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永加
1928年到1930年我国西北地区发生了百年不遇的严重旱灾，尤其是陕西省灾害最为严重，真是赤地千里，饿殍满地；而此时的中国，正值军阀混战、内战频仍，真是雪上加霜。
此时，从1925年就脱离了军政界的朱庆澜，早就投身于社会救济事业。面对陕西如此大的灾难，朱庆澜没有丝毫犹豫，及时投入到救灾赈灾中去。
一
自古以来，西北历史上是与各种灾荒相伴而行的，史不绝书。尤其是进入民国以后，西北地区变成了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据资料显示，从1920年到1949年，西北地区几乎是无时不灾，无处不灾。而且每年旱、水等多种灾荒并发，给西北地区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仅1928年，陕西受灾达85县，灾民600多万人，冻饿而死的20多万人，100多万人流离各处。甘肃受灾也达65县，灾民240多万人。
当时有一首题为《征鸿》的诗歌，是这样描述西北灾荒的：“枯草无涯的旷野，白骨萎满了四间。啊！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无人收管。黄昏的时候，豺狼狐狸横冲直窜，行人看见这般光景，际此年荒世乱的当儿？人命比蝼蚁还贱。”
可见当时灾情之严重，西北地区成为“最大最重灾区”，广大百姓嗷嗷待哺，亟需救助。
那时西北地区属冯玉祥防地，此时，冯玉祥正联合阎锡山与蒋介石开战，军需饷粮都难以解决，更无力量进行救灾。
正在这时，1930年5月初，时任中央赈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的朱庆澜决定以华北慈善团体联合会会长名义，亲自到陕西查看灾情实施赈济。冯玉祥决定由河南省教育厅厅长兼河南大学校长查良钊代表自己陪同朱庆澜去陕西，并指派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秘书陶弗卿随同协助。冯玉祥对朱庆澜一向钦佩，他要求查良钊、陶弗卿沿途协调军政负责人，必须尽力予以方便，不得有任何留难，违者严办。
朱庆澜
朱庆澜1874年出生于山东历城，1907年任陆军步队第二标标统；1909年奉调入川，任第三十三混成协协统，简授第十七镇统制；辛亥革命时响应孙中山先生号召，率领官兵在四川起义，被推为四川军政府都督。1913年10月，任黑龙江省护军使兼民政长；1916年7月，出任广东省长，积极支持和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先是助孙中山建立以广东为中心的根据地，其后又从自己40个营的省警卫军中拨出20个营编成护法军，使孙中山拥有了第一支正规武装力量；1922年，出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兼哈尔滨特别行政区长官；1925年，朱庆澜退出军政系统，从此投身慈善赈灾事业。
查良钊和陶弗卿在郑州车站接到朱庆澜，以及同车来协助赈灾的天津慈善会会长李缙，热心公益的社会人士唐宗郭、商云汀等，他们还带来了部分急需的赈灾物资。因陇海铁路军运繁忙，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调来机车，朱庆澜等人才得以继续西行，但火车只能开到灵宝，灵宝驻军长官张自忠亲到车站迎接，并派军用汽车护送朱庆澜等人到潼关，再换车去西安。
1930年5月4日，朱庆澜一行到了西安，住进南院门大保吉巷江苏会馆，陕西省政府主席刘郁芬、西安市长杨慕时立即带领地方士绅前来拜会，并向朱庆澜汇报陕西惨重的灾情。陕西省民政厅长邓长耀是冯玉祥的老部下，作风正派，关心民瘼，来到江苏会馆见到朱庆澜，立即跪下来，说到处都是饿死的人，解救无术，愧对冯总司令和全省百姓，决心自杀谢罪。朱庆澜就开导他，天灾所致，奋起救灾才是王道，邓长耀终于振作起来，投入救灾。
