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7日，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叶纯芳老师，在日本因病去世，享年五十六岁。叶纯芳老师1969年生于台湾，后求学于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曾先后师从于许锬辉、林庆彰等先生，后曾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任教多年。
叶纯芳老师的生命主题，或许可用“读书”二字来概括。三联书店2018年曾推出她与乔秀岩先生合著的《文献学读书记》《学术史读书记》，他们在书中写道：“自己琢磨着，只有‘读书’这一平凡无奇的老词最适合代表我们所做的事情。”在研治经学这一专深学问时，她一直用贴近文本的方式去探索古人的思维过程；在原本枯燥的工作中，依靠“读书”而找到乐趣。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哪怕病痛折磨，相信她也一直记挂着“好好读书”。
小叶子老师，一路走好。
叶纯芳（1969年11月—2025年3月7日），生于台湾台北市，毕业于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班。曾任东吴大学、台湾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著有《孙诒让〈名原〉研究》《孙诒让〈周礼〉学研究》《中国经学史大纲》，与乔秀岩合著《学术史读书记》《文献学读书记》。
《学术史读书记》前言
文丨叶纯芳
十多年前，外子桥本、我和目前任职山西师范大学的张焕君、台湾中正大学博士班刚毕业的黄智信，因分别研究《周礼》、《仪礼》、《礼记》、礼制，志同道合的我们，在山西临汾结拜为四兄弟，许下承诺，一生要为礼学研究贡献我们四人的心力。
叶纯芳老师在北大任教时
当时我们都是三十多岁的热血青年，有着数不完的理想，想要用我们的双手一一实现。十多年过去了，其间，桥本和我结为夫妻，也和焕君、智信在北京大学共同执行了“朱熹礼学研究——以祭礼为中心”的项目。并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出版了我们从日本静嘉堂抄出来的《杨复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得到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台湾图书馆的帮助，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影印宋刊元明递修本仪礼经传通解正续编》；更结集了十多位学者对朱熹及其弟子礼学的研究，在中华书局出版了《朱熹礼学基本问题研究》论文集。这两年，四人虽然天各一方，但是都不曾忘记我们的初衷，仍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贡献着一己之力。
现在，三联书店要出版桥本和我两人的论文集了。这是第一次，将我们两人在这十多年当中所写的文章集结成书，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我们非常期待这两本论文集的出版。
《文献学读书记》与《学术史读书记》
论文集分为两本，一是《文献学读书记》，一是《学术史读书记》。其中，外子桥本单独撰写的文章，是在2013年台湾出版繁体字版《北京读经说记》的基础上，添加了这几年所撰写的文章。这些年，我们尝试共同翻译早期日本学者的经学、文献学研究的文章，这种合作的方式意外地让工作更加迅速，也培养了两人的默契，更能够理解彼此的想法。于是，我们也开始以合作的方式撰写论文，《金刻本〈周礼〉商榷》《聂崇义〈三礼图〉版本印象》应该算是两个很好的例子。开始我们是分别撰写，后来在讨论的过程中，发现这两篇文章若对照来看，恰好是探讨宋金元南北方刻本关系很好的例证，于是调整做法，由两人合撰。而这两篇的撰作，完全是因为张焕君邀我们到山西师范大学参加“晋学文化研讨会”这样偶然的机会，我们以平水刻书为发想，撰写出了这两篇很有意思的文章。