水系西进，分别以南越、骆越、黔越、滇越，遍布广东、海南、广西、贵州、云南各省；但都在以后的历史时期中受到种种围剿驱逐，逐步受到分化、泛化、同化，有的被迫迁移边远深山地区或海外诸国，造成生活地带和族群人口越来越缩减，至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民族和睦政策才得以稳定下来。应当说，陈璘当年在这地带，用武力镇压过苗族和瑶族动乱，但不是灭族残杀，主要是稳定社会秩序，保持地方安宁，使民族之间达到从对撞到融合的目的。所以，陈璘的这些业绩和历史经验，是值得肯定的，对于珠江文化而言是更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因为在广东境内的珠江主干流文化带中，西江主要是广府民系文化带，东江是客家民系文化带，北江是广府与客家民系结合文化带，韩江是潮汕民系文化带，唯广东最古土著百越族之后裔俚族瑶族等，在南江流域的粤西四市尚有较深较厚之遗存，应当以百越族系文化带称之并促其发展为宜。应当看到，这是最古的广东土著文化资源，是蕴藏丰富、极其可贵、开发前景无限的文化圣地和宝库。这块圣地宝库之所以能保存下来，是与陈璘当年主政“三罗”的业绩分不开的，其历史经验也是深有历史和当代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