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漆木碗（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
漆，是一种具有天然黏着、填充、塑性、涂料性能的万能树脂。漆器是将漆液涂在各种材质的器具上，使其成为一种既具有耐潮、耐高温、耐腐蚀等特殊功能，又因不同的色调而极具美感的器具，因此漆器既可以是日常器具，也可以是具有美感的工艺品或者礼仪性奢侈品。漆器作为人类早期的重要发明，与早期陶器一样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之一，也是人类对自然资源认识与利用的重要结晶。漆器制作的首要条件是必须获得原材料，即对原始漆液的认知、采集与生产。生漆是从漆树割取的天然液汁，主要由漆酚、漆酶、树胶质及水分构成。因此，有漆树生长的环境、人们对漆树及漆液功能的认知等都是漆器产生的必要条件。所以关于漆器的研究并不仅是对漆器成品的关注，还需要了解自然界中漆树的分布地域以及被人类认识与开发的时间节点，还有采集漆液的考古证据以及对原始漆液进行人工调制所使用的工具等。这些相关研究仅靠对漆器成品的分析是不够的，还需关注出土遗物中哪些器具可能被用于漆器制作，并借助科技手段对漆器制作技术进行多方面的微观观察，同时也需要在考古发掘中充分认识到漆器制作程序以及每个程序可能留存的遗迹及关联遗物。
世界上最早的漆器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其具体的起源地在哪里？起源的时间节点如何？这些都是重要的学术课题。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最早使用漆器的国家都在东亚地区，主要是中国与日本，我国长江下游是漆器发现最早的地区之一，距今7800年前的跨湖桥遗址发现的漆木弓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物证。而最近新发现的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出土的两件漆木器在年代上更早于跨湖桥遗址，距今8200年，更新了早期漆木器出现的时间节点，进一步印证了早期漆器起源于长江下游地区这一学术观点。日本在绳文时代也多有漆器出土，最著名的木胎漆器是福井县鸟滨遗址出土的红色漆梳，其C-14测年结果是距今约6000年左右，在年代上晚于跨湖桥与井头山遗址的漆器。此外，在绳文时代遗址分布密集的北海道函馆市南茅部町桓之岛B遗址中也发现了较早时期的涂漆编织的漆器装饰品，C-14测定其年代为距今9000年，此为日本最早的漆器制品，但是因为桓之岛B遗址出土的漆器不是木胎，而是用植物浸漆后编织而成的装饰品，这种类型的漆器目前在我国还不曾有报道，是否可将其归入传统意义上的漆器目前仍然存在争议。本文尝试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中日两国新石器时代漆器出土资料的类型、制作技术和研究现状进行比较分析。
一、中国新石器时代漆器的出土与研究
天然漆的利用是漆器产生的首要条件，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天然漆最初应该是用于复合型生产工具的黏接和加固，之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漆液的特点并发展到用于陶质和木质器物的涂漆与彩绘。目前我国发现的漆器均已使用了成熟的调和朱漆，显然这不是最早的漆器，因为从本色天然漆到调和朱漆的过渡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下川文化中就曾发现有复合工具，这些复合工具使用的黏着剂有可能是天然树脂或者漆液，因此有的学者推测这一时期人类可能已经认识到天然漆的特性并加以利用。这种黏着剂在日本绳文时代也多有发现，除了一部分是天然沥青外，还发现有把漆液用作修补陶器或者复合工具的黏着剂。因此在距今8000年左右发现漆器也是有一定的社会背景与原材料及技术基础的。