为进一步了解西北地区灾情，设法救济更多灾民，朱庆澜跟随赈粮车辆到了灵宝、凤翔等灾区调查。朱庆澜实地察看后，发现这些地方灾情十分严重，而小麦正处于青黄不接之时期，百姓嗷嗷待哺，“惟当此几经灾患之余，民食已绝，饥者载途……陕南凤翔武功等数县，因被匪占据数月，麦均未种，灾情残酷已极”。
5月9日，朱庆澜在西安约集各慈善团体开会，筹商救济办法。朱庆澜认为西北地区正处于青黄不接紧要关头，施救已经刻不容缓，唯有办急赈以救活命一途，决定成立慈善联合会，专办急赈，各善团分头救济；其方法则除陆续运粮外，须以就近买粮为救急之策，但买粮则需要资金，所以需要募捐。
朱庆澜、李缙等在西安向全国发出救济陕灾之最后呼吁：“弟等今日抵西安，约集各慈善团体开会，据此乡十日内为青黄不接最紧要关头，否则虽给籽种，亦不能种，现联合各善团分头救济，即日先办急赈，并筹籽种，此最后五分钟，有三元救一命，为灾民生死关头，诸公仁声义闻，海内同钦，务求鼎力援助，亟事拯救，至为叩祷，朱庆澜李缙叩!”朱庆澜决定立即返回北平，大批筹募赈款。
二
朱庆澜、李缙等人从西安连夜赶回北平，呼吁赈款，并在平津各大媒体上发表讲话，深望平津人士大发善心，救济陕西灾民，并提出了“三元救一命”之口号，所谓“三元钱能救一命”，即现在粮价三十元一担，一担是十斗，灾民一人若得一斗粮食，则足维持一月，可以度过最危险关头。
为办好西北地区急赈，筹措救济西北灾民善款。经过一番周密的筹划和部署，朱庆澜等在平津联合各慈善团体共同发起组织陕灾急赈会，举行大规模募捐活动，争取十日内募集大批款项，汇陕散发。
1930年5月11日，朱庆澜、熊希龄等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集银行公会暨诸慈善士绅，发起陕灾临时急赈委员会，到会的还有李服膺、楚溪春、刘治洲、周作民等名流，以及各界代表300余人。
据当时的《申报》报道：“此次会上陈列了各种灾民食料，达三十余种，无非草根、树皮、石等类，惊心惨目。”会议设临时募捐处，以备到会人士随意捐助。
朱庆澜报告了陕西灾况：灾情日益严重，惨不忍睹，“某寨原有居民三十八户，计人口二百余人，现在居民只余二十五户，人口尚存九十余人，死亡者已估五分之三有奇，其灾情之重大，为数十年所仅见”“走进村内不见鹅犬，比邻房屋，尽行拆毁，断垣颓壁，满目荒凉，室内无所有，人瘦如柴，面呈菜色，举止行动，俱无气力，且强半饿倒，每日赖以度命者，惟马金、牛眼窝、灰条菜三种，用水洗净而食之，以救一时之饿”。
会上，朱庆澜提出了急赈办法，他说此前赴西安赈灾，虽曾运粮救济陕灾，但随车入陕调查灾况，才知道运送赈粮进入陕西之难，花费时间之长，“由北平至灵宝，只需两日有半，因沿途军营均奉有让粮车先行之命令，故通行无阻，既至灵宝须由黄河转入渭河，始达渭南，据称遇有东风，则十日可到，但现值河水浅无风之时，船须人拉而行，故达到至少亦须四十日，是以此时虽有千百列车运输赈粮，而陕民仍不免饿死”。
朱庆澜还对当地粮价与外地粮价进行了调查和比较，“在东省每粮一斗，价为二元八角，而就地亦只三元，所差不过二角，即使差至一元，亦须就地购粮。汇款实较任何方法为便捷，现以二百万灾民计，按三元计算，只须六百万元，数目虽大，以全国人数计，则一人救一命而有余”。最后，北平募赈大会当场募得现金30000余元。
在北平开完募赈大会以后，朱庆澜等人当晚又赶到天津，拜会了天津市长及银行界人士。5月12日，朱庆澜等在法租界银行公会召集各界及银行界全体同仁，召开重要谈话会，研究急赈办法，磋商筹赈事宜，希望各界能够积极支持助赈。开会前，朱庆澜还是先展示了陕西灾民的食物，接着报告了陕西灾情，呼吁“按全陕灾民，目今尚有二百万之多，即按三元可救一命计，犹非有六百万不能全数救活，不得不向诸大慈善家呼吁，集腋不难成裘，救一人即算一人，事计迫切，盼于一星期中凑足成数，以便济急”。这次，最后募得17000元，其中《大公报》代募2000元，银行界捐助10000元。
