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伍斌
摘 要：“美国梦”是美国吸引移民的重要话语。作为美国“进步时代”最大外来移民群体的意大利人，多因“美国梦”所诱而移民美国。然而，他们所想象的“美国梦”与美国社会实际之间落差巨大。大多数意大利移民不但长期居于美国社会底层，几无进阶之机，更要面对主流社会的歧视与排斥，甚至暴力伤害。他们被美国主流白人视为“低劣的有色人种”，成为不受欢迎的“异族”。意大利移民“美国梦”的破碎，是“美国梦”难以成真的有力体现。关键词：“美国梦” 进步时代 意大利裔 移民 种族主义
“美国梦”（American Dream）一直是美国最令人回味的词汇之一。在美国作家沃尔特·李普曼1914年出版的《趋势与主宰》一书中，“美国梦”首次被明确提出，并在20世纪30年代因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亚当斯《美国史诗》一书而普及。在美国主流观念中，“美国梦”意为美国人不屑于社会底层乃“命中注定”观念，无论何种阶级出身，都可“公平地站在人生起跑线上”，只要恪守伦理，美国社会都会为其提供平等向上的流动机会。在美国社会精英看来，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追求繁荣和向上流动的机会，是“美国梦”基本内涵。“美国梦”经常出现在美国不同党派领导人言辞中。尽管关于“美国梦”的内涵有一些共识，但不同个体对其解释各异。因而，如美国学者贾尔·吉尔森所言，需反复“重新审视、批评，甚至质疑”“美国梦”。自北美殖民地开始，后世“美国梦”的诸多内涵就已在酝酿和逐渐发育。美国独立后，经两个多世纪的发展，这些理念已成为塑造美国特性的核心内容，对美国社会及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很大影响。美国学界关于“美国梦”的学术研究汗牛充栋，涉及多个领域。这些研究呈现出鲜明差异：支持者强调“美国梦”是“成功之梦”；质疑者则突出“美国梦”的虚幻和难以企及。持后一种观点的成果更为丰富，认为“美国梦”更像一个“神话”，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掩盖美国社会不平等的话语。享有成功和舒适生活的中产阶级“美国梦”，对大多数有色人种、移民和穷人来说，几乎不可能实现。然而，美国学界集中于对当代美国人的研究，鲜有对历史上移民族群的个案考察。近年来，国内学界对“美国梦”的讨论呈井喷式增长，普遍持批评态度。“美国梦”与美国移民史紧密相连，甚或可以说“美国梦”的想象一度是美国吸引外来移民的重要因素，移民境遇最能反映“美国梦”的虚实效果。国内不乏关于“美国梦”与移民问题的研究，但既不充分也有待深入，缺乏基于特定移民群体的实证研究。事实上，美国“进步时代”意大利移民的经历，是审视“美国梦”效用及其实质的极佳窗口。“美国梦”在多大程度上吸引了外来移民，又刺激了移民在美国的成功？“美国梦”话语与美国外来移民的历史体验在多大程度上契合？此种体验又反映了“美国梦”怎样的实质？这无疑需要在理解“美国梦”概念的基础上，对特定移民群体作实证研究。本文通过梳理美国历史上“美国梦”的内涵，分析“进步时代”美国意大利移民的经历，尝试回答上述问题。美国是典型移民之国，自新英格兰清教徒定居以来，接纳文化多样、族裔不同的移民，不同移民群体存在颇高异质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梦”作为一种具有民族凝聚力的隐喻持续存在。民族性以国家认同为前提，对“美国梦”意识形态的信仰，一定程度上构建了美国的国家认同。“美国梦”的基本内涵早在美国独立之前就已大体存在。从新英格兰清教徒移民开始，定居者一直想创造一个“山巅之城”（city upon a hill）。美国人多将约翰·温斯罗普所倡导的“山巅之城”视为“美国梦”之滥觞，但正如吉尔森所言，“温斯罗普领导的是英国清教徒，而不是美国人。温斯罗普的愿景中几乎没有个人空间，更没有个人主义、选择和多样性”。温斯罗普和他的伙伴们的梦想并非“美国梦”，但这种对“完美社会”的痴迷被不同程度地描述为与“美国梦”本质和内涵相近的“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国主义”（Americanism）、“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等。美国建国前后无疑是形塑后世“美国梦”理念的关键时期。托马斯·杰斐逊认为，“人类总体的良好品格”、对未来的希望和信任成为“梦想”得以实现的动力。