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之旅 | 从“个体的家”到“革命的家”：近代中国女性的双重解放

原文 ：《从“个体的家”到“革命的家”》

作者 | 中国政法大学    高翔宇

图片 | 网络

“女学既兴女权盛，雌风吹动革命潮”，女性在投身民族社会革命的进路中，伴随着“发现自我”的觉醒，即建构主体性身份的过程。所谓女性主体性，指女性认识到自身作为主体而存在，在追求知识技能、人格独立、经济自主、社会地位的实践中不断提高能动性，发挥历史主动力，既有女性的自我认同，又有女性对其在家庭、社会、国家中的价值体认。从“个体的家”到“革命的家”，近代中国知识女性主体性地位的确认，借助主妇家庭价值的社会转化、就业空间的拓展等多样化路径，以及在民族国家话语的感召下走向革命沙场。

家庭价值创造力的激发，赋予女性再造主体身份一条特殊路径。在传统社会，妇女在家庭中劳动的意义和贡献被漠视，妇女长期被视为“分利者”，困守在“没有工资的家务”领地。民国时期有关“妇女回家”的论争始终此起彼伏。既然家庭是主妇活动最主要的场域之一，一些知识女性便巧妙地利用主妇角色在家庭空间中的重塑，实现主妇能力的社会性转化，将妇女在家庭中的“生利”嵌入社会和国家利益的范畴，从而形成重构女性主体身份的方案。

民国初年兴起的“改良家庭”论，主张将女子安置于改良家庭的坐标，涉及改良家庭与改良社会、女子道德、女子教育、新贤母良妻形塑等内容，有助于丰富女性的价值维度，从家庭贡献的层面提升女性的价值认同，成为连接家庭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理论典范。这种重视主妇家庭决策与创造社会财富之间的潜在经络，积极发掘家庭价值之于女性主体身份的经验，使得家庭可以成为知识女性立言与立身的基础，与男性建功于社会相比只是性别分工后生活场域的不同。

家庭建设在民国时期日益受到重视，出现了培养“模范主妇”的呼声。职业学校及师范学校修订女子家事课程，重在使女学生了解个人价值对于家庭及社会贡献的深切关系。一些主妇以科学化的家政学经营现代化的家庭生活，参与到家庭经济资源的支配中，并拥有一定程度的家庭决策权，如制造家庭的预算表、管理家庭日记账、分析家庭收支是否合理、司理储蓄及投资事业等，这意味着主妇角色形塑的开放化。家庭建设理念的革新为知识女性在男权话语的边缘寻求主体地位的重塑，提供了一条迂回探索的路径，并转化为一种争取话语的主动。不过，这些来源于知识女性的主妇，所在的家庭显示出某种阶级区隔，主要局限在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在女性尚未掌握经济自主的情形下，家庭中存在的不平等两性权力关系还附带某种隐蔽性。

与创造家庭价值相比，贡献社会价值更成为女性追求主体身份高扬的愿景。越来越多的知识女性走出家庭，通过谋求职业自主探索塑造主体性地位的出路。不过，知识女性走入职场，某种程度上挤压了劳动力市场中男性的就业空间，加上女性面临着家庭育儿与职场奔波之间的冲突，导致就业中隐形的性别歧视在短期内无法消除。如抗战时期受到局势动荡、经济萧条的影响，各大机关陷入裁员的困顿，女职员首当其冲。市场经济虽为女性创造了就业机遇，但职业女性承受着比男性更严苛的压力，仍须从不同的领域建立互助协作，争取多样化渠道的支持。

五四以来，中国妇女解放的进路上呈现出两条主线交织并进的思想景观，一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启蒙话语，促使“女性本位”意识的阐扬成为至上追求，二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引介和传播带来了阶级话语，文化知识人产生了改造社会的决心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同时探索着妇女解放的“根本之道”，妇女解放从温和的改良学说逐渐显示出阶级革命的激进走向。党派组织的运作机制及其社会动员成为支持知识女性走向革命的动力与向导。在不断向革命道路靠拢的过程中，女青年实现了自我身份与政治身份的双重体认，确立了与时代同向同行的人生信仰。