6月2日，原本是计划中的陕灾急赈会结束时间，但朱庆澜针对陕西灾情持续严重的实际，建议陕灾急赈会延期一月，继续募集善款，以便更广泛地救济陕西灾民。
为进一步扩大宣传，力求募集到更多的慈善资金，6月14日，朱庆澜搭乘北宁快车前往辽宁地区募赈。6月16日，在沈阳辽宁青年会召开陕赈会，朱庆澜首先致谢各界热心人士，其次报告陕灾情形，并商议筹款事宜，当场收到赈款26000余元。6月19日，在沈阳辽宁省教育会劝募陕赈会现场，展览陕灾照片及灾民食料，并演讲灾况及办赈计划，募得善款70000余元；当晚朱庆澜赴大连募捐，募得30000元。
7月1日，朱庆澜又来到吉林长春募赈，借总商会向各界报告陕灾惨状，到会者三百余人，商界居十分之九，募捐甚㚌；2日晚，应法大陕灾游艺会之邀，朱庆澜在东铁俱乐部报告陕灾情况，谓灾区甚广，筹赈须继续下去，筹得10000元；7月3日下午，朱庆澜在道外滨江商会报告，筹款20000元；7月4日上午，朱庆澜在道里总商会作报告，筹得善款10000元；此外，国际协报募集5000元，特别市演剧募得16000元，总计70000余元。此次朱庆澜赴东北募捐先后到了沈阳、大连、哈尔滨、吉林、长春以及北戴河等地，总计募得善款200000元以上。
除了奔赴东北募捐外，朱庆澜还前往上海发动组织募赈陕灾急赈会，进行了一系列募捐，为西北灾民筹集了大批善款。陕甘空前的灾情也引起文艺界的关注，上海一电影制片厂专门到陕西灾区拍摄纪录片，并请朱庆澜题写片名，他亲自题写了“人道”二字。该纪录片放映后，促进了募赈的宣传和募捐。
1930—1931年，朱庆澜先后在平津、东北及上海等地区募集善款达百万元，有效地供应了赈灾所需的款项。其中，天津陕灾急赈会共募善款388751.48元，电汇西安272500元，面粉23050袋，极大地缓解了陕西灾情，挽救了许多西北地区灾民的生命。
三
在积极募集善款的同时，朱庆澜多次亲自押运赈粮来到陕西灾区赈济发放现场，确保募集的善款和赈粮精准送到灾民手中。
每次，朱庆澜都是不顾旅途劳顿，翌日早晨即率领工作人员乘破旧卡车驰赴咸阳、武功调查灾情，慰问灾民。所到之处，满目荒凉，因为干旱严重，灾民不仅没有吃的，更严重的是缺水喝，活着的人已经干渴得不能说话。朱庆澜命人将带去的饮水滴入一个个灾民口中，很快他们所带的水没有了。
还有一位老太太用手指着嘴巴要水喝。无奈，朱庆澜对汽车司机说：“把水箱里的水吸出来给她喝!”司机为难地说：“水箱无水，怎么开车？”朱庆澜急切地说：“救人要紧，我们就是走着回去也不比灾民苦。”老太太终于喝到水箱里的水，能开口说话了，连说：“甘露，甘露，今天遇到救命恩人了!”这一天，朱庆澜他们所带的水救了700多人。
第二天，朱庆澜又带大家察看扶风、武功重灾区，见到许多灾民衣不蔽体，有的青年妇女甚至赤裸着下身，见有人来就赶紧钻入窑洞或杂物堆中。朱庆澜见此情形，立即脱下长布衫，撕成数块分送她们遮身，大家也纷纷仿效，但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后，朱庆澜回到天津，与工商界人士座谈，闻者为之愕然，随即凑捐土蓝布200件，每件50匹，运往西安，分给缺衣少穿的灾民，解决了大问题。
朱庆澜在西安主持救灾期间，还发生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朱庆澜真心真情救灾，影响着陕西的老百姓，有个70多岁的老人，靠占卜为生，一天来到江苏会馆，坚决要将一只祖传的金镯交给朱庆澜救济灾民。朱庆澜劝他把祖传之物留着，但过了3天，老人仍将手镯卖掉，价款全部交来，非让朱庆澜收下不可，他们只好收下。
在陕西赈灾时的留影，右七为朱庆澜