美国《独立宣言》成为“美国梦”和美国自我意识的基础，定义了人“不言而喻”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不言而喻”的辞藻极具渲染色彩，尽管有显而易见的基于族群等方面的不平等，但也激励一代又一代美国人不懈追求上述权利。法国移民克雷夫科尔大约在1760年移居北美，其《一个美国农民的信札》首次从移民角度阐述在美国所能实现的“梦想”。他认为，“移民的到来不是为了延续其欧洲传统，而是为了追逐他们在美国的未来”。杰斐逊和克雷夫科尔所讲述的美国“梦想”也只局限于白人男性。美国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将美国“自由”和上升机会描述为“梦想”。19世纪20年代，平民出身的安德鲁·杰克逊崛起并当选美国总统，被视为这种“梦想”的有力证明。长期处于美国“边疆”相对蛮荒环境中的亚伯拉罕·林肯的成功，再次诠释美国底层逆袭的“梦想”的“真实性”。林肯的“美国梦”，鼓励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勤奋、能力和智慧在社会上获得成功。与其他多数“美国梦”倡导者明显不同的是，林肯坚持认为，“自由的新生”应包括所有人：“我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黑人也有权利拥有它。”到美国“进步时代”和大萧条年代，沃尔特·李普曼和詹姆斯·亚当斯等知识分子试图澄清并扩大“美国梦”理想的内涵。李普曼运用突出的概念化能力，在《趋势与主宰》中首次明确使用“美国梦”一词，并试图让其“变得更加合理”，这就要求人们“把梦想拖到光天化日之下，展示其来源”，建立一个与20世纪相称的新“美国梦”。亚当斯的《美国史诗》则普及了“美国梦”，即在美国，每个人的生活都应更美好、更丰富、更充实，都能根据自己的能力或成就获得机会。“美国梦”的理念和想象对移民颇有吸引力。在整个殖民地时代和建国早期，一些人多因追求宗教和经济上的“自由”而移民美国。18世纪末和19世纪前期，爱尔兰爱国主义者和法国激进分子则因政治“自由”而逃离欧洲，入境美国。19世纪四五十年代，爱尔兰人为躲避饥荒和政治迫害选择到美国求生。1880—1920年，以意大利移民为代表的南欧和东欧移民逐梦美国，更是掀起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移民高潮。在美国人和移民的想象中，移民在美国拥有的经济机会多于其他国家。尽管这些移民在美国遭受种族、阶级、制度等多层面的歧视与排斥，但并未完全阻止他们持续移民美国的脚步。如来自苏格兰贫困移民家庭的安德鲁·卡内基在美国成为亿万富翁，在表象层面增强了“美国梦”的吸引力。总体而言，历史上美国的社会精英多赞美“美国梦”。部分美国人也相信，美国的故事是“非凡的”，甚至是“特殊的”：在一个半世纪里，一个富饶的大陆得到“解放”，赢得“自由”，并在其独立后仅用一个世纪便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梦”促使一波又一波移民和一代又一代新美国人努力拼搏、创新发展，从而集聚起美国的巨大财富和力量。而这些论断无视美国崛起过程中掠夺印第安人，压榨黑人，剥削移民，以及海外扩张的事实。事实上，美国一直不乏怀疑、批判，甚至拒绝“美国梦”者，文学家和思想家如纳撒尼尔·霍桑、赫尔曼·梅尔维尔、马克·吐温等，都认为“美国梦”不可信。在他们看来，“胜利和失败、梦想和噩梦，都是人类的共同经历”。无论是对“美国梦”的赞美还是质疑，都证明了“美国梦”作为美国民族信仰和意识形态拥有的多层维度。在美国社会精英的话语中，“美国梦”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成功的生活方式。但正如学者阿尔弗雷德·喀巴洛所言，“并非所有人都能实现‘美国梦’”。概言之，“美国梦”是美国白人精英构建的一种美国“理想”，是一种严重失实的宣传话语，与美国历史上外来移民的实际体验普遍存在巨大落差。“进步时代”美国意大利移民的遭遇有力证明了这一点。意大利人移民海外历史悠长，不过19世纪中期以前人数相对有限。当时意大利多地严禁移民，南部尤甚，但也有人移民到美国。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是意大利人向海外移民的高峰。1876—1907年，意大利人移民总数约为1400万人，主要目的地是欧洲其他国家和美洲诸国。自哥伦布开辟美洲航路开始，意大利人移民北美的进程就未中断。然而，在1880年之前，美国的意大利人并不多。1880年堪称意大利人移民美国转折之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美国有4.4万名意大利人，其中1.2万聚居于纽约。