2013年冬，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举办“台湾经学研究（一）——明郑时期-日据时期”研讨会，邀外子桥本和我参加。此前，我曾在“国科会”人文学中心博士后任职期间，参与举办“《日治时期台湾儒学参考文献》（林庆彰先生编）读书会”，在这个时期，台湾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儒学家的人不多，其中郭明昆让人感到很奇特，故撰写《郭明昆的生平与〈仪礼·丧服〉研究》一文。三十九岁早逝的郭明昆只留下一部由友人帮忙搜集编纂的论文集，整部书以日文撰写，当时我还是日文的初学者，必须依靠翻译本，然而因为译者对《仪礼》的陌生，导致了随处可见的错译。趁此次机会，外子桥本和我再次合作，将此文改写成为《郭明昆汉族称谓研究的独特性》。历来学者对汉族称谓的研究，大都采用《仪礼·丧服》《尔雅》来作为核心资料。我们找到与郭明昆同时期研究汉族称谓、使用相同核心资料而获得好评的冯汉骥先生的成果，来作为检视郭明昆研究的对照。最后发现有汉学基础、接受日语教育、通过英文书刊学习西方人类学方法的郭明昆，却比留学美国，受到人类学完整训练的冯汉骥的研究做得更加细致、严谨，让我们惊叹！会后，“中研院”欧美所的洪子伟教授来找我们，表示这次会议是专程来听《郭明昆》这篇文章的，并希望我们能够参加翌年五月欧美所举办的“存在交涉——日据时期的台湾哲学”研讨会。因为我们在北大历史系都还要上课，所以只能采取折中的方法，我们回去重新撰写了文章，请洪教授代为宣读，最后才成为本书收录的《郭明昆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接受与利用》一文。郭明昆留下的著作，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光芒。好的作品，即使短暂地被时代所遗忘，但不会永远被埋没。
想起外子桥本常常说我在台湾接受过正规的经学训练，是经学的名门正派，他自己则是半路出家，大家看他好像喜欢发异论，但不会认同他的说法。不过，正是这种没受过正规训练的环境，让郭明昆跟外子桥本都注意到我们认为理所当然而忽略的内容，才是问题的关键，提出让我们处处惊艳的想法，就像《〈孝经孔传述议读本〉编后记》中的“唐玄宗的‘文化大革命’”一节。长期以来，经学史的著作对由唐至宋经学转变的解释都不能让人完全信服，这篇文章以为关键在于我们对唐玄宗的种种作为是如何认定的。唐玄宗给儒、释、道三部重要经典《孝经》《金刚经》《道德经》重新作注，又令《孝经注》刻石；命人校改《尚书》文字；调整《礼记》中的《月令》，并令加注；编订《唐六典》《开元礼》……这种种作为，让人以为唐玄宗重视传统文化、重视孝道、重视儒家、重视经学，我们则否定了这种常理判断，文中举出许多证据来证明这个想法，在这里先向读者卖个关子。这本论文集中，首先想要推荐给读者的就是这一篇。
《孝经孔传述议读本》
只要识字，或许就愿意打开书本。书，人人会读，可为什么我们要将论文集名之为“读书记”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思索与讨论、也常被学生问到的问题，就是“理解经书的方法”。这两本《读书记》，可以说是我们的答案。而且，我们觉得这样读书，是一件特别有意思、快乐的事情。经书在古代之所以称为“经”，是因有神圣不可易的地位，虽然并非完全无错简、错字，但是经书中诸多问题至今已是不能解且不可解的事实，我们必须要接受。大体上目前我们读到的经书，和东汉及以后的经学家们所读到的并无二致，而他们想尽办法根据这不可易的文本，提出了可以解释的方法。我们想做的、能够做的，就是试着理解古人，探索他们何以如此解经，为什么不那么解经，然后自然而然串联出经学研究的历史。对我们来说，经书的魅力，在于历代经学家对经书的解释方法，不在经书本身伦理道德的规范或经世致用的使命。而在逐步寻求蛛丝马迹的过程中，甚至可以得到媲美看推理小说的畅快感。
叶纯芳老师与北大学生的合影