纵观目前考古出土最早的漆器，从距今8200年的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的漆木器，到距今7800年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的漆木弓，再到河姆渡文化时期漆木容器的出土，以及良渚文化时期大量精美成熟漆器的发现和良渚古城钟家港漆木器制作工坊的确认，这些都显示了长江下游地区至少从距今8200年前就开始了漆木器的制作，并已经形成了近乎完整的漆器制作技术操作程序，也是漆器制作技术在这一地区连续传承的历史证据。根据统计，迄今为止浙江地区已经出土新石器时代各类漆木器100余件，江苏近20件，上海近10件。因此，江、浙、沪所在的长三角地区是新石器时代出土漆器最多的地区。此外，在长江中游的湖北阴湘城遗址和沙洋县的城河遗址也有少量漆器出土。
如果从出土漆器的种类来看，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漆器主要是木胎与陶胎两类。陶胎漆器在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时期较多，并一直延续到良渚文化时期。目前在良渚文化时期6个遗址中发现陶胎漆器，分别是梅堰、团结村、庙前、长坟、塔地、钟家港遗址，总共发现10余件陶胎漆器遗存，包括3件陶尊、1件壶、1件陶罐和器形不明的陶片等。梅堰遗址出土的两件陶胎漆器中，一件是黑陶器上用金黄、棕红两色漆绘出两道弦间丝绞纹；另一件单用棕红色漆，仅残留一道花纹（图1）。其他几件也多单彩或少量双彩。陶器上施绘漆彩绘，不仅有美化的功能，还可以防止器内液体渗漏以及用于陶器的修补。木胎漆器则比较多，在25处遗址中共出土80余件，可以分为容器、工具、杂器等，其中觚类容器数量最多，约23件，占容器总数约半数。其余由盘形器、豆、杯、筒形器、盆、器盖等组成。
从漆器工艺来看，漆器的颜色有红、黑、金黄、棕红等，其中金黄、棕红色见于良渚文化中期，红、黑色从井头山、跨湖桥到良渚文化早期至晚期皆有发现，是漆器最基本的色调。在可统计的80余件良渚文化漆器中，有60多件为人工添加朱砂或者二氧化铁而成的红色漆器，因此黑红漆器中又以红色占主流，是新石器时代漆器的主要产品。而嵌玉漆器则是良渚文化漆器的特点之一，也是漆器制作工艺技术的一种新的开拓。这种超实用的制漆工艺，显示了其作为礼器在良渚社会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余杭卞家山遗址出土了一批完整漆器，如觚形器、盘、豆、角形器等，其中漆觚上的图案风格与商周青铜器上的图案颇为相似，显示出良渚文化时期漆器制作的精湛技艺。
木胎漆器工艺的第一步是木胎加工，在钟家港河道漆木器作坊发现了制作木盆的半成品，还有其他器类的木胎半成品，以及漆盆、漆盘、漆杯和漆觚等成品，同时还发现了盛装有残留漆液的小陶器等与漆器制作相关的遗物。在盛装漆液的小陶器上还发现了人类的指纹痕迹（图2）。位于良渚古城东侧的钟家港河道，是良渚文化晚期百工云集的手工业作坊区，漆木器工坊就是其中之一，而这些手工业作坊可能是良渚文化早期国家控制之下的官营手工业聚居地。因此这一发现显示漆木器可能已经成为良渚文化国家掌控之下的重要手工业门类，而漆器则有可能在玉器和精制陶器之外承担着祭祀与礼仪性质的重要礼器职能。
除了长江流域之外，在黄河中游稍晚的陶寺遗址中也发现大量漆木器，根据考古报告的统计，其数量约140余件，其中器类最多的是豆和高柄豆，分别是24件和14件，其次是觚14件，仓形器13件，案7件，俎9件，鼍鼓8件。其他器类还有杯、盘、碗、盆、斗、勺、弓、钺柄和桶形器。大多数漆器都属于贵族墓葬的随葬品，未见相关制作遗迹与遗物。这里出土的漆木器以涂漆彩绘为主，在素面漆上施红彩或者以红彩为地，用白、黄、黑、蓝、绿彩绘出图案，凸显了髹漆工艺的新特色。陶寺遗址是北方地区出土漆器最多的重要遗址。
二、日本绳文时代漆器的发现与研究
（一）漆器的考古发现