此后20年，近100万意大利人移入美国。20世纪最初10年，又有204万5877名意大利人进入美国。其中，1907年为最高峰，当年美国接纳28万5731名意大利移民。意大利人不断涌入美国，数量远超当时任何人预料。学界多认为，“进步时代”前后的美国之所以能吸引如此多意大利移民，乃是“美国梦”所致：美国有更自由的空间、更高的工资、更多的工作机会和良好的居住环境。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凯斯勒认为，对意大利人来说，纽约就是“黄金之地”。有研究者指出，早期移民到美国的亲朋寄回故土的信件，打破了意大利乡村的沉寂生活，刺激更多意大利人移民美国。此类信件往往报喜不报忧，对美国的机会、工资多有渲染，强调在美国只要足够努力，就会获得成功。还有一些从美国返回的意大利人在故乡建造新房，采用美式照明、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房子墙壁粉刷得洁白、干净，地板铺着瓷砖，家禽、家畜和家人也各居其室。新房与传统暗脏兼有的旧房反差强烈，强化了部分意大利人视美国为充满梦想的机会之地印象。意大利移民自美国寄回故乡不乏夸张之词的信件，以及部分返回意大利者所积累的可观财富，塑造了一种带有想象色彩的“美国梦”。于是，选择移民到美国“逐梦”的意大利人日益增多。来自北意大利的卡拉·马蒂内利（Carla Martinelli）回忆，她之所以移民美国，是因为母亲反复跟她强调“美国很富有”。同样来自北意大利的阿米莉亚·贾科莫（Amelia Giacomo）1916年刚移民美国时，难掩心中的激动之情，“我很高兴来到美国，我父母的梦想真的实现了”。其父亲渴望更好的生活，早就听闻美国是“机会之地”，于是带着包括贾科莫在内的8个孩子举家迁移。当时意大利人多认为，要改善农村的住房条件，移民是唯一途径，去往美国则有可能实现中产阶级的“美国梦”。可见，意大利人移民美国，很大程度上受想象中美国作为“机会之地”的“美国梦”吸引。跨洋交通的改善，甚或经济上的吸引力，并不足以促使保守的意大利人离开故土。移民史学家大多同意，人类历史上真正的自由移民乃是极少数。意大利人移民美国，除被“美国梦”吸引外，在意大利生计艰难亦是重要原因。19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危机频仍，国民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刺激人口迁徙海外。1895—1911年，意大利失业率逐年上升。与此同时，随着人口增长，贫穷和饥荒也在加剧。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以致在意大利南部，农民觉得自己不过是一条“卑微的蚯蚓”。在梅索兹阿诺，走投无路的农民于1898年初发起暴动，袭击当地面包店、商店和仓库。3月，骚乱已从南意大利蔓延到那不勒斯、托斯卡纳等北部诸地。同时，意大利的传统农业在与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化农业竞争中败下阵来，走向没落。意大利经济濒于崩溃，人们生活困难，对未来无望，刺激他们渴望逃离到海外寻找生存之机，去美国便成为最主要的选择之一。贾科莫回忆，其父正是因为受够了意大利的贫穷而选择移民美国。20世纪初的意大利移民斯特凡诺·米勒（Stefano Miele）坦承，除少数例外，意大利移民都是出于经济原因涌入美国的，“我离开意大利到美国来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大多数移居美国的意大利人都是如此”。有研究者指出，“移民离开意大利，不是为了发展与国外的关系，而只是为了挣钞票”。同其他移民群体一样，连锁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意大利人前往美国。1887年，弗朗西斯科·巴隆（Francesco Barone）移民美国，他的几个兄弟和堂兄妹也随其而至，他们一起组成一条从瓦莱多尔莫（Valledolmo）小镇出发的迁徙链。奥拉齐奥（Orazio）是最早追随弗朗西斯科脚步移民美国的亲戚之一，10年后他带着妻子和3个孩子移民美国。来自意大利北部的玛丽安·里卡（MarianneRiqa）回忆，她是在父亲移民美国数年后才随其移民的。然而，“美国梦”的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给怀揣梦想来到美国的意大利移民造成巨大心理落差。他们长期处于美国社会底层，中产阶级的“美国梦”于他们绝大多数人而言终究成了“梦”。