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旧书淘友都有从目不暇接到初识门径、再渐入佳境的转换性体验，就是人在书中求知陶冶、提升内涵，书也随人增加效用、拓展外延，这部大约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上海图书公司福州路门店淘来的《心太平室集》，就是一例。
《心太平室集》作者张一麐（1867—1943），亦作一麟，字仲仁，别署心太平室主人，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清末特科进士，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延揽入幕，入民国后历参北洋政府顶层机要，因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而辞职出京。九一八事变后，他在苏州以倡设“老子军”抗战和营救救国会七君子，赢得社会敬重。全面抗战爆发后去重庆，有“首席参政”之誉。本书是他殁后四年，由通家世侄顾廷龙先生汇其生前未刊诗文遗稿笔记杂著等分卷编定，于1947年9月付梓。堪称稀见的是当时“旧平装”已成为图书出版普遍形态，但本书却是温润古雅的一函四册的线装书，活字套印，装订精美，没有出版和印制单位，也没有定价，推想是沿袭古人做“家刻本”分送亲朋、留传子孙的传统。
且说我在上海图书公司福州路门店看到此书时，还是一个利用厂休日业余淘书的“青工”。张一麐何许人不知道，《心太平室集》也从未耳闻，一见钟情是因为这么精美的一套线装书只标十二元，那张钤有“文物不准出口”印章的购书发票至今还夹在书里。后来省悟这个印章不是店家自作多情、就是当我“洋盘”，不过四五十年前的我在做没有半点技术含量的仓库搬运工，月奖十元，全厂最低，可是再加上二元便能购藏一套“文物”，那绝对是捡了大漏！现在看，这部“三无”图书尽管用年代衡量还称不上“文物”，以其兼备金融巨子众筹的来历，钱大钧、叶恭绰、叶景葵等各界名流题书钤印，顾廷龙亲手校辑题照，韩国钧、唐文治作序，以及在民国旧平装中独出其秀的线装形态和“家刻”版别，在书史和版本意义上还是有收藏价值的。
旧书是特殊“文物”，可供摩挲鉴赏，还能翻翻看看。我先从黄炎培、钱基博所写的张一麐传记和轶事状，以及郭沫若、王宠惠、邵力子、梁漱溟等一众名家的回忆和纪念文章看起，这才惊讶地发现，这位从未听说过的作者，其半世阅历居然足当北洋军阀从兴起到覆灭的历史见证。当时我正跟着市委党校李海生先生学习写一点读史札记之类，听我告知其人其书后，他也很感兴趣，于是一起研求探讨，拓展阅读，终于在日积月累中慢慢地整出一部张一麐传记。坏消息是那会儿出版社的编辑与我们一样，也不认识张一麐，所以书稿未能推销出去；好消息是传主的游幕经历开启了我们对传统幕僚文化的探讨与书写，由此形成的《中国幕僚制度考论》和《幕僚政治》都付刊了，自然都少不了《心太平室集》提供内容与参考。
继续去福州路淘书的同时，我与上海图书公司的关系也经历了从读者到作者、再到被接纳成为编辑的角色转换。从此与也是资深淘友的总编辑金良年先生一起近水楼台，天天结伴在午休时淘书。淘着淘着，他起了利用旧书编纂一套“民国史料笔记丛刊”的念头，策划停当后交我执行，陆续出书几十种，其中《古红梅阁笔记》就是我从《心太平室集》里辑出整理的，其对清末民初政坛内幕的披露，定义了该书珍贵的史料价值。套用“一鸡三吃”的俗语，这部我做读者时开卷增知、做作者时参考取材、做编者时又发掘资源的民国线装书，亦可谓“一书三用”了。