日本绳文时代的漆器主要发现在北海道、东北、北陆和关东地区等绳文时代遗址分布密集的区域，关西及九州地区则比较少。而漆器出土资料中最重要的是20世纪60年代在福井县若狭町鸟滨贝塚发现的34件木胎和陶胎漆器，此后在同一地区被称作三方五湖的多个遗址也都有漆器发现，形成一个绳文时代漆器资料密集出土的区域。此后在山形县高岛町押出遗址中除了漆器外，还首次发现了装有漆液的陶器，显示绳文时代前期这里不仅使用漆器，而且与漆器制作有关，是绳文时代漆器制作技术研究的重要资料。此后则在关东地区的千叶县丸山町加茂遗址和铫子市栗岛台遗址均出土了大量红色陶胎漆器和木胎漆器，时代为绳文时代早中期。群马县太田市的下田遗址、新治市的布施上原遗址也出土了相似的木胎和陶胎漆器及残留漆液的陶器，特别是下田遗址出土的鸟头形木胎漆器引人注目。埼玉县打宫台地的寿能遗址是一处绳文时代中晚期的聚落遗址，在20世纪80年代的发掘中除了陶胎和木胎漆器及漆梳等大量漆器外，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残留漆液的陶容器，显示这里曾经是漆器制作手工业作坊。而后谷遗址除了出土陶胎和木胎漆器及残留漆液的陶器外，还首次出土了制作精巧的蓝胎漆器。这种蓝胎漆器在琦玉县岩槻市真福寺泥炭层绳文晚期也有出土。而在石神遗址则出土了日本唯一与制作漆器相关的漆漉布。此外还有绳文时代中晚期的枥木县小山市的寺野东遗址、神奈川县小原田市的羽根尾贝塚、东京市东村山市的下宅部遗址也都有漆器和残留漆液陶器的报道，特别是在下宅遗址还发现了有漆液刮痕的漆树以及漆树种植与管理的遗迹，显示关东地区在绳文时代是一个漆文化比较流行和发达的地域。
绳文时代晚期的北海道小樽市忍路土场遗址，除了出土各类漆器外，最为显著的就是出土了大量残留漆液的陶器等与漆器制作相关的遗物，是一处能证明绳文时代具有从漆树管理到采漆、再到漆器制作等完整产业链的重要遗址。函馆市南茅部町的桓之岛B遗址墓葬出土的9000年前漆器装饰品，这种用涂浸漆液后的绳子所编织的漆器装饰品在稍晚的北海道カリンバ３号遗址也有发现。新泻县青田遗址首次出土了绳文时代前期镶嵌贝壳的漆器，是在一件大型红色木胎漆器上镶嵌白色贝壳，形成一种颜色对比的色彩美。青森县是川遗址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连续多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漆木器。其中最有特点的是用榉树皮作胎的漆器，还在其上发现了两枚指纹、残留漆液的陶器及2块漆漉布等与制作漆器相关的遗物，其年代属于绳文时代晚期。
西日本绳文时代发现的漆器较少，在鸟取县米子市的夫手遗址发现了6800年前的残留漆液的陶器，据分析这些漆液可分为生漆内加黑漆和加红漆两类。此后在其周围的井手跨遗址发现了绳文前期的木胎漆器、陶胎漆器以及漆梳、耳饰等。而北陆地区除了福井县鸟滨遗址外，其他绳文时代中晚期遗址也多有漆器出土，特别是蓝胎漆器也是这里的特点之一。纵观以上漆器遗物的出土状况可以发现，日本绳文时代从北海道到东北地区，再到以东京为主的关东地区以及北日本一带都有大量漆器出土，这些地区也正好是绳文时代北部17个遗址群的密集分布地区，显示绳文时代漆器制作的盛行与普遍性。其漆器从胎体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类型，分别是绳编漆器、竹编蓝胎漆器、木胎漆器和陶胎漆器，这四种漆器类型代表着三种漆器制作技术形式，即绳子或竹子类涂漆编织漆器、陶器涂漆和木胎漆器制作技术。
（二）漆器制作工具、制漆原材料和制作技术研究
日本绳文时代漆器研究除了针对出土漆器外，还格外关注对漆树管理、漆液采集、制漆工具和技术加工等相关遗物的细致分析。所谓制漆工具是指从漆树上采集漆液、对漆液的调配、制胎和涂漆等制作过程中所需要的器具，它作为漆器制作技术的基础，是制漆技术研究中重要的考古资料。以往由于各种原因，学者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在漆器制品及纹样构图的研究，随着考古发掘资料中制漆工具类遗物的增加，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新石器时代大量精美而蕴含高水平技术漆器的发现，表明一定有一套支撑这一产业的工具和技术程序，如何从考古遗物中复原漆器制作技术是古代漆器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根据日本对绳文时代出土漆器相关制作遗物的发现，这方面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残留漆液容器