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多定居在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费城、芝加哥、布法罗和罗切斯特等大城市，从事的职业甚为多元，突出特点是基本为社会底层非技术劳动。意大利男性主要集中在蓝领职业领域，处于技能等级的低端。从早期开始，意大利人最广泛的就业领域之一是公共工程建设和维护。在19世纪末的旧金山，数百名意大利移民从事铺路、铺设输气和供水管道等工作。1906年的地震和大火将城市摧毁后，意大利人帮助重建该城。纽约市庞大的地铁系统以及许多街道和建筑，多由意大利移民劳工建造。在芝加哥，意大利人取代爱尔兰人成为街道和公路主要建设者。1900年的纽约，所有10岁以上的意大利男性工人中，近1/3为非技术工人，14%是半熟练的理发师、服务员和擦鞋匠，15%为熟练的鞋匠、泥瓦匠和裁缝，11%是小商人和小贩，剩下的27%从事各种半熟练和熟练工作。外出工作的意大利妇女移民集中于制衣、糖果和烟草生产及家政等少数行业，制衣业占比超过一半。据美国劳工局调查，16岁以上的女性劳工中有近1/3是意大利人。在纽约和费城，从事服装业的意大利女劳工分别占总劳工人数2/3和1/2。采矿业是意大利男性移民颇为集中的行业。移民委员会调查发现，仅在烟煤开采方面，他们就占全部劳动力的1/8。1910年，伊利诺伊州产煤县有1万8489名意大利矿工。在金属矿山中，意大利人的工作同样举足轻重。在密歇根州北部的铜矿区，意大利工人估计达到8000人。在蒙大拿州、犹他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科罗拉多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也有或曾有大量来自意大利的工人从事铜矿和银矿开采。来自南意大利的移民彼得·莫西尼（Peter Mossini）回忆，其父就是宾夕法尼亚的煤矿工人。此外，码头工人也是意大利人从事的重要职业。20世纪初，在美国所有重要港口的雇员中，他们占比超过1/3。总体而言，意大利男性移民大多从事爆破、混凝土搅拌、开矿等繁重危险的体力劳动。意大利人从事的高强度、高危险工作与其低工资极不相称。他们的工资几乎总是处于美国社会最低水平。1895年，为满足纽约市需要，克罗顿水库修建时，一则招聘劳工的公告中列出3种普通劳工的日工资表：白人1.30—1.50美元，黑人1.25—1.40美元，意大利人1.15—1.25美元。同样，在美国南部，意大利人的工资不仅低于白人，也普遍不如黑人。雪上加霜的是，意大利人的失业率长期处于高位。1914—1915年，波士顿联合慈善机构接济的案例比前一年增加40%，但在意大利人聚居区，则增加300%。以致在美国的意大利官员反复向其政府报告，此地的意大利人失业严重，建议移民暂缓进入美国，甚至彻底中断移民。一位驻美国的意大利官员建议意大利人避开美国，因为移民“刚一上岸，就发现美国并不适合他们”。就拥有住房率指标来看，美国的意大利移民也落后于其南美同胞。以纽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例，1904年16%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意大利人拥有住房，远高于当时整个城市人口9%的住房拥有率。换言之，当年意大利人占该市人口的24%，却占住房的45%。而1909年美国对曼哈顿524个意大利家庭的调查表明，只有1.3%的家庭拥有住房。尽管统计样本有限，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纽约的意大利人拥有住房的比例，仍远低于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同胞。最初移民到美国的意大利人，在连锁移民和文化吸引下，逐渐形成被称为“小意大利”的族裔聚居区，内部往往被划分为“小西西里”、“小卡拉布里亚”等。文化相近、习惯相同的人生活在一起乃人性使然，也是相互帮助以适应新生活的需要。况且，由于美国社会排外情绪强烈，意大利移民除了与同胞聚居外，并无更多选择，久而久之便形成颇具规模的贫民窟。贫民窟肮脏的街道和拥挤的环境并不吸引人，但这是意大利移民实现快速就业的首选居所。贫民窟的街道是信息小道，信息可转化为谋生之机。由于租不起像样房子，意大利移民几乎都选择最便宜的地下室和廉价公寓。多数情况下，他们与阳光和新鲜空气隔绝。据丹麦裔美国社会改革家雅各布·里斯报道，意大利人居住的贫民窟，“即使是卫生部门的乐观主义者，也会把大部分公寓打上糟糕透顶的标签”。对很多意大利移民而言，曼哈顿的贫民窟区成为他们的新家。