每写完一篇文章，我们都会相视而问：“某某某会感到满意吧？”是的，相信郑玄、刘炫、朱熹、杨复、孙诒让、郭明昆都会满意。不管是不是错觉，至少我们心里要有这样小小的自信，才敢投稿。这是我们对自己的期许。而让我们能够做出这种追求的，是北大历史系与古代史研究中心的老师们。在以量、以名牌取胜的时代，他们从来没有给过我们压力，要求写多少篇文章、发多少篇在核心期刊上，师友们总是默默地支持我们，耐心地体谅我们，适时地给予我们各种中肯的意见，每一篇文章我们都写得很快乐，也期待读者们能够欣赏我们的这种尝试。
2018年1月8日
《文献学读书记》后记
文丨乔秀岩
没有人不读书，那么叫“读书记”有什么意思？是想要突出我们“读书”的方法。很多人读书，从书中获取自己所要的信息，作为自己思考的材料，这是作为手段的读书。我们的读书是目的，我们为读书而读书，所以在书面前思考，探索这部书在说什么，能从这一段话读出什么意思，要知道这部书、这一句甚至这一个字、这一笔画的所以然。我们乐意承认自己无能，看不太懂书，所以在“读书”上耗精力。不过我们这样“读书”，确实读出了很多有趣的东西，丰富多彩，有滋有味，十分享受，所以希望跟大家分享。
2013年我出过个人论文集《北京读经说记》。书中没有解释书名，让有些人产生误会。那些文章只有在2004年到2012年那一段我在北京时的特殊文化、社会环境中才能写出来，因而冠以“北京”两字，“读经说记”也是“读书记”，只不过将“书”限定为“经说”而已。以前看黄以周说一句“读经难，读经说亦不易”，印象深刻。我不会读经，专门读经说。多亏李猛老师、吴飞老师的热情推荐，可以将论文集混进“古典与文明”丛书中出版，现在将个人论文集改为与叶纯芳两人的论文集，从《北京读经说记》中淘汰三篇杂文，保留其他十四篇，加上后来发表的文章以及叶纯芳的文章共二十篇，分《文献学读书记》《学术史读书记》两册，各收十七篇文章并札记若干条。
《北京读经说记》，万卷楼图书公司2013年
2010年开始，我的北京生活变成我和叶纯芳的共同生活。一开始叶纯芳帮《儒藏》看校点稿，本来是很枯燥的工作，我们却在其中找到了乐趣，几乎每一部书稿都有令人莞尔的发现。如《周易集解纂疏》，中华书局点校本以“三馀草堂”版为底本，用《湖北丛书》本校。其实《湖北丛书》本亦即“三馀草堂”版，用同一版本校对，居然还能出校记，我们怀疑点校者说的《湖北丛书》可能是《丛书集成》排印本。又如《新学伪经考》三联点校本有两处内容无法理解，对校以后发现中间有五百多字的颠倒。要说错简，这五百多字与底本一页的起止完全不同，于是我们做了一个十分荒唐的猜测，怀疑点校者可能拿自己在《出版说明》中贬损得一文不值的古籍出版社点校本为工作底本。去图书馆查书，看到《丛书集成》文字符合中华版出校的《湖北丛书》本文本，三联版颠倒的五百多字正好是古籍出版社版一页的内容，我们不禁对视，击掌而笑。当然也有更多积极、正面意义的发现。文献学如果只能挑毛病，告诫别人不要犯错，而做不出创造性发明的话，实在太无聊，不如不做了。当时我就让她将这种思想连同那些有趣的经验写成一篇文章。古籍好像很庄重，带着一种权威性压迫感，我们面对古籍好像需要严肃恭敬，然本册以此文开头，是想为读者拨去这种沉重感。其实写古籍的人、编辑古籍的人跟我们一样，其中固然包含很多精彩的内容，同时也有更多无聊的、荒唐的，甚至搞笑的因素。
叶纯芳与乔秀岩老师
我们“读书”，除了写文章发表心得外，也为自己编辑适合“读”的书。我对自己写文章、编书的要求目标是：要好玩，要创造，要永久。都不好玩，愁眉苦脸图什么？没有创造，不值得问世。希望最好几百年前、几百年后的人看到我的书都会觉得有意思。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了。回顾以往，十分幸运，这十年来我们编书、写文章都很愉快，而且基本都有创造性因素。最早我跟宋红老师合作编书，出过《明州本文选》《旧京书影》和《毛诗正义》三部书。一开始没什么经验，现在看来不无遗憾。不过《文选》请尾崎康先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说明版本问题，又附录从东京、台北的藏书单位要来的相关版本书影，为读者提供了解版本源流所需的基本材料，这在大陆影印古籍出版事业的历史上，恐怕是创例。《旧京书影》1929年问世，后来一直被学界遗忘，只有少数日本版本学家当作重要资料参考使用。我出这部书之前，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种书，一旦出版，便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能出这种书自然令人痛快。