容器多为陶质，少量是木质。它是在制漆过程中，盛放、调和漆液不可缺少的工具，而这种工具的存在是遗址本身具有制漆行为的重要证据。目前发现漆器的绳文时代遗址中，至少有10余处遗址发现了这种容器，显示从北海道到日本北陆的大部分绳文文化分布地区，都有自己制作漆器和使用漆器的传统，这可能是生活在森林茂密环境下的绳文人的一个重要手工业门类。
2.漆漉布
这是制漆过程中清洁器面不可缺少的工具，因为涂漆过程中不能有任何污染，需要不断地用布类擦去灰尘或者垃圾，而这类布上因沾有漆液而得以保存下来，是证明制漆行为的又一证据（图3左）。这类遗物发现数量较少，因为若黏着的漆液脱落，在考古发掘中很可能被当作编织物而忽略其与制作漆器的关联。在制作漆器的过程中，毛刷和过滤漆液的筛子等都应该存在，但是很难在考古遗物中被发现，这是今后考古发掘中需要关注的一个方面。
3.漆树及带有割漆痕迹漆树的认定
对于漆类树木，以前只能鉴定为漆树，但现在的技术可以鉴定到有用漆树和无用漆树。绳文时代遗址发现并鉴定出有一些木器是用漆树木制作的，特别是在东京下宅部遗址发现了残留割漆痕迹的漆树木，这一发现将漆器制作技术延伸到了漆液采集阶段。在下宅部聚落还发现了绳文人曾经对漆树及漆资源进行管理的证据，这些也都将是今后漆器研究应该关注的方面。
4.漆原料与制作技术
漆器原材料的获取与制作需要经过刮漆水、搅拌、脱水和添加颜色等技术程序。漆作为涂料首先需要从漆树家族的树木中提取树液，称为刮漆水。又由于漆液具有黏合功能，因此不能直接用来涂漆，需要通过均匀搅拌漆液，吸收掉多余的水分来将漆原液转化为涂漆，然后再将红色颜料（主要是赤铁矿粉或者朱砂）混合到漆液中，才能制成红色涂漆。如果不经过搅拌和脱水的工序，就不能呈现清晰的红色。搅拌是指在提炼漆液中揉捏生漆的过程，通过搅拌可以使原漆中所含的成分更加细腻均匀，减少涂膜表面的不均匀性，从而使光泽变得更强。漆的干燥度和光泽度可以根据搅拌速度和搅拌时间来进行调整。脱水是指在搅拌之后蒸发掉生漆中所含水分的过程。通过去除水分，漆的黏度增加，并且可以厚涂漆液。好的漆制品的每个制作过程都需要先进的技术和精心管理，因此我们可以想象良渚文化的精美漆器必然经过了这一严密而细致的制作程序才能完成。
如何断定漆木器上涂的是否是漆液以及它们的涂漆工艺如何，离不开理化学的科技分析、显微镜观察以及红外线X光谱分析等手段。据研究，绳文时代漆器上的漆涂膜有多层构造，对每一层涂膜技术的细微识别非常重要，在技术上也很有难度。但是对每层涂漆的种类与性质以及为什么需要多层涂膜等细微技术的研究是今后漆器技术研究的关键，因为漆器涂膜的层数与漆器制作技术密切相关。对多层涂膜技术中的漆薄片化观察，目前有以下几种方法：试料树脂埋包、试料切片断面、试料的研磨、层断面试料的显微镜观察和试料的剥片化及X射线荧光观察等。这些都是研究漆器制作技术具体细节与关键点的必要而有效的手段。
5.漆器的C-14年代测定
漆树是带有夏季标签的季节性树种，人类对漆树及漆液的利用蕴含着季节或者采集时间的信息。漆是良好的碳素源，是根据AMS法进行C-14年代检测的绝好材料。漆液采集一般在当年的夏季，据此可以补正漆器制作的实际年代。
绳文时代的漆器制作，应该是当时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手工业部门。从出土漆器的分布来看，前期阶段主要分布在北海道南部、东北地区、关东地区和北日本海一带，后期的分布范围有所缩小，但是漆器制作技术明显提高，产品种类也显著复杂化，显示从早期到晚期漆器手工业技术的不断成熟与漆器手工业作坊逐渐被上层社会管控，产品也显示出从日常生活用品到不断礼器化的变化趋势。
三、新石器时代漆器的跨区域比较研究