1893年，纽约下东区的意大利社区被描述为“纽约最肮脏的地方之一”。此处充满腐烂蔬菜和令人作呕气味的街道中，挤满意大利人。在廉租房里，意大利移民多个家庭“住、吃、睡在一个房间”，一个80平方英尺的房间通常要挤10余人。意大利移民居住拥挤的重要原因，是寄宿家庭的普遍存在。早先抵达者为增加收入和给后来者提供方便，往往在自己所租房子接纳众多移民。族裔隔都广泛存在，事实上导致意大利人与美国主流社会隔离。1910年，美国意大利人的居住隔离指数高于任何其他移民族群。在布法罗等9个城市，7城的意大利人比黑人受到更严重隔离。美国意大利移民在城市中的隔离聚居，一方面培养了意大利人的社区认同感，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更易被排除于主流社会生活外。此种隔离既有意大利移民的自主选择，更是美国社会排斥所致。恶劣的居住环境给意大利移民带来严重后果，如加剧犯罪和疾病传播，导致新生儿死亡率长期居高不下。美国劳工史家约翰·康芒斯认为，大量意大利人挤在美国城市，无法独立自主，而移民也会被城市所拖累。1900年，美国每1000名意大利移民新生儿中，就有387人夭折。新生儿的高死亡率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所好转。总而言之，“进步时代”美国的意大利移民以非技术农村移民居多，他们从事美国社会最底层的职业，且工作不稳定，工资极低，被隔离在拥挤的贫民窟，经常受到传染病威胁，在社会中多遭歧视，同化受阻。意大利家庭规模很大，意味着其成员为满足日常生活开支需不断奋斗。移民离开意大利是希望摆脱经济困难，然而他们在美国同样面临贫困问题，同时还要应对美国主流社会歧视与排斥，适应异域社会等新挑战。对于多数意大利移民而言，他们在美国所遭受的排斥和歧视，以及长期居于社会底层的境遇，与其移民美国时的期望落差甚大。与意大利移民恶劣工作和生活条件相应的是，“进步时代”的意大利移民还遭受美国历史上最激烈的排外浪潮之一。美国社会对意大利人的偏见几乎无处不在，尤其是对意大利南部移民。美国人首先质疑意大利人的“白人”身份。1911年，美国移民委员会辩论是否应将“南意大利人视为纯种高加索人”，许多代表给出否定回答。极具影响力的迪林厄姆委员会报告认为，北部和南部意大利人“在语言、体格、性格以及地理分布上都差异甚大”，前者“冷静、深思熟虑、耐心、务实，并且有能力在现代文明的政治和社会组织中取得巨大进步”，而后者“易激动、冲动、想象力丰富、不切实际”，且“对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缺乏适应能力”。美国土生白人也将自己与意大利人区分开来。1912年，移民限制联盟创始人之一普雷斯科特·霍尔（Prescott Hall）在《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发文称南意大利人在种族上部分是黑人，暗示种族和肤色决定了一个人的品质，而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则拥有最佳品质。爱德华·罗斯等社会学家也提出类似论点。罗斯警告说，南意大利人不适合成为美国公民，他们有大量非洲血统且“缺乏智力”。《世界工作》杂志于1914年发文，敦促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一项类似排亚的限制意大利移民立法，强调南意大利人不适合自由民主的共和政府，对美国政府“构成了直接威胁”。洛斯罗普·斯托达德是一位忠实的北欧至上主义者，他对来自意大利的无限制移民发出警告，认为作为“低级人类”的意大利人，比战争和革命更危及美国未来。事实上，美国社会对意大利人的“非白人”定义主要基于意识形态偏见，而非生物特征。美国报纸反复强调南意大利人“有害”、“不受欢迎”，是“最底层”的人，是所有外来移民中最大的“潜在威胁”。美国人类学家乔治·多尔西（George Dorsey）在《芝加哥论坛报》发文称，意大利人是没有男子气概的野蛮人，与东方人相近，“在健康、身材、力量、主动性、教育和经济方面都很弱”，其“价值观值得怀疑”。美国许多地方政府、政治家、工会和雇主同意多尔西的观点。大量公共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著书立说，讨论以意大利人为代表的南欧和东欧人对美国社会、文化和身份认同构成的“威胁”。在这一过程中，对意大利移民的歧视和限制思想得到强化。曾担任纽约州移民委员会秘书的弗兰克·朱利安·沃恩坚称，新移民是“偏好专制和寡头政治而非民主的劣等种族”。在《伟大种族的消逝》中，美国优生学家麦迪逊·格兰特警告，美国正在滑向“种族自杀”（racial suicide）深渊。