我跟宋老师合写《出版说明》，首次梳理京师图书馆、北平图书馆藏书及编目的大致情况，很多情况在编此书之前我们都没想象过。《出版说明》以《魏书》为例，也向大家提示了“读”图书馆藏书目录的乐趣。还有许多细节，充满发现的喜悦。后来复旦的林振岳兄继续深入探索，情况越来越清楚，看到这种结果，不得不感到能出这部书的幸福。《毛诗正义》单疏本有1936年的影印本，后来一直没有重印本，所以大陆学者很难看到。为此书我搜集了现存所有唐抄残本，一共四种（后来石立善老师告示另外还有一种残卷照相，被我忽视了），都提供了全部书影，其中包括东京博物馆、天理图书馆、高知大学图书馆等所藏，十分难得。编书本来是个人爱好，没有官方背景，也没有经费（后来编的两种书得到了古委会的经费支持，记此致谢），以个人身份跟藏书单位商量，收录那些书影，很有成就感。《出版说明》请当时正在研究《毛诗正义》的李霖兄提供基本材料，在其基础上改写成一个故事，把一部书的历代版本概况比拟为一个人从成熟到衰老的过程，也是一种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尝试。
2023年8月叶纯芳老师在牛津大学做报告
我与叶纯芳一起编书，从2009年跑静嘉堂对着胶卷机抄录杨复《祭礼》开始。长期以来学者混淆通行《续编·祭礼》与杨复《祭礼》，陆心源拿到此书之初即误当作通行《续编·祭礼》的不同版本，后来才发现是孤本。阿部吉雄也曾提醒其价值，而战后一直无人问津。我们抄书抄了三个月，后来打字，校对标点，工作量庞大，主要由叶纯芳担任完成。通过长时间的编排整理，阅读几百年没人看过的书，当逐渐发现这部《祭礼》理论性很强，可以视为朱门礼学的理论总结，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时，我们的兴奋自然不能言表。静嘉堂藏本不能影印，我们希望将来有别的传本发现，所以排版保留了底本的行格形式，除了小字夹行改为直行，都按照底本排列，只要指定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第几字，马上可以核查。这恐怕是空前的排版方式，出版审查不容易过，排版复杂，每次校样都出现新的错误，所以交稿后到出版之前的过程也相当艰难。我们视此书为自己的儿子，小心呵护，耐心等待，使其出世。后来顺利生产，也办过一次研讨会，又由中华书局出版论文集《朱熹礼学基本问题研究》，感到杨复可以独立行走江湖才放心。
《杨复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上中下）》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1年
编杨复《祭礼》的同时，我们也开始准备影印《仪礼经传通解正续编》。此书能看到的影印本除了《四库》之外，只有汲古书院影印的日本刻本。当初打算用东京大学藏本影印，缺页用台湾“央图”藏本配补。不过到台湾“央图”核对胶卷后，却发现这两套几乎同时的明代印本之间，用的版片有不少出入。因为补版情况复杂，所以决定兼用两套印本，其中所有不同补版都要并录。结果有些书页有三四张不同版片印的书影，对了解历代修补很有帮助。影印本同时并录不同补版，恐怕也是创例。书名主动打出“元明递修”也应该是首例，因为“元明递修”一般意味着版本价值低、文本较差，隐瞒不提才是常态。我们对当初原版及元明补版有较全面的了解，相信我们的书可以体现这些变化，所以才敢用这种书名。不过我们编书也是为了自己阅读方便，反过来说，在书还没出版之前，我们自己翻阅还很不方便，只有拿到一部样书之后，再详细调查补版情况，才能厘清大致情形，另外写一篇补充说明的文章。这是情非得已的情况，也说明我们编书的必要性和实用价值。