漆器作为人工制品史上的一项重要发明，承载着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的智慧与创新，也是继玉石器、骨角器和陶器之后最重要的人工制品。又由于漆器与木器的开发利用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因此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漆器的发生地都是在气候相对温暖、阔叶林和针叶林都很茂盛的地区。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而森林及其产物是人类得以生存的重要自然环境基础，人类对森林和树木的认识与利用也是其长期生活在这一环境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综合以上中日两国考古出土早期漆器以及相关研究，从漆器的种类来看，日本绳文时代漆器的胎体比较多样化，目前考古出土资料显示共有四类：陶胎漆器、木胎漆器、植物编织胎漆器和蓝胎漆器。这四种不同胎体的漆器分别代表了三种制作漆器胎体的技术。陶胎漆器制作技术应该就是制陶技术与涂漆技术的结合。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涂漆陶器是在做好的陶器中选择某些陶器进行涂漆，还是在陶器制作时就是为陶胎漆器特意准备，陶器制作与陶胎漆器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木胎漆器的研究则涉及木胎树种的选择、采伐和木胎加工等技术环节，此外还需要分析涂漆前木胎加工以及涂漆加工制备等工艺。植物编织漆器与蓝胎漆器是一脉相承的，编织胎体的编织素材与编织方法是研究的重点之一。目前编织漆器的制作程序存在两种技术类型的讨论：是在植物上涂好漆后再编织还是编织好器物后再涂漆。学者通过对北海道出土的漆器装饰品的研究，认为这些编织漆器都是用漆液浸渍过的纤维制成的，这可能是绳文早期漆器装饰品的技术特点。绳文中晚期出现的蓝胎漆器则是编织技术与涂漆技术的完美结合，也就是早期编织漆器的延续，但在制作技术上大多是先编织成器皿后再涂漆的类型。
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漆器都是木胎漆器，而且其制作技术非常成熟。无论是井头山遗址出土的两件棒状涂漆品，还是跨湖桥遗址出土的漆弓，经相关专家对漆皮的理化分析，均是天然漆，其C-14测定年代分别为距今8200年和7800年，均早于日本福井县鸟滨遗址红色漆梳（距今6000年）的年代，因此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木胎漆器。陶胎漆器在中国和日本发现得都比较早，中国在马家滨文化时期就有发现，但是迄今未见有植物编织漆胎的报道。因此，若传统意义上的漆器仅指木胎漆器的话，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漆器产生于长江下游则是毫无疑问的。日本学术界关于漆器起源的研究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的漆器来源于中国，是伴随着稻作文化而传入日本列岛的；另一种观点则是近年来有些学者倾向于认为日本拥有自己独立的漆器文化传统。鸟滨贝塚发现的漆树枝，经C-14年代测定为距今12600年，并经DNA分析判定是日本固有的漆树种属。而在同遗址距今6000年的地层中发现的红色漆木梳使得这一观点得到学界认可。一些学者还从技术角度讨论了中日两国在漆器制作技术上的差异，强调北海道绳文早期用漆液浸渍纤维而制成漆器装饰品的技术类型，目前在中国没有发现；中国考古发现没有体现绳文漆器的漆膜多层涂膜技术的独特性。前一个观点在没有相关考古资料的状况下难以下结论；而后一个观点，即漆膜涂层的多层技术特点，已被证明在河姆渡文化田螺山遗址出土的木胎漆器上就已经存在，这一点并不是绳文漆器所独有，而且在年代上也比较早。