胡兰畦不甘忍受丈夫及其亲族“虚情假意的欺骗”“横蛮的压迫”，摆脱痛苦的家庭生活，成为她不顾怀孕之身来到武汉投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直接动机。她表示，“我无论是社会上，家庭中，都是受着欺凌……革命是救死的唯一方法，我要生存，我还是要参加革命去，就是死，也要死得值得”。这是胡兰畦在当时唯一解放自己的路，她作为军校的首批女兵，在国民革命中实现了自我价值的超越。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知识女性走上革命的征途，出于家庭与社会各方面逼紧情势下的走投无路，而“离家”到“革命”意味着获得自由之身，改变她们的婚姻命运、经济地位、政治身份，重建女性的主体价值。

中央妇委的同志与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妇女代表合影

与此同时，知识女性的性别气质获得了开放化建构。冯铿、谢冰莹等从军女性以“男性化”姿态出场，展现雄浑的外在气质，并非男权制与父权制的被迫规训，而是女性基于本质主义的社会性别认同，破除了传统社会对女性娇羞柔弱的刻板印象。革命与恋爱的模式推动着革命阵营中浪漫主义的风气形成，谢冰莹阐释了“革命化的恋爱”这一路径，“要将爱人平日弹的悠扬琴声，当作‘努力前进’的命令，要将爱人发出来的清婉歌声，当作‘冲锋杀敌’的口号”。

上海和延安是中共革命运动中具有典型性的政治地理空间，某种程度上是承载知识女性命运沉浮的“地”之根源。“来到上海”成为不少知识女性成长史的命运转折。中共革命便是从上海孕育而生，“左联”成为进步知识女性确立革命主体地位的摇篮。这座国际大都市拥有纵横交错的人脉资源、政治资源、思想资源，海纳百川的政治文化气度，催生了特殊的地缘政治空间。

延安成为进步知识女性向往的“革命的圣地”，宝塔山、延河水、秧歌、纺车，种种意象被赋予了乌托邦的色彩。知识女性满溢着“到延安去”的热忱，冲破艰难险阻，走过跋山涉水之路，并实现了从“个体人”到“革命者”的身份转型，再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跨越。这缘于她们对国统区统治的失望，也与急切想要摆脱追求真理路上的苦闷与彷徨相关。受到《西行漫记》感染的陈学昭，舍弃了“名门小姐”的生活来到延安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她称，“这个地方有这样一种新鲜空气，完全与国民党所统治的地区不同……他们都有一个坚定不拔的信念：凭人类自己的脑和手是一定可以建设起人间的理想天堂”。战时延安是中国抗战的中心之一，“到延安去”是一个响彻云霄的时代口号，也是黄土高原上一道迷人的历史风景，同时成为知识女性无悔的人生选择。

“姐妹情”与“阶级情”相伴相生：女性主义者在“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影响下，凭借性别意识建构一种具有民族性、革命性的“姐妹政治”；“姐妹情”在革命阵营的存在，有助于挖掘“阶级共鸣”以外的“妇女共鸣”。

“革命之家”为女性在原生家庭以外创建了另一个“家”，也为她们提供了赖以依靠的精神庇护，使出走的“新女性”在挣脱家庭、离开校园之后，依然可以建立亲密信任的情感认同，包括对革命政权的认同、领袖认同与民族认同。“革命之家”还为女性爱情设置了“革命+恋爱”的公式，“战友”“同志”“知己”的话语赋予两性权力关系及身份地位平等的文化向度。从“爱人”到“同志”称谓的变化，从“同性情谊”到“同志情谊”概念的流变，蕴含的不再单纯是身体与情爱的相互吸引，而是一种同质化的革命理想。“革命之家”的制度保障更切近关怀妇女的利益，助力女性主义启蒙与赋权。

总体而言，革命道路是观照知识女性人生际遇的重要窗口，主体身份的重建是知识女性找寻精神归属与价值信仰的关键指标，新旧文化分野的形影相随是考察知识女性思想脉动不可忽视的条件，这连缀着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的互动景观，由此建构女性在近代中国战争与革命时空下丰富多元的历史经纬。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42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