《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影印八行本礼记正义》也是一部我们很得意的书。《礼记正义》现存单疏只有残本，目前最好的版本是足利学校所藏越刊八行本。然而此帙从来没有影印本，即使在日本都没有印过。经过多年的交涉，取得足利市的许可，首次公布这部最重要的版本，我们自然很愉快。编这部书，拿足利藏本与潘明训影印本并列，这也是影印古籍的创例。足利本与潘本是同一版本，很多地方用同一版片，两套并列岂不重复？非也。版本的变化很微妙，影印的过程很复杂。从编辑的角度，影印本毕竟与原书不同，免不了走样失实，两套书影并排，可以互证。更重要的是，即使同一张版片，后印时也会经过笔画窜改，这些细节，只有仔细对照才能发现。我在《编后记》中指出一二例证，足以证明这些差异的重大意义。重印时的窜改，他们的本意是“改正”，但他们用后世（即当时）的规范意识来“改正”，自然要偏离古书的早期面目，所以古书只能越校越糟，是必然的道理。至于《影印南宋官版尚书正义》《周易正义》两部，都是过去已经有影印本的版本，算是学界熟悉的内容。不过我们重新制版，拿八行本与单疏本拼合，以便对照，也算一种创例。《尚书正义编后记》只是说明基本情况，并无创见，本书没有收录；《周易正义编后记》虽然也没什么创见，因为包含对《礼记正义编后记》的补充，所以本书一并收录。
顺便说明《礼记版本杂识》是2006年上课跟研究生同学们一起读《礼记》的结果。十行本可以理解为余仁仲本中间分段插入孔疏的版本，并非八行本注疏加入《释文》而成，余仁仲本是十行本以下劣质经注文本的源头。这种认识，现在看来十分简单，而当时还没有人想到过。随后刁小龙兄开始校点《公羊注疏》，因为《公羊》也有抚州本和余仁仲本传世，所以请他留意情况是否跟《礼记》一样，结果刁兄证实了我的猜测，也是很愉快的回忆。又，我最近又为福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影印张敦仁影刻抚本礼记》写过简短的介绍，为怕重复，本书没有收录，但自认也有一点意思，请有兴趣的读者找书看看。
《孝经述议复原研究》，崇文书局2016年
《孝经述议复原研究》是继杨复《祭礼》之后，我们一起“生产”的二儿子。中间《仪礼经传通解》《礼记正义》《尚书正义》《周易正义》虽然也都由我们两人编辑，可毕竟都是影印，没有怀胎十月、用心养育的感觉。这部书的主体内容是影印日抄《孝经述议》及辑佚，只要解决版权问题，拿来编印并不困难。不过这样大家都看不懂内容，因为《述议》以《孔传》为前提，而《孔传》在中国早已失传，清代从日本还流，也遭到学界质疑，民国以后绝无版本。好比在看不到毛传、郑笺的情况下阅读《毛诗正义》，只能看其外表，无法深入理解。二十年前我就这样只看《述议》的表面，写过博士论文中的一节，既然要重新出版，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请苏州大学顾迁老师帮忙，仿八行本体例编排《孔传述议读本》作为附录。正式出版后，得到一些朋友们的指教，发现《读本》有很多错字，有的误认日本抄写字体，错得很离谱（《读本》经过我反复改动，最后的文本只能由我负责，顾老师被人错怪，也很抱歉）。尽管如此，《读本》编排我选择了自认最合理的方式，自己暂定文本，不出校记，自己十分满意。《读本》本来期待读者自己动手校读，这样才有“读书”的乐趣。刻意编出“无误”的文本，期待众人学习，那是政治宣传，离“读书”最远了（我不敢文饰自己的失误，将来有机会重印，自然要尽量消灭无谓的错误，使《读本》变得更好用）。在编辑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孔传》暗袭《管子》的情况以及《述议》掩饰这一情况的各种说法，开始思考《孔传》的来源问题。关于隋代的思想状况，除了王通、颜之推、陆法言、陆德明等个别人物相关的讨论外，以往只有Wright的《隋代思想意识的形成》一文可以参考。叶纯芳翻阅史料，发现隋文帝时的思想状况，作为出现《孔传》的背景十分合适。二十年前我通过与《毛诗正义》等的比较，论证《孝经述议》确实是刘炫作品，不可能是伪书，现在看到《述议》掩饰《孔传》瑕疵的情况，就知道今本《孔传》就是刘炫看到过的内容，也可以推测晋宋时期流传的《孔传》恐怕还没有掺入《管子》，今本应该是隋代第一次出现的。我们不认为自己的看法可以作定论，不过就所及范围内进行观察，形成这种猜测，目前最为合理，所以提出来供读者参考。因为学术史上的意义比较大，所以《孝经述议编后记》连同杨复《祭礼》的《导言》都编进了《学术史读书记》中。