1914年，新教圣公会主教查尔斯·布伦特（Charles Brent）认为，以意大利移民为代表的南欧移民对美国的威胁，远超以日本移民为代表的亚洲移民。美国普通民众认可并接受上述观念。在纽约、芝加哥、布法罗和费城等北方城市，各移民群体强烈抵制意大利人涌入其社区。其他族群社区对意大利人的敌意如此强烈，以致“店主不愿卖给他们食物，房东也不愿将房子租给他们”。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意大利人是混乱的同义词，是易犯罪的暴民。一名美国人在赞扬墨西哥劳工时称，他们不像意大利人那样脾气暴躁，经常打架。在美国人看来，限制南意大利移民将降低美国的犯罪率。美国报刊在描述意大利人聚居区时，往往将其贫困、肮脏、龌龊归咎于种族。由于普遍排斥，美国社会针对意大利移民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最典型的是1891年新奥尔良针对意大利人的私刑事件。1890年10月15日，新奥尔良警察局局长大卫·亨尼西（David Hennessey）被杀，意大利人被怀疑是凶手。负责调查该事件的“五十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Fifty）确信黑手党策划了谋杀。1891年3月13日，9名意大利人因该事件受审，6人被判无罪，这让当地土生白人大为震怒。次日，新奥尔良爆发大规模集会，一名叫威廉·帕克森（William Parkerson）的政客发表演说指出，“当法庭失败时，人民必须行动起来”。在一番煽动后，暴民冲向监狱，枪杀11名意大利人。该事件是美国排斥意大利人的一个转折，意大利移民正在扰乱美国社会的观念得到愈来愈多美国人认同。此后，美国社会针对意大利移民的暴力多有发生。即使入籍美国后，意大利移民所受歧视和暴力也没有消失。美国社会的排外运动，最终目标是限制乃至禁绝移民。反意大利人的情绪还表现在，一些地方歧视性立法旨在将其排除于某些工作之外。1894—1895年，纽约州采取措施暂禁所有外国人从事州和地方公共工程项目相关工作。1909年，纽约市将公民身份作为成为律师的先决条件。美国国会为调查移民问题在1907年成立迪林厄姆委员会，该委员会1910年12月向国会提交详细调查报告，自称是“客观和科学的”，事实上其立场远非中立，它将所有移民按种族分类，暗示盎格鲁—撒克逊人最优越，意大利人则是劣等的，容易犯罪，是贫穷的机会主义者，应予以控制。该报告赞成限制移民，建议将读写能力测试作为拒不受欢迎之人于门外的手段。迪林厄姆委员会的报告强化了已流行于美国的排外主义运动，为美国社会立法限制移民提供了依据，限制意大利移民的呼声日高一日。1917年，文化检测法通过，但该法律并未有效限制移民。经过美国排外主义者鼓噪，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终于颁布有效限制外来移民的法律，即《1921年紧急配额法》和《1924年移民法》。前者将每年进入美国的人数限制在1910年人口普查中该国移民人数的3%内，将欧洲移民总数控制在35万人之内。然而，1921年的移民法没有达到排外主义者限制移民的目标。于是，1924年的移民法开启对移民更进一步的限制，规定以1890年的外国出生人口为依据，每年只允许2%的人入境，欧洲移民总数相应减少到约15万人。某种程度上，1924年移民法专为减少意大利移民设定。依据该法，意大利移民年度配额从4万人减至3660人。意大利移民在美国遭受普遍且严重的歧视和排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同化进程。在移民委员会对满足年龄和居住要求的外国人调查中，意大利移民中北意大利人只有1/4、南意大利人只有1/6归化为美国公民。意大利移民的同化速度总体较慢。美国社会倾向于强调，意大利人缺乏同化意愿是其难以同化的主因。事实上，这是一种倒果为因的论断，美国社会缺失同化意大利移民的宽松环境和渠道，才是意大利人同化缓慢的决定性因素。概言之，许多意大利人一到美国就遇到强烈而普遍的种族歧视和偏见。他们在美国受排斥的经历，变成了与“美国梦”截然相反的“噩梦”。“美国梦”究竟意味着什么？在美国的精英话语中，对美好、舒适、幸福生活的渴望，使“美国梦”成为一种充满激情的理想，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情感文化，是美国定义“何为美国”的一种规范性愿望，也是吸引移民的重要话语。然而，对于逐梦美国的移民而言，能否实现“美国梦”则是另一回事。通过前文分析可知，即便是被美国联邦政府各种移民立法和统计明确定义为“白人”的意大利移民，在“进步时代”的美国也遭受极端排斥和歧视。