近年来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金泽大学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中，中日两国相关学者通过结合热解气相色谱法/质量分析法（Py-GC/MS）、断面观察（Cross Section）、扫描电镜配合能谱仪法（SEM-EDS）等多种科技分析方法，对田螺山遗址和良渚文化卞家山遗址出土漆器的生产过程和制作工艺进行了研究。该研究结果显示，河姆渡文化田螺山遗址的漆器涂层仅有两层，且仅使用赤铁矿类颜料，而良渚文化卞家山遗址的漆器则存在3层及以上漆膜涂层技术。漆器涂色的红色颜料有两种，一种是以汞为主，由粉碎朱砂得到的硫化汞（HgS）组成；另一种是以三氧化二铁（Fe2O3）为主，以及其他铁氧化物组成，显示从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的漆膜涂层技术的历时性变化，漆器制作技术逐渐复杂化的过程。
生产一件漆器需要一系列复杂的工序来完成，生产过程的大部分关键信息都隐藏于漆器表面的涂膜之下，仅仅通过观察漆器表面来解读制漆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漆器所蕴含的技术过程可以作为当时利用自然资源及社会体制复杂化状态下对高端技术追求的实物证据，因此了解漆器的加工技术显得尤为重要。比如通过观察漆膜结构可以了解制作者的设计意图和颜料使用技术，而使用不同材料制作漆器的背后则是其所蕴含的价值观或社会环境的体现。漆膜是一种天然的高分子材料，虽然有很好的耐久性，但非常难以用化学方法来具体识别。其不溶于各种有机溶剂的高耐化学性，使得分析方法十分受限。河姆渡文化与良渚文化漆膜涂层技术的研究为今后新石器时代漆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突破口，也为加深早期漆器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一般认为，城市是早期国家与文明诞生的标志，而专业工匠和作坊则是城市出现的条件之一。漆器的手工业专业化与制作技术复杂化是良渚文化早期国家社会结构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很可能与玉器和精制陶器等共同构成良渚文化早期国家的祭祀礼仪体系，也是这种祭祀礼仪中不同材质象征性的物化体现，是此后龙山文化陶寺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那样大型贵族墓葬大量使用漆器以及漆器手工业发达的技术基础，也是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漆器制作体系一脉相承连绵不断的体现。这一切彰显了漆器手工业体系在东亚早期国家进程中具有的重要性和对周边其他国家的传播和影响。
近年来长江中游的澧县鸡叫城，华容七星墩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屡有早期漆器发现的报道，由此将初步构建起长江流域中华早期漆器起源和发展的时空框架，彰显漆器制作作为我国先民的原始创造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由原始制漆技术向精制成熟技术不曾间断的技术连续性和不断探索复杂技术的创造力。而漆之美的艺术性和礼仪性体现，记录了作为中华文明诸多要素之一的漆器艺术品在精神艺术层面丰富的智慧与灵性，而其复杂工艺与艺术表现，也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礼仪制度的重要物化体现，奠定了此后商周社会礼乐制度中漆器元素的重要基础。因此早期漆器不仅在技术的创造力上为世界文明增添了新的内容，也是中华文明礼仪制度的重要源头之一。距今8200年的浙江井头山漆器的新发现表明，中国不仅在东亚地区，在整个世界文明体系中也是最早制作漆器和使用漆器的国度，中华早期漆器的原创性与辉煌的成就是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