作为一名读书爱好者，我对版本一直有浓厚的兴趣，但从来没有机会接受版本学教育。这一点，我很羡慕叶纯芳当年从昌彼得先生学过版本学。当撰写博士论文讨论《仪礼疏》版本时，我都不能分析刻工时代，甚至连《长泽规矩也著作集》都没看过。2004年到历史系任教，发愿要引进尾崎康先生《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开始边翻译边讲课。通过翻译，逐渐加深对版本学的理解，时常向尾崎老师请教，尾崎老师也不惜花费时间和精力，耐心教导我和叶纯芳以及我们历史系的李霖、聂溦萌等学兄学姊。编辑出版《旧京书影》也算翻译尾崎老师大作的准备工作之一。我们编《仪礼经传通解正续编》时还没有辨别元代两期补版的能力，所以编排补版不能按时间顺序，出版后才有清楚的认识。后来学校加强工作量管理，我被迫要给本科生上课，讲过两次《版刻图录》，才第一次认真阅读此书，收获很大。谁都知道《版刻图录》的重要性，可是因为部头大，很难随时翻出来，认真学过的人未必很多。所以我们撰写了一篇文章，谈我们自己阅读的心得。《旧京》一篇提示了古籍目录的可“读”性，这一篇则提示了《版刻图录》的可“读”性。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别人对《版刻图录》的评论看看，应该很容易理解我们如何“读书”。
日本汲古書院原本《正史宋元版の研究》
虽然不是版本学家，我们却因偶然的机会，对版本学也做过一次重大贡献。2013 年我们的兄弟张焕君在山西师大要举办一次晋学研讨会，我们跟他商量组织了一个讨论版本的小组。为了这次会议，我们都要讨论金蒙刻本，叶纯芳选择《周礼》，我选择了《三礼图》。金刻《周礼》与婺州本比较，蒙古刻《三礼图》与镇江本比较，是自然的选择。在这里，我们对这些书的内容和版刻技术的一定了解诱导我们发现了南北两本之间的文本差异大部分是由于校改。简言之，两版文本不同之处，都有一版经过挖改的痕迹，而另一版保留较原始的文字。所谓“原始”文字，除了单纯的讹误外，还包括乍看不规范而其实不错的文本。容易看出，北版挖改的地方，挖改之前应当如南版文字，相反亦然。如果恢复到挖改前的文字，再排除异体字因素，两版文字应该一致，换言之，南北两版同出一个底本。《周礼》金刻本、婺州本，《三礼图》蒙古本、镇江本都是现存最早的南北刻本，世上没有任何更早版本，现在经过对校，我们能恢复其底本的文字，亦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版本，岂不快哉！（从结果来看，我们的分析方法可以视为继承顾千里遗绪，而当时自己没有意识到。）那段时间我们分别做一书，结果发现异曲同工，实在太妙。我们一开始有点怀疑，每校完一卷都加强推测，对视兴奋，校到最后确定情况，高兴得跳起来了。我们认为这也是我们“读书”的重大成果，很想让大家知道挖改痕迹等版面细节可以“读”，版本错字可以“读”，仔细探讨这些现象的所以然，真可以“读”出名堂来。
《影印金刻本婺州本周礼》，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
《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
《四部丛刊三编》中第25—28册，二十卷，蒙古刊本
本册《文献学读书记》前六篇是版本目录学的一般性讨论，后十一篇是具体文献的讨论，依经书次序编排。有些认识随着时间有变化，而本书排序不反映这些变化。我们相信读者会以批判的态度翻阅拙文，所以不怕里面包含不成熟的观点。十七篇内容很杂，自己琢磨，恐怕《版刻图录》和《礼记正义》两篇比较容易获得读者的认可，而属于最前沿的成果应该是《周礼》和《三礼图》两篇。没空看全部的读者，请先看这四篇。
叶纯芳与我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不好分。在此也要说明我们相当特殊的有利条件，同时表示我们的感谢：我们在北大历史学系，承蒙学校上下诸多师友的热情支持，完全没有业绩攒分的压力，所以写文章随心所欲，体裁不受任何限制，发表优先考虑非核心出版品，尽量回避被审稿，也经常联名，有时还不署名。负责各种刊物、出版品的各位师友也慷慨地给我们保证了最大的自由。我们充分享受这种自由，也深知这种自由得来不易。衷心感谢各位师友，希望我们这两本自由的成果能够给广大读者增添一些乐趣。
2017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