还有一次，一位老妇人来会馆求见，刚进门就跪地放声大哭，说丈夫原是个穷秀才，教私塾为生，已经饿死，女儿女婿一家住在兴平，夫妇两人也都饿死了，剩下个小外孙不知去向。后听邻居说被朱庆澜派去赈灾的人带到了西安。她就赶来西安打听，知道浙江会馆收容了不少孤儿，到那里果然看到了外孙，因为有吃有喝，身体很好，她万分感激，取出一块砚台和两串铜钱交给朱庆澜作救灾之用。朱庆澜收下了铜钱，退还砚台，说：“两串铜钱是你的心意，比捐款千万元还宝贵，我收下了，砚台留给你外孙日后学习用吧！”当即命属下写收条，亲自签名后交给老妇人，又请她留下地址，以便按时送去赈粮。
那时，陕甘受灾各县到处流散着无依无靠的儿童，虽然经过临时收容，解决了部分流浪儿童的去处。但是流浪的儿童实在是太多了，为了有组织地收容教养这些儿童，从1929年冬到1930年初，朱庆澜先在扶风设立灾童教养院，用赈款购买灾后无人耕种的土地，成立怀幼农场，供灾童半农半读。又在绛帐车站设立运粮站，作为供应难童赈粮的屯散地。此外，在西安市内崇忠路，商请冯玉祥让出兵营土房300余间，成立了西安灾童教养院，附设一所小型纺织厂，让灾童们半工半读，小学毕业后即可进厂做工，成绩优秀的送入中学读书，对已成年的男女，由院方帮助选择配偶成家。朱庆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西安教养院察看灾童的成长情况，直到他逝世为止。
为了救济陕甘旱灾，两年多时间里，朱庆澜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各处奔走，亲自劝募捐款，深入灾区调查，监督放赈，因此陕甘人民有口皆碑，视如救星。于右任在陕视察时，在西安向朱庆澜表示感谢，并说他们陕西的子子孙孙永远不会忘记您的。有一次，朱庆澜的助手查良钊到五丈原地区赈济灾情时，被土匪绑架，土匪向陕西省政府勒索枪支和财物。后来，土匪头目得知查良钊是朱庆澜派去的放赈人员，便亲自将他送回西安，并面见朱庆澜认错。
在陕西期间，朱庆澜采取急赈、冬赈、散发籽种、救济妇女老弱、保存农具、防疫施药、掩埋尸骸等措施，千方百计搞好灾民的赈济。1929年冬，天气寒冷，然而朱庆澜的赈灾团队还在赈灾一线，但大家都未带棉衣，朱庆澜见大家难以御寒，才以土蓝布为面，替每人制作棉袍一件，后来他们穿到天津时，大家都笑说这是“朱庆澜制服”。
陕甘救灾先后用去捐款100万元以上，其中仅上海一地捐款即达43.1万元，另外经朱庆澜募集购买的赈粮达16万担，受惠灾民达100万人。上海报刊曾赞扬说，该会办事之敏捷、手续之完备，为从来办赈中所罕有。
四
朱庆澜在赈灾过程中，十分注重廉洁赈灾。自他经手国内外赈款起，就聘请上海著名会计师徐永祚等随时审核，最后由徐就财务账目提出审核报告，给予书面证明，事实俱在，朱庆澜经手赈款是无可指责的。朱庆澜还在灾区工作组之下专门设立了视察处，先后聘艾德敷及明恩德为处长，聘请教会西人任视察专员分赴各灾区视察，从事弹劾纠正之事。其“工作勤奋，报告亦尚切实”。
朱庆澜充分认识到灾区工作责任重大，他知道派往各省的办赈专员品行俱佳，无贪污之虞。但是由各专员下派的工作人员为数众多，“庆澜一人至耳目有限，而事关赈款，涓滴为重。苟有丝毫之差池，不独于神明有愧，亦为清议难容”。遂请监察院派员分驻办赈各省，无论急赈、工赈、农赈均归其切实考察。如果有侵吞或挪用赈款及勾结地方官员，放赈不实的，一经查实皆“尽法惩治”。
当时，朱庆澜领导的全救会工作人员，热心公益，除供给普通饭食外，并无薪给，基本是义务的。而在工作上，工作费用也是尽量紧缩，向政府实报实销。为了减少开支，朱庆澜还将自己所住一品香旅馆的房间腾了出来，作为全救会来往人员的招待所，自己搬到静安寺路他亲戚家中暂住。
正是这样，在朱庆澜的带领下，经过他们这个慈善团队的共同努力，最终夺取了陕西旱灾的全面胜利，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宝贵的赈灾思想和成功做法，发人深省，值得借鉴。
来源：各界杂志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