尽管身在美国，但“美国梦”于他们而言，仍是难以触及的梦想。他们在美国的现实体验，与“美国梦”所虚构美好愿景之间的落差可谓云泥之别，最终无奈返回故国者所在多有。对于美国外来移民而言，“美国梦”之所以难以实现，与美国社会的种族观念、文化传统、政治制度，以及“美国梦”的本质等诸方面因素密切相关。首先，美国是一个带有浓厚种族主义偏见的“白人至上”国家，结构性种族主义已深嵌美国文化传统之中。诚如德国学者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所言，种族主义本质上是为白人种族优越论正名的伪科学产物。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是这种“优越论”的虔诚信仰者和积极践行者。美国移民史家约翰·海厄姆在《国土上的陌生人》一书中，明确将“种族主义”视为美国三种最典型的排外主义话语模式之一，且是最重要的话语。他指出，种族主义是美国历史上一种显著意识形态，长期主导美国的族群关系和美国主流社会对移民的态度。同样，在整个美国历史上，“美国梦”理念都以主流白人的标准为旨归，后来者认同、融入它，才有可能被“美国梦”眷顾，而“那些不符合这一模式的人则逐渐消失了”。白人至上已演化为美国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从根本上定义了“美国梦”的本质。而“进步时代”的意大利移民被视为“非白人”，他们在制度性种族主义无处不在的美国，遭遇多重歧视与偏见，且无法逃离。白人精英的“美国梦”既没有将其囊括在内，也与他们无甚交集。其次，美国法律对外来移民阻遏甚多，在20世纪初即对以意大利人为代表的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进行限制，并在归化入籍方面多设障碍。最为典型的是《1924年移民法》，该法基本禁绝了东欧和南欧的移民入境美国。美国1906年的新《归化法》在商业和劳工部下的移民和归化局内成立归化司，由来自弗吉尼亚的理查德·坎贝尔（Richard Campbell）负责制定严格的移民归化政策，在延长移民归化年限的同时推行入籍教育，以使归化的美国人“标准化”。意大利移民归化为美国人的难度因而增加，他们以“美国公民”身份维护自身权利的机会更为渺茫。再次，移民所想象的“美国梦”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可谓异若霄壤。美国社会精英所构建的“美国梦”想象，带有明显阶级属性，仅限于美国社会上层。他们掌握着政治权力和各种社会资源，通过立法和煽动社会思潮等方式，将权力和权利固化。其结果是美国社会学家厄尔·怀松等人所说的，“日益增长的不平等以及从未有过的固化的阶级体系”出现。意大利移民抵美后多两手空空，也无社会资源，在美国精英主导的社会中权利和权力两缺，鲜有向社会中上层进阶的机会。质言之，以意大利人为代表的广大移民所想象的美国“遍地都是上升机会”的“美国梦”并不存在，歧视与排斥是他们在美国所面对的现实。移民在美国基本只能从事繁重、肮脏、危险且工资极低的工作，缺乏基本稳定性和安全性，遑论退休保障。他们成了美国学者伊丽莎·格里斯沃尔德所说的“压裂的底层”。在美国本就覆盖有限的福利制度，同这些移民毫无关系。最后，美国崇尚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体制带有明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美国史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揭示社会达尔文主义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美国思想的一股洪流。美国社会借用达尔文主义话语，对内强化对非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实施种族主义剥削和歧视，对外则主张帝国主义扩张。资源和权力尽占的盎格鲁白人，以社会竞争中的“优胜者”自居，视意大利人等外来移民和有色人种为“低劣的种族”。这种观念同当时流行的优生学结合，促使排外主义者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有效政策以“净化”美利坚民族，以意大利移民为代表的南欧和东欧移民首当其冲。不同种族和阶层之间的巨大不平等，是美国社会制度和公共政策面临的长期挑战。随着美国历史发展，即便是白人精英构建的“美国梦”也越来越简化为经济上的成功。