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近代史，有一个问题总是萦绕人心头，直到今天，还有人在追问。
这个问题就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为什么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这个问题又被称为李约瑟之问，或者李约瑟难题。
一百多年来，无数学者都给出过解释，无一例外都指向了一件事：那就是明清的闭关锁国政策。
由于明清政府闭关锁国，中西方的文化科技交流被迫中断，中国错过了世界科技革命的浪潮，从此落后于世界。
这个答案可以说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全体中国人的共识。
然而，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人们渐渐发现，闭关锁国其实并不是明清两代统治者的共识，在明朝有著名的“隆庆开关”，在清朝，康熙皇帝身边更有大批的传教士，民间商贸也从未中断。
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闭关锁国”，是把某几个君主统治时期的政策，笼统成整个明清时代的政策了。
实际上，自明朝末年以来，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十分频繁，到清初，双方都保持着相对正常的交流，直到雍正帝即位，发布了禁止西方传教士来华的政策，中西方这才逐渐中断了交流。
今天路sir要分享的这本书《康熙的红票》，讲的就是这个过程。
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张康熙皇帝1716年发去欧洲的谕令，内容是寻找他派去罗马多年而杳无音讯的洋钦差。
这份谕令呈朱红色，历史上又称“红票”。因正史中没有记载，红票的来历一直成谜。
这张“康熙的红票”，直白点说，是康熙发往欧洲的一份寻人启事，所以这本书其实也可以叫“康熙的寻人启事”。
康熙要寻什么人呢？怎么还找到欧洲去了？我们先卖个关子，从故事的源头说起。
公元1647年，自清军入关、崇祯皇帝自缢，已三年了，但清军统一的步伐还没停下，各地的农民军势力和南明小朝廷依然活跃。
为了消灭四川的张献忠政权，皇太极的长子豪格率军西征，在一众俘虏之中，有人发现了两张异国面孔，这两人一个是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叫利类思，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岛，一人叫安文思，来自葡萄牙。
两人早在崇祯九年就已经来华，因为被张献忠的军队俘虏，现在又被清军俘虏，得亏是两张醒目的洋人面孔，不然早就成了屠刀之下的两具尸首。
这两个传教士因为被清军俘虏之后，就被人上交给了主帅豪格，成为了他的家奴。而豪格贵为皇太极的长子，又是日后与多尔衮争权的最大对手。
可以说，从这里开始，传教士一脚踏到了未来中国最核心的权力圈子边缘，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未来的康熙将和欧洲世界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实，当时的中国，还有不少像他们一样的传教士，比如著名的天文学家汤若望。
应该说，像利类思、安文思这些传教士，不仅是明清易代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
甚至可以说，这些传教士站到了哪一方，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哪一方的胜利。
因为他们不仅带来了耶稣基督的信仰，还有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杀伤性武器——大炮。
明朝中后期，全球航海业和造船业迎来了大发展，一大批西方传教士乘着商船，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沿海。
为了更好的传教，传教士大展身手，各展所长，比如，有的在传教士擅医术，而有的比如葡萄牙传教士就给明朝君臣献上了自家生产的红衣大炮，用来对付正在崛起的女真部族。
大炮的威力没得说，明军很快就把这批大炮运到了前线，把气吞万里如虎的八旗兵打得屁滚尿流，就连其首领皇太极，据说可能就是死在大炮之下。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明朝可以凭借大炮消灭满人的时候，原本处于弓马骑射原始阶段的女真人，突然实现了科技大跨越，造出了明朝的同款大炮，在公元1631年的大凌河之战中，满人就用大炮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
明清双方都意识到，来自西方的传教士是制造大炮的关键，谁能拥有更多的传教士，制造更多的大炮，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明朝这边，前线将领纷纷要求朝廷制造大炮雇佣洋人。但朝中负责决策的文官却对洋人充满警惕，一批受雇而来的葡萄牙火炮手，不得不返回澳门侯旨。直到明朝灭亡，两派也没争论出一个统一的结果。
而清军这边，皇太极不仅重视，还特别成立了单独的汉军旗，任命与传教士有密切联系的佟养性为负责人，专门负责大炮的制造和使用。
17世纪的中国，骑着马挽着弓箭的八旗兵，跟在洋人的大炮和炮手后面，一路摧枯拉朽，摧毁了明朝引以为傲的城墙，也摧毁了整个明王朝。
科学技术的高地，你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从明朝灭亡到清朝建立，传教士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而明清时期，中西方不仅交流频繁，西洋人甚至还能在中国的军队和朝廷里参与政事。
不过，与康熙母亲家族关系密切，却并没有在康熙帝即位之初让两位传教士得到重用，相反，还遭遇了一个重大政治危机，一场发生在清朝高层的满汉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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