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7日，湖北武汉，一台就业求职机器人亮相招聘会。视觉中国图
你担心AI取代自己的岗位吗？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吕国泉注意到这一问题，AI发展提升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劳动强度，催生了一批新职业新岗位，但也对传统产业就业岗位带来一定冲击。
作为长期关注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打工者代言人”，吕国泉理解人们心中的担忧。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作为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部分，我觉得这样的声音应该被关注，这种焦虑也值得被重视。”
他指出，当前就业服务体系仍以传统就业模式为基础，难以应对AI快速发展下大规模岗位转型和技能更新需求。针对这一现状，他建议，提升劳动者技能，增加新就业岗位，制定AI背景下保障就业政策措施，确保AI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会对就业市场造成过大冲击，兜牢稳就业底线。
被取代的焦虑
南方周末：你今年关注AI发展对劳动者的影响，能否谈谈关注的背景？
吕国泉：很多人在欢呼拥抱AI发展，我觉得这是大势所趋，但作为工会工作者，我们更关注普通劳动者在AI浪潮中的处境。它是一颗很小的石子，但引起了很大的波澜。例如去年武汉的“萝卜快跑”无人驾驶项目引发热议，网友担忧网约车司机饭碗受冲击，其他行业也在担心简单劳动岗位被替代。
今年2月，上海一家化妆品公司提出“AI替换岗位”再次引发关注，有消息传老板将用AI替代化妆品设计等创造性工作，人们意识到，这波浪潮不仅影响体力劳动者，还可能波及脑力劳动者。作为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部分，我觉得这样的声音应该被关注，这种焦虑也值得被重视。
南方周末：最近各地“AI公务员”上岗屡被报道，焦虑面相似乎越来越广。
吕国泉：我觉得有焦虑是很正常很自然的，毕竟它的冲击力很大，不限于个别行业，包括公文写作、剧本创作也受影响，它是一种社会性焦虑。
但是每个新的技术诞生，不仅会淘汰一部分传统岗位，它也会催生出新的岗位。失去原有岗位的劳动者，可能无法匹配新催生的岗位，身份不能够及时转换，存在摩擦性失业。因此，在淘汰和催生中间，时间跨度应该尽量缩短。
我觉得，“AI公务员”上岗还是值得肯定的，它可能降低原有公务员的劳动强度，减少他们的重复性工作，使他们更有精力做创造性的工作，譬如面对面服务群众的工作，需要用心灵沟通的工作，这些可能是AI代替不了的。
南方周末：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应对这种冲击？
吕国泉：从宏观角度考量，我觉得应当对大众焦虑给予必要的关注。比如在制定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政策上，要考虑会受到影响冲击的劳动者，不管是技术工人、重复性的体力工人，还是创造性工作岗位人员，都应该有相应的安置救济办法，这样做也会减轻新技术发展的阻力，否则这些偏负面的社会议论声音，本身也会影响或阻挠新技术发展。
南方周末：这也是你提到过的“兜牢稳就业底线”。
吕国泉：对，做好部分受到冲击的劳动者的安置工作，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服务，加大对低技能劳动者保护和扶持力度，通过税收减免、就业补贴、职业培训和技能再提升等措施，帮助他们快速掌握新技能。
这样本身也是保证就业平稳过渡。无论社会、用人单位或劳动者个人方面，考虑重点都应该是多方共赢。如果急于迎接新技术，可能会欲速则不达，适得其反。
南方周末：在就业安置方案上，你有什么构想？
吕国泉：我们可以大力发展AI衍生行业，如AI风险管理机构、以AI为基础的服务业、教育培训等，催生“AI+行业”复合型岗位，或者说衍生岗位，这样可能也会减轻大家的负担。还有就是，开发AI职业导航系统，实时分析岗位需求图谱，减少摩擦失业周期。据有关方面测算，2025年AI领域预计净新增200万个就业岗位，集中在算法工程师等高技术岗位。
南方周末：据你了解，有哪些可供借鉴的方案？
吕国泉：西班牙《数字权利宪章》规定企业使用AI替代单一岗位比例不得超过30%，剩余工作必须保留人类参与决策权。韩国设立AI特别附加税，按自动化程度征收0.5%-3%就业保障基金，用于失业者过渡补贴。日本丰田将生产线自动化节省成本的20%转为员工技能基金。这些做法可以借鉴参考。
吕国泉。受访者供图
劳动者的“二次开发”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目前还出现了哪些问题？
吕国泉：目前，就业门槛提升，技能错配问题凸显。AI快速迭代，对劳动者要求越来越高，现有劳动力技能结构与新岗位需求存在较大差距，“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
从我的角度来讲，要提高劳动者的技能素质，同时也要引导他们改变就业观念，我们以前也提出过这个问题，有些青年更愿意做自由度较大的新业态工作，这些岗位饱和度较高，相对艰苦的制造业岗位招工就难。但是毕竟现在是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的时期，我们希望劳动者不要扎堆，积极行动，也在敦促招工难的企业适当增加工资待遇，提高岗位吸引力。
南方周末：你之前说的技能错配问题如何解决？
吕国泉：这是个老问题，我们总工会是把加强技能培训作为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我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此前发布了《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24年10月12日印发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实际上这些政策的重点之一，就是想着如何提升劳动者的技能素质，帮助劳动者提高自己的技能来解决错配问题。
现在是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各方面，共同面对这一问题，劳动者本身也要有主动学习的意识。我们跟教育部举办的全国农民工“求学圆梦行动”，同样也是如此，增加我们劳动者的技术含量，让他们成为多面手，这样他们的选择余地就更大，就业的机会就更广泛。
南方周末：新技术不断发展，我们应该怎样做好技能培训？
吕国泉：我觉得，可以在制造业集聚区建设“AI技能实训基地”，加大对45岁以上转岗职工和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培训。支持企业参与职业培训和再就业计划，落实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督促企业按职工工资总额1.5%至2.5%足额提取职工教育培训经费，用于职工培训。要健全完善终身培训体系，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培训、在线教育和技能提升机制。
南方周末：为什么会重点关注45岁以上转岗职工和农民工等群体？
吕国泉：去年我就在关注这个问题，大龄转岗职工或农民工年龄偏大，原有技术技能知识结构可能相对陈旧，对现有岗位的适应力可能存在差距，所以需要重点为他们补充更新换代所需的必要技术，就像二次开发一样，对他们进行技能培训，使得他们成为被市场需要的人。在制造业集聚区做AI技能培训，可能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南方周末：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担任着怎样的角色？
吕国泉：应该讲，企业是解决问题的主体，要承担它的社会责任，应当将劳动者的就业问题和技能培训，视作关系着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问题。政府在其中起到提倡鼓励支持帮助的作用，最主要的还是企业，它的作用不可替代。我们应当支持企业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为劳动者提供更丰富的就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