总体而言，由于不平等的阶级结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以及中产阶级的收缩、经济两极化和阶级固化现象加剧等，“美国梦”理念的美好允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难以逾越。结构性的种族主义和阶级、性别歧视，在美国公共领域持续存在。虽然美国联邦法律规定，“基于种族或性别的歧视性雇佣、薪酬和晋升做法在工作场所是非法的”，但法律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仍难逾越。结构性阶级歧视是一股强大而隐藏的力量，“这种力量有助于强化阶级体系”，维护精英阶级和其他特权阶层的利益。精英对自我阶层的强化，使美国外来移民和社会中下层人士进入上层的机会更渺茫。正如美国学者卡罗尔·格雷厄姆所指出，“在美国，贫穷的代价甚高，物质的匮乏还不是最要紧的，而让‘美国梦’黯淡的则是穷人缺乏摆脱贫困的机会，他们往往陷入一种世代贫穷的循环之中”。“美国梦”中关于成功的承诺，如果没有平等的机会，“就会变得空洞”。这是对历史和当下“美国梦”的如实表达。不可否认，带有强烈理想色彩的“美国梦”代表一种共享文化理念，在美国具有广泛影响；同时也超越美国，是其软实力的一种体现。“美国梦”的想象在美国有一定群众基础，有相当部分美国人表达了对“美国梦”的向往，甚至在很难实现“美国梦”的社会底层、少数族裔和非法移民等弱势群体中，也不乏“美国梦”的追逐者。作为理念的“美国梦”有其吸引力，美国的外来移民经常遭遇令人难以置信的排外主义，但这未能完全阻止一些人移民美国的脚步。此种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激发“美国梦”信奉者追求更好生活的潜能，因之成功者并非个例。但这种成功与美国社会精英“美国梦”内涵中“自由”、“平等”的环境和机会并无直接关联，而是个人成功冲破美国社会各类障碍的励志故事。美国“进步时代”，关于“美国梦”内涵的相关论述已广为流传，并跨越大西洋，在欧洲也流行一时。怀揣梦想的意大利人，受想象中“美国梦”的吸引而逐梦美国。他们要付出诸多沉重代价，除昂贵交通费用外，还要在移入地尽快寻找新居和工作，切断同故土的牵绊，面临新社会不可预知的各种挑战。然而，他们进入美国后，长期处于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进程艰难缓慢。同时，意大利移民还遭受美国社会广泛歧视、排斥乃至暴力，多数人对理想中的“美国梦”产生幻灭感。这表明对“进步时代”的意大利移民而言，美国人所定义的“美国梦”难以触及。美好理想与艰难现实间的巨大落差，是“美国梦”的突出特征和内在本质。“进步时代”之后，美国的意大利移民潮结束，美国社会对意大利移民的偏见随之趋缓，接纳度上升。20世纪20年代短暂繁荣的美国经济，掩盖了包括族裔冲突在内的诸多社会矛盾，意大利移民在这波经济高速发展中受益。由于他们逐渐归化为美国公民，因而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增加，政治参与度缓慢上升。二战爆发后，意大利移民视之为他们展示对美国忠诚的良机，其间有超过55万人在美国军中服役，并屡获军功。由于意大利移民在二战中的突出贡献，他们在战后被纳入美国主流白人之中，成为“白人”。总体而言，“美国梦”带有明显的“白人中心主义”色彩，影响了美国的民族意识。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只有在成为“白人”后，才能获得相对平等的社会进阶机会。“美国梦”本质上是为“白人至上”和“白人优越”辩护的话语，是建立在美国主流白人对土著印第安人的清除，对黑人长期奴役，对广大外来移民严酷剥削，以及对外扩张掠夺基础之上的。美国民众也日益意识到这一问题。美国社会阶级日趋固化，使得“美国梦”精英特征更为突出，不同阶层在社会资源的占有上落差甚大。阶级不平等及财富和收入的巨大差距，严重影响美国社会中下层和少数族群向社会上层攀登的机会。不同阶级之间难以愈合的机会鸿沟，会强化精英和特权阶级的利益，使社会中下层更趋边缘化。这种趋势不仅危及美国的繁荣，也会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历史研究》投稿系统已进行全面安全升级，升级后登录域名变更为https://lsyj.ajcass.com/。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关注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官方微店，订阅《历史研究》《历史评论》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